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动司法背景下城区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逻辑与进路——以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的“花乡做法”为中心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的“花乡做法”表明,诉源治理是当前城区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诉源治理基本上覆盖了纠纷发生前后全过程,纠纷发生前主要以风险预测为主,纠纷解决中则以工作指引、调解指导及裁判说理等方式为主,纠纷解决后则以司法建议为主。人民法庭的诉源治理策略贯彻着“政策—法律”“跨界—守界”双重逻辑,前者是人民法庭的一般逻辑,而后者则是城区人民法庭的特有逻辑。双重逻辑内部存在着结构性张力,城区人民法庭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应从分工转向合作,通过诉源治理增强分工合作的主动性与灵活性,与其他非司法性力量协同解决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

流域环境司法机制的发展:从环境法庭到环境法院

为促进流域的司法保护,我国一些地方法院成立了专门的流域环境法庭。但从流域环境法庭和流域环境巡回法庭的实践情况来看,还不能满足流域整体性保护的需要,也不能适应流域法的发展需求。我国流域司法机制建设,宜从流域环境法庭逐渐转到流域环境法院。流域环境法院的建立在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进程中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按照流域法的保护理念和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要求,流域环境法院的建设首先要合理设置审判机构,其次要科学设计程序制度,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国际体育仲裁院足球培训补偿争议裁判法理

综合运用案例分析法、逻辑分析法和归纳法等方法,对国际足球培训补偿机制与其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CAS)判例进行研究,认为:国际足球培训补偿的合法性来源于欧盟法律基于足球行业的合法性目标所给予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让渡,其性质是职业足球对业余足球或草根足球的反哺机制,其补偿权是国际足球联合会为培训俱乐部在球员转会后获得补偿而创设的一种债权;在足球培训补偿争议的处理中,CAS通过审查培训补偿触发条件和例外情况来确认培训补偿是否到期,通过确认权利主体、补偿权的放弃来明确培训补偿权利,通过审查培训补偿义务主体、义务拒绝以及是否存在规则规避以明晰培训补偿义务,并形成了相应的裁判标准。研究启示:我国足球利益相关者应按照诚信原则履行其权利和义务;足球监管机构应依据公平原则建立健全足球行业实施保障机制;体育仲裁机构应依据公平原则建立足球培训补偿争议的审查和裁判标准,从而充分保障足球培训补偿实施的公正有效。

司法“去地方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的证据

高质量法治是加快形成和发展我国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保障。司法“地方化”问题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是地方保护的一种体现,阻碍着市场资源有效配置。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便是中央为此所做的一项重要司法体制改革举措。本文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巡回法庭设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微观企业层面检验司法“去地方化”制度创新对资源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研究发现,巡回法庭能显著提高覆盖区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该效应在更易获得地方保护的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以及政府补贴倾向型企业中更为明显,但不会受到企业所在地是否是巡回法庭驻在地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场分割程度、地区契约执行效率和企业投资效率是巡回法庭设立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机制。本文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论断提供了新证据。

地区司法水平与分工深化——来自巡回法庭设立的证据

推动分工深化对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具有深远意义,如何推动分工深化成为亟需探索的时代命题。企业之间的专业分工是分工深化在微观层面的重要体现。本文以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从微观企业视角实证考察地区司法水平对分工深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巡回法庭设立后,巡回区内企业专业分工水平显著提高。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巡回法庭主要通过改善契约环境、抑制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减少行政干预实现对分工深化的推动。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面临的市场交易成本较高、不具备政治关联以及与巡回法庭之间的地理距离较近时,巡回法庭对企业专业分工水平的提升效果更加显著。本文结果表明,地区司法水平的提高能够推动分工深化,拓展了法制环境的微观经济后果及企业边界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本文结论对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完善巡回法庭制度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国际体育仲裁院球员体育正当理由终止合同争议的裁判法理

职业球员可以基于体育正当理由终止合同而不受到体育处罚是国际足球转会规则的特殊规定。运用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逻辑分析法和归纳法,分析体育正当理由规则的本质,研究国际体育仲裁院(CAS)球员体育正当理由终止合同争议判例。研究认为,体育正当理由是国际足联为保护球员积极工作的权利而制定的规则;在处理此类争议时,CAS审查构成体育正当理由的要件包括成熟的职业球员、低于10%的出场率、赛季后15天内终止合同的期限及球员的个人情况,其中前三项要件必须累积满足并事先发出警告,才构成体育正当理由;CAS审查遵循保护球员人格权和维护合同稳定的原则。我国职业足球应保护球员积极参加比赛的权利和维护合同稳定,并通过严格的仲裁审查和扩大审查范围来促进保护球员积极参加比赛的权利和维护合同稳定之间的平衡。

