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古代体育文化与中华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民族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亦是党中央赋予我们的重大时代课题。文章通过文献资料法、实地考察法及逻辑分析法,对西藏地区古代体育文化的演进历程进行了阐释。研究认为,西藏古代体育文化是在中华各民族文化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历史上汉藏文化的深度融合中,体育文化作为强有力的粘合剂,塑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西藏古代体育文化格局。提出要深入挖掘研究根植于高原地域文化的西藏古代体育与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以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联系,推动西藏民族体育文化在中华文化认同语境下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论康巴藏族作家群汉藏文化互融书写

康巴藏族作家群汉藏文化互融书写,主要包括以茶马互市为轴心的汉藏文化互融书写,以汉藏通婚为轴心的汉藏文化互融书写,以民俗、建筑、宗教等为重心的汉藏文化互融书写。它不仅凸显了汉藏民族对彼此文化的认同感,彰显了汉藏两个民族的友谊与感情,歌颂了汉藏民族“一家亲”的和谐民族关系,而且对汉藏族等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稳定与安定团结,推动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喜饶嘉措与近代汉藏文化交流

喜饶嘉措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位著名的爱国宗教人士。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背景下,喜饶嘉措及同时代的汉藏有识之士为汉藏文化交流的促进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发挥了积极作用。喜饶嘉措也是近代汉藏文化交流先驱之一,他是民国时期在内地国立高校介绍宗喀巴三士道思想的第一位藏族僧侣;他与太虚大师的交往,以及受到汉藏教理院等内地新式佛教教育的启发,设立青海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创建藏传佛教最早的现代僧伽教育的贡献不容忽视。

汉藏文化交融背景下的安多地区藏族建筑檐下装饰构件做法研究

安多地区是我国三大藏区之一,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河西走廊、四川盆地过渡的关键地带。在汉、藏建筑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背景下,安多地区藏族建筑基于自身地域特点发展出了“摞活”“挑头檩”“挂牌”“花板代栱”等类型多样、兼具汉藏融合特点的檐下装饰构件做法,极大丰富了藏族建筑异彩纷呈的整体面貌。以往安多地区受到了地理尺度巨大、科研力量欠缺等研究限制,而如今成为“一带一路”沿线的热点区域后,其地域性营造特征又面临着特色丧失的显著趋同化威胁,亟需对安多地区藏族建筑具有代表性和多样化的檐下装饰构件做法开展深入研究。

汉代装饰纹样在现代设计中的艺术转译

汉代装饰纹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为现代设计领域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来源。本研究旨在探讨汉代装饰纹样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特别是其在家具设计、虚拟展厅、交互式游戏和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创新性诠释。通过综合运用木材染色技术、数控雕刻、三维建模和虚拟现实等现代技术手段,本研究成功地将汉代装饰纹样的色彩和形式特征融入现代设计实践中,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

东周秦汉时期骆驼题材文物初步研究

本文在广泛梳理东周秦汉时期骆驼题材文物类别与时空分布的基础上,认为骆驼题材文物的出现年代、分布范围和造型风格具有显著的时代与地域特征。骆驼题材文物在内地的出现和发展,深受我国北方人群的影响,显示出较为活跃的农牧互动。秦始皇帝陵陵西大墓M1新发现的单体金、银骆驼塑像写实逼真的艺术形式,是我国骆驼题材文物中的特例,但在中亚、西亚艺术品中有迹可循,它可能是舶来品,也可能是在西方艺术影响之下本土创造的。

近代康区陕商在汉藏互动与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自清代初期以来,陕商始终在康区汉藏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不仅在于陕商善于把握商机,构建起层级式的商贸网络,扩大与藏区社会的商贸接触面,还在于陕商重视文化与社会交往在汉藏族际贸易中的作用,通过尊重、效仿藏民生活方式和频繁的社会接触与互动,推动贸易的顺利进行。在此过程中,陕商扮演着向康区传播汉文化与吸纳藏文化因素的双重角色,客观上推动了康区汉藏文化交融。

