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压力影响下耕地保护差异性补偿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因地制宜的耕地保护补偿是耕地保护激励性机制的重要探索方向。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运用替代法和当量因子法测算广东省各区域耕地外部性价值理论值,再结合省级财政承受能力、区域发展差异性和耕地质量等因素,测算补偿标准综合调整系数,探讨现阶段政府财政能力下广东省耕地保护省级差异性补偿标准。结果发现:广东耕地外部性价值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其中珠三角地区最高,粤北地区最低。广东耕地外部性价值构成中主要以粮食安全价值为主。现阶段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受财政承受能力限制较大,广东省省级仅能承担耕地外部性价值的测算理论补偿标准的0.72%~3.68%。测算得到珠三角地区的省级补偿标准最低,粤东西北地区约为珠三角地区的2倍,广东省耕地保护省级补偿可向粤东西北地区倾斜。

山东省耕地利用效益的时空差异

文章尝试性地提出耕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和相关分析,并以农业大省山东为例进行实证研究,以揭示区域耕地利用效益的时空差异和特征,为制定提高区域耕地利用效益的对策、为国家制定耕地利用、保护和耕地整理、补偿政策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耕地资源利用效益存在着巨大的时空差异;森林覆盖率、人均粮食产量、人力资本水平等8项指标是决定耕地利用综合效益的主要因素。主要结论或政策启示是:政府对耕地的保护政策、补偿政策,不仅要考虑耕地数量,更要考虑耕地利用效益状况,实行高效益高保护、高补偿。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下的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研究

耕地保护问题随着社会变迁而发展,耕地异地代保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产物。在耕地后备资源越来越匮乏的省区,"吃饭"与"建设"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如何既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又保证区域间公平高效地发展是当前地方政府耕地保护的一个难点。本文从农地发展权的视角,以农地发展权为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载体,构建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下的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机制,试图以农地发展权的产权手段来解决"异地指标调剂"的跨区域耕地保护问题,为中国耕地保护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个思路。

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现行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存在缺少长效监管和激励机制、忽视生态环境保护、倚重后备资源开发等问题,由于后备资源的限制,一些省份在不久的将来将难以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是对目前制度的最大考验。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和改革诉求的基础上,提出建立补充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激励机制、耕地占补平衡与生态协调发展机制、跨省域耕地占补平衡机制和以质抵量、异地保质的占补平衡新途径五点建议。

农用地分等成果在耕地异地保护中的应用

该文以研究耕地异地保护的补偿面积和价值标准为目的,以山西省太原与大同两市农用地分等成果为基础,运用综合分析法对补偿面积和价值标准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耕地异地保护标准制定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确定太原和大同两市间耕地面积和价值补偿标准。结果表明:太原市占用1hm2的耕地应在大同补充2.09hm2,而太原市应支付的价值补偿标准为223.69万元/hm2,以年租制的形式支付为9.35万元/(hm2·年);以农用地分等成果为基础制定耕地异地保护标准能促进耕地占补平衡目标在时间和空间跨度上的实现;通过分等成果与区域耕地评价指数,确定耕地异地保护的面积和价值标准,是进行耕地异地保护政策制定的有效方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公平性。

不同群体的城镇居民耕地保护意识的实证研究

耕地不仅能为农民带来经济效益,更为公众提供了大量具有强烈外部性的非生产性功能。耕地保护作为一个公众目标已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其社会化扶持也成为国际上不少国家的惯例。作为我国人口重要组成部分的城镇居民,也对我国耕地保护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在江西、河北、湖北、山东、陕西、浙江、云南、吉林8个省区开展的"公众耕地保护意识"专项调研所获取的1165个城镇居民问卷样本,按照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不同经济收入等因素对其耕地保护意识进行分析,总结不同群体的城镇居民耕地保护意识,旨在为政府提高广大城镇居民耕地保护意识提供政策性建议。

山东省耕地利用效益的时空差异研究

我国的人地矛盾将长期存在,耕地资源不足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情,耕地环境的恶化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和环境健康的瓶颈;工业化城市化使部分耕地非农化趋势不可逆转,耕地面积与人均粮食快速递减,耕地低效利用、掠夺式经营广泛存在。所有这一切都在不断侵蚀着土地生产力、威胁着我国粮食安全。据此,本文尝试性地提出耕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和相关分析,并以农业大省山东为例进行实证研究,以揭示出区域耕地利用效益的时空差异和特征,以期为制定提高区域耕地利用效益的对策、为国家制定耕地利用、保护和耕地整理、补偿政策提供实证参考。研究结果表明,耕地资源利用效益存在着巨大的时空差异;森林覆盖率、人均粮食产量、人力资本水平等8项指标是决定耕地利用综合效益的主要因素。本文的主要结论或政策启示是:政府对耕地的保护政策、补偿政策,不仅要考虑耕地数量,更要考虑耕地利用效益状况,实行高效益高保护、高补偿。

不同类型农户对耕地保护的认知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227户农户的问卷调查

以山东省227户农户调查数据为依据,通过分组对比,分析不同类型农户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不同类型农户对耕地数量变化的认知存在差异,但农户总体认为近年来耕地数量有所减少,减少的耕地主要作为建设用地使用;(2)农户对耕地价值及相关耕地保护政策的认知水平普遍较低,且不同类型农户对同一政策以及同一类型农户对不同政策的认知情况存在显著差异;(3)不同类型农户对于耕地保护的意愿均较高;(4)农户对耕地保护的认知差异受到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及年限、家庭收入、信息获取途径以及宣传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研究认为当农户明确自身的主体地位,且其自身对耕地保护政策的认知程度与耕地保护政策目标相一致时,农户对于耕地保护的自觉性与积极性便会得到充分激发,从而实现耕地资源持续高效利用。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不同类型农户耕地保护意愿和行为分析