宫廷剧中值得推崇的“她力量”——以《卿卿日常》为例

宫廷剧是我国颇具特色的剧集类型,近年的“她题材”宫廷剧关注女性群像,反映出女性在爱情与事业等方面的不同处境、成长和蜕变。“家和”应是宫廷剧体现的朴素且持久的家国观念与理想,和衷共济应是宫廷剧中值得推崇与守护的“她力量”,也是宫廷剧中女性群像重构与突破的根本方向。

明代宫廷女教书的政治解析

在明代男权社会,由于存在“夫贵妻荣”和“母以子贵”的利益格局,后妃们常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不断卷入皇权主导的政治漩涡之中。她们以太后、皇后或贵妃的特殊身份,利用女性教科书编纂与讲授的机会,确立自己在宫中的导师身份、道统统绪和正统地位,以此衬托并维系丈夫或儿子在朝中的政治地位。明成祖仁孝徐皇后的《内训》、世宗章圣蒋太后的《女训》、神宗慈圣李太后的《女鉴》、神宗郑贵妃改纂的《闺范图说》,并非如表面所见的那样属于女子教科书,其实际上却深蕴着政治斗争的意图。在认识到儒学对妇女的教化功能后,明代后妃们通过编纂宫廷女教书,占领儒学这一意识形态高地,用以维护其夫、其子所主导的上层建筑。明代女教书的出现,不仅反映了儒学对妇女的渗透,亦反映了上层妇女对儒学的政治操弄。

法庭口译话语特征研究——以运动员孙杨CAS兴奋剂仲裁案口译为例

孙杨兴奋剂仲裁案的听证会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体育仲裁事件。过程中的口译质量问题一度成为口译和涉外法律研究的焦点话题。本文以法庭口译的质量要求为基准,以听证会的话轮和话语特征为研究对象,剖析法庭质证过程中的口译质量问题与存在原因。本研究旨在帮助译员熟悉范式、降低负荷、提供策略,促进法庭口译研究和人才培养,响应加速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国家政策。

智慧法院建设中科技创新的方法与路径

智慧法院作为一种新的法院运作形态,是法院科技创新成果的系统集成,但在建设过程中也普遍存在科技焦虑的问题。科技焦虑主要是由于回应社会需求、响应政策调控和追逐技术浪潮而滋生的,通过科技创新疏解科技焦虑的过程要受到司法伦理、司法安全、司法成本和技术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科技创新应遵循回到基础建设,加强数据知识平台建设;回到业务需求,进行场景化地创新;回到技术应用规律,遵循从产品到服务再到咨询的创新顺序等原则。以法院整体发展和改革的视角看待科技创新,依次通过观念创新、体制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来实现科技创新,并带动整个法律人工智能领域的健康发展。

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检法衔接协同问题探究

人民法院如何接纳、吸收检察机关已经取得的合规成果,可以从厘清“检察主导”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法律关系、调试企业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的关系以及处理合规运行中的技术情形等三方面探究。“检察主导”与“以审判为中心”在合规启动决定权归属、合规过程掌控权以及合规成果转化等方面存在矛盾。检法的合规控制权冲突可以被调和,检察机关侧重于过程控制,审判机关侧重于实体控制。企业合规可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融合构建,且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单位犯罪治理方面的深化,可通过认罪因素对合规的影响、量刑建议在合规中的定位、量刑建议材料优化等角度描述二者的融合表现。企业合规的适用条件应当符合改革目的,需关注审前合规与审判合规的衔接,法院为合规顺利开展提供的诉讼技术支持,以及撤回起诉的程序法与实体法区别等问题。人民法院应以“独立评估”模式参加一审阶段的企业合规,以“法院主导”模式参加二审上诉阶段的企业合规。

再论受教育权——基于“理由束”方法论的分析视角

对于“何为受教育权”这一问题,既有的受教育权方法论并未提供有效的应答策略。描述性方法论界定的受教育权概念缺少区分性和普遍性特征,评价性方法论因无力解决并不稳定的教育价值立场问题而使得受教育权概念陷入正当性“陷阱”。对此,在理由论的基础上,受教育权可被视为依附于一束理由的“要求”。在该“理由束”中,结合欧洲人权法院相关判决,受教育者的自我实现是初级内在理由,平等接受教育为次级内在理由,而包括国家干预在内的其他理由则构成外在理由;受教育权的初级和次级内在理由属于立法范畴的理由,又因无法在立法上穷尽外在理由,所以外在理由被分配至司法范畴。

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十大问题研究

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中法院参与乃必然趋势,各地在理论准备不足、制度缺位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探索,其困难和困惑自不待言,法官在参与该项工作时的消极态度即是明证。法院如何参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其中的重点问题包括法院参与的理论基础、职能作用的发挥、法院开展合规审查考察期的确定、法院进行合规审查适用的案件范围和适用的诉讼阶段、从宽幅度的把握、考察报告的证据属性、法院如何为申请进行合规审查的被拒企业及其责任人提供救济、刑事合规在法院审判中的刑法适用、容错机制的建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的必要性等十个方面。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可以为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参考。