清代民国时期汉藏连接地带的汉藏通婚及其影响

文章立足于清代民国时期的文献资料,探讨了汉藏连接地带汉藏通婚的历史过程,汉藏通婚得以实现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基础,并对通婚对汉藏社会、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影响进行了探析。指出以男丁为主的汉族移民和男少女多的藏族社会存在结构性互补,是“汉男娶番女”这一通婚模式的人口学基础;勤劳、体健、能对汉族男丁在藏地的事业发展产生助益是藏族妇女成为汉族男丁理想婚姻对象的主要原因,与之相对,身份、财富、劳力、特殊技能等家庭物质生活保障能力是汉族男丁能够入赘或娶得藏族女子的主要原因。汉藏通婚家庭的成员以“翻译”的身份,不仅有效的促进了汉藏民族间的经济交流,而且对汉藏民族间感情的沟通,文化的交融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传统茶文化翻译中的汉藏同源模因探究

少数民族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的茶文化展现出鲜明的藏族特色,同时也反映出其源于汉族茶文化的一脉相承。本文以《格萨尔》中的茶歌和我国唐朝茶圣陆羽所撰的茶典籍母本《茶经》为例,追溯了汉藏民族茶文化典籍之间千丝万缕的互文关联,在此基础上探寻了其中包含的同源茶文化模因,提供了《茶经》中包含对应模因内容的英语译文,旨在用于藏族茶文化外译的借鉴与参考,提升强势模因的数量与质量,维护它们在对外翻译中的一致性和标准性,促进丰富多元的中国传统茶文化早日走向世界。

国内学术界汉藏文化交流史（唐代～1949年）研究状况述评

汉藏文化交流是汉藏关系发展与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概览当今学术界汉藏文化交流史研究,主要是以宗教、经济、文学艺术等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以朝代的更迭和政局的演变为维度,认识彼此在交流中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和互补的过程。唐、元、明、清时期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呈现出时间上的阶段性以及特殊性。当今藏学界更多地是以断代史的角度探究汉藏文化交流,归纳历史特征,探析推进因素。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过程中,非政府行为有所增加。当今学术界对此研究则相对薄弱,且侧重于关注政治文化在双方交流中的操作与演变。与此同时,佛教界之间的交流研究也逐步引起学者关注。

汉、藏民族大学生体育参与动机的跨文化研究

在问卷调查和访谈基础上进行汉藏民族大学生体育参与动机的总结、比较和跨文化分析。结果显示:汉族学生总体动机强度高于藏族学生,在外貌和健康动机维度上显著高于藏族学生,社交、制度和服从动机维度上显著低于藏族学生;汉族男女生在社交、制度、服从动机维度上均低于藏族男女生,且男生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汉族女生在能力、外貌、健康动机维度上显著高于藏族女生;汉族城镇学生外貌和健康动机维度上显著高于藏族学生,服从动机维度上显著低于藏族学生。民族、性别、城乡差异主要源于汉藏民族在宗教信仰、种族文化、生产方式、经济教育程度、地域风俗等民族文化、区域文化的差异上。

民国时期推进汉藏佛教界文化交流的政策因素

从民国初年开始,随着汉地佛教的复兴,藏密在内地渐起,汉藏佛教界之间的文化交流也随之赓续。这不仅缘起于佛教界自身发展所承载的文化交流使命,而且与宗教文化所赖以存在和交往的政治情势息息相关。这一时期汉藏佛教界作为西藏与内地文化交流的主体是其社会地位和政策空间共同演进的历史结果,彼此间文化交流的发展是其间政治背景与宗教文化自身因素相作用的重要体现。

