“西体中用”的王国维诗学理论建构论

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跨文化语境中以"西体中用"不平等的对话模式建构起来的诗学理论。王国维在建构其诗学理论时,把康德、叔本华美学为代表的西方美学当作普遍真理,而把中国美学传统当成研究材料,从而导致对中国真正的审美理想和诗学传统形成一种遮蔽和压抑。王国维的"境界说"既不是学术界长期所认为的中西诗学融合的产物,也不是有的学者所认为的中国传统诗学的延续和继承。从作品和作者两个层面对王国维的"境界说"进行解读,可知"境界说"理论基本上本于叔本华认识论美学的"直观说"和"天才论",而学术界长期将他的"境界说"当成"中国的最高的审美理想"和中国诗学的集大成,这纯属一种误解。

共通语境下中日左翼政治讽刺诗的文本关联及诗学共构——以任钧和中野重治为中心

作为世界无产阶级诗歌的组成部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日左翼政治讽刺诗,在理论建设、文本世界、诗学精神等方面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现代讽刺诗长期处于被漠视的尴尬处境,即使是中日左翼政治讽刺诗也极少有论者对其系统地进行比照性审视。文章以任钧和中野重治的政治讽刺诗为考察中心,主要借助诗歌文本分析,探察共通语境下中日左翼政治讽刺诗的文本关联及诗学共构,以期找寻中日左翼诗歌共生与发展的时代特征,为中日左翼诗学研究提供新的切入视角。

新诗传播接受的诗学建构性

读者传播与接受在作用于新诗创作的同时,影响着新诗问题的提出与理论建构。在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过程中,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相互依存、对话,在冲突与融合中思考新诗建设问题,生产出不同类型的诗学文献,构建出具有传播接受特性的诗学理论;新诗传播接受媒介的现代大众性,致使现代大众传媒性成为新诗学的突出特征与理论品格;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语境制约着新诗理论的生成、建构,使新诗学具有鲜明的语境化特征。传播接受作为主体间的一种对话行为在赋予新诗学以丰富的现实感、时代性的同时,却使得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未能得到系统而深入的探索,弱化了新诗学的理论色彩与体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