主体论视域下涉案企业合规有效性审查的三种模式

刑事诉讼全流程合规改革围绕合规有效性审查主体逐渐呈现出第三方组织审查、检察机关审查、法院审查三种模式。但三种审查模式在制度设计、程序衔接、标准统一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利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工作的推进。第三方组织审查应将合规计划审查与合规整改评估一体化考量,前者秉持以“定性分析”为主的逻辑,后者秉持以“定量分析”为主的逻辑,并量化审查、评估标准,优化配套措施。在检察机关审查模式中,应当合理区分“范式合规”和“简式合规”,明确检察机关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合规考察报告审查模式,以区别于第三方组织审查模式。在法院审查模式中,应通过检察听证会、第三方管委会预备审查等方式强化对合规整改有效性的审查,以实现对检察裁量权的合理限制,并以检法协同的模式,在审理阶段共同推动合规案件的办理。

清代宫廷里的西药与西药房研究

故宫包含了极为丰富的文化。本文研究了清康熙时期的几种典型西药,以及宫中设立的西药房,以探讨清代宫廷里的东西方医药文化融合。结果表明:德里鸦噶可以驱寒及化疹,巴尔撒木油可以治疗刀伤,如勒伯伯尔拉都可以补气养胃,宫中养心殿曾作为西药研发的“实验室”,武英殿露房曾作为西药的“药房”。

论足球合同违约体育制裁及CAS裁判法理

足球合同违约不仅导致赔偿,还可能引发体育制裁。将此类由体育制裁引发的争议提交至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CAS),须将足球主管机构作为被诉方。在审查此类案件中,仲裁庭首先确认合同违约是否发生在保护期内;对违约球员、违约俱乐部和诱导球员违约俱乐部施加的体育制裁不同,仲裁庭的审查要件和裁判标准也存在区别。在处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CAS尊重足球主管机构在体育制裁方面的裁量权,同时确保这一裁量权的行使正当及在合理范围之内。

互联网法院管辖的现实困境与制度完善——兼谈专门管辖的合理性

互联网法院是司法适应信息化时代的产物,在设立初期,依靠高效的在线诉讼方式及对涉网案件的专门化审理,互联网法院基本实现了“涉网案件网上审”的目标。但随着互联网法院管辖规则的出台和在线诉讼的普及,互联网法院因定位不清暴露出了管辖范围、管辖连接点、协议管辖效力等方面的问题,也因此与普通法院产生了管辖冲突。互联网法院管辖模式亟需转型。对此,可充分利用互联网法院针对涉网案件进行审理的特点,借用专门管辖的相关规定,赋予互联网法院专门法院的定位,构建完善的专门管辖体系,并以此为基础解决互联网法院管辖所面临的各类问题,更好地发挥互联网法院在司法改革中的引领作用。

晚清判词的传承、超越与近代转型——以樊增祥《樊山政书》为例

《樊山政书》作为晚清判词集的优秀代表,既包括传统判词的情理因素和文学特点,又表现出明显的法律意识。特别是在结构模式、论证过程的逻辑性、语言的程式化、词语的专业化方面均出现了新的突破,总体上呈现出简明晓畅、结构严谨等近代司法文书模式特点,代表了晚清判词的近代转型。

欧洲法院国家安全情报领域算法规制的经验及其借鉴——以La Quadrature du Net and Others案为例

[目的/意义]La Quadrature du Net and Others案是欧盟法院第一次以判决的形式回应成员国国家安全情报领域算法运用的立法,对其进行研究不仅能够拓展理论研究的视界,也可为我国相关制度的构建提供镜鉴。[方法/过程]采取案例分析法,深入分析欧盟法院国家安全情报领域算法规制的逻辑基点、路径和方法。[结果/结论]该判决对欧洲人权法院及法国均产生重要影响,但无论是传统情报监督路径与方法,还是新兴算法规制路径与方法,均存缺憾。我国在推进国家安全情报领域算法运用的同时,要对其基本权利干预性有充分认识,应通过立法强化国家安全情报领域算法运用的规制。

数字司法的法治边界

随着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现代司法发生了基础上的底层变革,在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数字司法创新,演绎出数字司法的时代逻辑,形成了新型的数字司法运行机制,使得司法质效获得了空前提升。然而,数字司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风险,需要在司法能动与司法谦抑、数据业务与数字正义、数字技术与法治人文上进行恰当的“三重”平衡,从而确立数字法治理念,推进司法制度变革,厘定数字正义原则,构建数字正当程序,实现数字司法的形态转型和迭代升级,进而绘就数字法治的“中国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