以河南省滑县农户调研数据为粮食主产区代表样本,基于计划行为理论,选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从农户分化视角将农户分为纯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兼业户和非农户4种类型,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的意愿和行为。结果表明,农户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均显著正向影响耕地保护意愿,农户耕地保护意愿显著正向影响其耕地保护行为。多群组分析得出纯农户和农业兼业户的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对其耕地保护意愿的影响较大;农业兼业户和非农兼业户的知觉行为控制对其耕地保护意愿的影响较大;不同兼业化程度的农户耕地保护意愿对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均较大。样本区农户兼业化水平相对较高,纯农户仅占样本农户总数的1/5。最后,提出实行差异化的农户技能培训工程、建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积极推进耕地流转以及进一步完善耕地保护宣传工作等对策。

广西耕地保护价值评价及空间差异研究

耕地是我国重要的基础性资源,耕地保护具有战略意义。本文以广西1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用收益还原法测算耕地保护经济价值;用粮食安全的重要程度对粮食供需差的修正值来测算耕地保护社会稳定价值,用替代法测算耕地社会保障价值,两者相加得到广西各地级市的社会价值;用社会发展阶段系数测算耕地保护生态价值;用耕地面积与单位耕地文化价值的乘积测算耕地保护文化价值,最后得出各地级市耕地保护价值。在对广西耕地保护总价值测算中,经济价值明显高于其他价值,除了文化价值呈现负增长之外,其他价值均表现为持续增长的趋势。耕地保护的总价值由经济价值决定,并且其保护价值存在差异,其原因是农作物产量的差异。

农民参与耕地保护决策的影响因素

耕地保护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但是,农民参与耕地保护意愿不足的问题逐渐影响到土地资源的盘活与合理利用,阻碍乡村振兴的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实现。该研究以广东省为实证研究,分析影响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主要因素,并由此揭示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行为逻辑,探究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差异性,对于完善耕地保护的政策,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推动乡村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不同类型农户参与耕地保护意愿差异分析——以河南省传统农区周口市为例

选取地处传统农区的河南省周口市为样本点,利用PRA评估方法对农户参与耕地保护意愿进行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方差分析方法和分组比较方法探讨不同类型农户参与耕地保护意愿差异。主要结论如下:1)调查区域绝大部分农户有强烈的参与耕地保护的意愿,所占比重达到了82.4%。对于参与耕地保护方式大部分农户倾向于选择合理施肥和施用农药、合理的耕作方式、利用新的生产技术等方式,农户对于耕地利用违法行为的认知度还不高。2)不同类型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的意愿差别较大,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区位条件较差、农户文化水平高、兼业程度较低、细碎化程度较低、对耕地多功能性认知程度较高的农户对耕地保护的积极性和参与意愿较高。

基于单边界二分式CVM的不同样本方案下耕地保护外部性测度与分析——以河南省焦作市为例

耕地保护的外部性显著,探析不同样本方案下基于单边界二分式CVM的耕地保护外部性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科学测度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本文以焦作市为例,分别测度了均分样本、非均分样本和分类非均分样本三种不同方案下耕地保护外部性,明晰了样本分类与合并、投标值样本数量及其均衡性对耕地保护外部性测度结果有效性与精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结合案例比较,在科学设置投标值和假想市场、合理进行假想偏差规避以及合适样本数量下,本研究中均分样本、非均分样本方案测度结果具有较高的有效性,可确定为现实条件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下限,即耕地保护最低经济补偿标准。(2)以非均分样本方案测度结果为基准,均分样本和分类非均分样本方案下测度结果的偏差值分别为41.5元和255.5元,偏差率则分别为3.2%和19.5%。因此基于单边界二分式CVM测度结果与投标值样本数量显著相关,与投标值样本数量均衡度的相关性则不显著。(3)在进行二分式CVM样本方案设计和实施时,均分样本、非均分样本、分类非均分样本方案均可采用,但各投标值(包括分类样本)最低样本数量需达到30份以上,其测度结果才具有较高的有效性。(4)在实践上,应基于最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资金来源等条件,建立区域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动态提升机制,完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体系。

2001—2016年耕地非农化过程中农业生态服务价值损失估算及其省域差异

科学估算农业生态服务价值损失及其空间分布差异有益于客观评价城镇化的社会经济影响,理论支撑集约、绿色新型城镇化发展。参照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估算耕地非农化造成的农业生态服务价值损失,并结合不同时段的社会发展系数进行修正。测算结果表明:2001—2016年耕地转为建设用地造成的农业生态服务价值损失理论值达1 066.59亿元,现实值约476.25亿元,其中农业生态系统保持土壤功能价值现实损失达107.54亿元。耕地征收导致的农业生态服务价值均值现实损失地域分布从大到小依次为东部、中部、东北部和西部,从省域尺度来看,江苏、云南和浙江的累计耕地生态服务价值现实损失量最多。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热点地区已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应尽快完善多元化耕地保护补偿制度,重点推进中西部地区人的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