考察吐蕃时代社会文化“底色”的三个重要维度

吐蕃王朝是中古时期在青藏高原建立的一个强大的地方性政权,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与南亚、中亚和东亚三大文明区域相毗邻,所以吐蕃文化体系的构建过程,从一开始便具有强烈的多元色彩,尤其是从南亚古代印度佛教文化和唐代中原文化吸取了大量养分,形成独具特色的吐蕃文化面貌。但是,吐蕃文化色彩的丰富多元并不能掩蔽其"底色"的坚稳性。吐蕃民族在哲学、宗教和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最具时代特征的要素,都与唐代中央王朝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纵观吐蕃王朝时代思想文化潮流的演变轨迹,可以清晰的看到,无论从上层精英还是到下层民众,都始终以仰慕和追随唐代文化为时尚,通过一次次的认知与选择,最终经过改造、整合,形成了吐蕃思想文化的根基与"底色"。敦煌文献中所见汉地儒学思想的影响、吐蕃佛教与汉地佛教的关系、汉地阴阳风水输入吐蕃及其产生的影响,成为吐蕃文化"底色"形成及其表征的三个重要维度,清晰地呈现出吐蕃文化最为核心层理的内涵及其与中原文明之间的关系。

民国年间(1912～1949年)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内地僧人赴藏求法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自唐朝开始,经宋、元、明、清历朝不断,进入民国达到高潮。大勇法师曾在北京组建留藏学法团,其中的部分成员进藏求法,将大量的藏文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推动并加强了藏传佛教研究,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

改土归流后汉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

文章认为,改土归流后,汉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多种方式向土家族地区渗透。土家族文化在强大的汉文化作用下发生变迁。土家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都发生了变化,汉族的许多价值观在土家族地区得到确立。通过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土家族文化得到发展,土家族地区开发进程加快,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更加稳固。与此同时,汉文化传播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土家族一些优秀的文化因为统治者的破坏而丢失,汉族文化的一些消极因素也进入了土家族地区。

教育文化视域下的汉地书院与藏区寺院藏书

由于汉地书院与藏区寺院都是中国古代区域教育的主要场所,因而其藏书具有不少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相似的教育文化功能、相似的客观条件和社会背景、相似的藏书来源、相似的宗教文化背景。将其放置到教育文化视域中进行比较,可以拓展汉藏文献研究思维空间,整合汉藏民族历史文化资源,加深对汉藏民族历史、宗教、文化的了解。

西藏西部考古新发现的茶叶与茶具

西藏西部考古的一系列新发现当中,丝绸与茶的遗物最为引人注目。目前经过科技考古的手段与方法,初步确认在阿里地区汉晋时代的墓葬当中,已经有茶和茶具的遗存。这一发现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认识与旧有知识,大体可以肯定是在相当于中原汉晋时代甚至更早,已经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茶叶进入西藏高原。这些茶叶传入藏地最早的路线与途径,也很可能与后来唐蕃之间通过"茶马贸易"将四川、云南、贵州等汉藏边地茶叶输入到藏地的传统路线有所不同,而是更多地利用了这一时期通过西域"丝绸之路"进而南下阿里高原,与汉地的丝绸等奢侈品一道,行销到西藏西部地区。

藏彝走廊的汉族移民与汉藏互动——以九龙为个案的考察研究

族群迁徙是影响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特征的重要因素。因各种原因,自清代中叶以来大量汉族迁入九龙地区。汉藏通过通婚与经济利益互补等方式构成了相互依存的族群关系。汉族移民入赘藏家,为二者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汉藏文化的交流反过来又密切了相互关系,促进了汉藏民族的交融。汉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是双向进行的,并且他们也相对地固守与改变着自身的文化。

四川康区藏传佛教惠远寺的汉地建筑风格探析

藏传佛教建筑以寺院著称,寺院多维地反映着藏族的文化和历史。各个藏区的藏传佛教寺院都有其固有的特色,四川康巴藏区寺院建筑在其平面布局、空间形态、单体造型、建造技术以及色彩装饰等方面就有独到之处。这一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或多或少的体现了汉地传统建筑风格。文章从惠远寺着手探讨如何将汉传佛教寺院建造风格与技术应用到藏传佛教寺院建筑中,以期对研究整个康巴藏区建筑物质形态提供借鉴。

文化哲学视域中的围棋与藏围棋

藏围棋是藏族地区流传的民间体育活动形式,由于形式、理论及技术与中国围棋相近,因而被纳入中国围棋的研究范围。藏围棋虽说流行于藏区,但其存在本身说明了汉藏民族在认识观上的一致性及藏汉文化的交流,同时也体现出藏汉文化交融时形成的融合文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