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汉江流域书院建筑规制及文化意象研究

明清时期,书院在汉江流域教育事业和学术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书院建筑作为书院的外在表现形式,尤值研究。从书院选址来看,其注重名山大川、历史名人遗迹、寺观旧址、城郊结合处等地。就空间布局而言,其整体“居中对称”,次序井然。庭院营造在上游与下游地区出现分别以四合院、天井院落为主的区域差异性。此外,汉江流域书院建筑规制及空间布局反映了“天人合一”“礼乐相成”等文化内涵,也表达了“寓教于景”的教育理念和“德行兼修”的精神追求。

明代黄河上游地区丧葬礼仪服饰文化内涵与影响因素的研究

黄河上游地区的丧葬礼仪服饰在明代已发展至成熟阶段,丧服是礼法秩序的外在表现形式,葬服是社会等级尊卑的具体呈现,丧葬礼仪服饰所体现出的地域性、礼仪性与文化性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通过对明代黄河上游地区丧葬礼仪服饰文化内涵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总结出丧葬礼仪服饰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不仅是对儒家孝道观念的延续,也是对富贵吉祥的美好生活的祈求。民间百姓寄情于服饰,希望死者能早登极乐之地,最终达到福佑子孙后代的目的。

金蛇王权与中国想象:在多重历史维度中重塑晚明

5个世纪以来,《中华大帝国史》一直在国际学术界有着重要的文化影响。其作者门多萨在16世纪的西班牙语语境下,把大明皇帝独享的权力符号——“龙图腾”误读与误译为了一种用金线绣成的蛇纹饰,以此引发了汉语学界关于“以蛇译龙”问题的讨论,笔者把这种“他者”塑造的权力符号简称为“金蛇王权”。多年来汉语学界也关注到了此问题,但并未对此概念的文化表征意义及其在欧洲语境下被他者看视的合法化过程进行解读。这组问题触及如何解读域外中国形象的问题,然而,现下学人的研究普遍忽视了通过文献细读来认知中国形象与作者书写立场之间的内在逻辑统一性。因此,本文基于对16世纪西班牙语文献的释读,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金蛇王权”是以他者视域经由文化调适建构而成的一种异质文化符号,隐喻中国形象在16世纪欧洲的正面出场,而这种改写则与贯穿整部读本的同一化书写立场一脉相承。

明代江南流域墓葬出土靴子考析

关于明代传统服饰的研究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灭元建朝后便恢复了汉人衣冠,其舆服制度“上承周汉,下接唐宋”。文章以明朝服饰中的足服靴子为研究对象,从墓葬出土实物较为集中的江南流域出发;采用文献研究、实物分析等研究方法,深入探析明代靴子的历史发展、造型结构、装饰工艺及其深层的文化内涵。研究认为:江南流域出土的明代靴子实物款式各异,主要的造型区别在于靴头与靴脸两处;形制结构分解后共有六块,分别为两块靴靿、三块靴帮和一块靴底;所用材质多是深色素绸做面,白色棉布做里或底;面里间也有保暖夹棉,并借钉结工艺将多层材料加以固定,同时起到一定的装饰效果。此外结合史料分析可知:靴子自明代伊始就被限为仅官员可穿的特定服饰品,继而穿靴成为了身份地位的象征,致使民间对穿靴极为推崇;因此在明代中后期出现了僭越穿用,这一现象在江南流域部分墓葬中可以得见。

论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的治水信仰

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的治水信仰产生于频繁的治黄、治运、治淮实践活动,有缅怀型、敬畏型、厌胜型三种类型。缅怀型治水信仰的崇祀对象是现实存在的生前治水有功之人,是传统社会崇贤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敬畏型治水信仰最显著的特征是祭祀对象的神格化。与缅怀型、敬畏型两种治水信仰不同的是,厌胜型治水信仰并没有特定的祭祀对象,而是通过设置镇水器物以镇水患。明清时期淮河流域治水信仰的多样化、类型化和系统化发展,呈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宗教现象,它反映的是淮河流域各地官府和民间社会持续进行治水活动的一个变动过程,是人文减灾的重要内容。

变异与变通:《剑桥中国文学史》关于明代台阁体的书写

《剑桥中国文学史》是北美汉学家全面把握中国文学史的代表之作,代表了当代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准。北美汉学家深受西方学术传统和本国文学理论思潮的影响,以明代前期台阁体为研究对象时,在文本选择的眼光、思维系统、方法向度、学术体系、文学史观等诸多层面呈现出与国内不同的研究范式。考察《剑桥中国文学史》明代台阁体部分的叙史方式、研究特色及创见之处,反思与纠偏其在学理上的缺失与不足,有助于国内学界对“重写文学史”探索新的可能路径,促进全球学术对话。

明清时期辣椒在中国的传播及饮食文化影响

辣椒原产自秘鲁,15世纪末哥伦布于航海大发现中将其由南美洲传至欧洲,半世纪后经由海上贸易传入亚非沿海国家及商贸城镇,届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为人们熟知。辣椒自明末传入我国,呈“满天星斗”状向内陆地区传播,经历了观赏—药用—食用三个认知阶段后,被我国民众逐渐容纳,在我国饮食结构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形成了以“长江中上游”地区为主的食辣文化群,最终影响了以“川、湘”菜系为首的辣味菜肴。在“哥伦布物种大交流”的全球化背景下,美洲辣椒的引种、传播对我国本土饮食文化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打破了我国的传统饮食结构,催生出独特的食辣文化,最终实现了我国辣椒从“客体”向“主体”的演变。

明清印刷书籍成本、价格及其商品价值的研究

研究中国明清时期的书籍市场可以从书价、印刷成本、藏书目录和存世刊本四方面入手。这四方面的研究切入点各有限制与特点,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必须合理使用这些信息,了解它们的局限性,以免导致不符合历史状况的结论。从少量的书籍价格资料和书籍刻印记录,我们可以大体计算出明后期的书籍价格范围与印刷成本。明代至少从万历时开始,中、下档次的新出的单册刊本价格大抵不会超过一两银子。在由一钱到一两这个价格范围内的书籍,读者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一两以下的书籍无论是富商官宦还是贫穷的士人抑或一般的工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刊本书籍已经成为一般百姓的消费品,书籍市场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教育的普及而不断扩大,同时刊本也流通全国。

明清时期陕南汉江上游山地灾害研究

根据陕南汉江上游明清时期山地灾害史料,统计分析了1368—1911年陕南汉江上游地区山地灾害发生频率,并对发生的时空规律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明清时期研究区山地灾害主要有河谷洪水、山坡重力作用和泥石流,灾害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平均2.9年发生一次。山地灾害可分为4个阶段:1368—1467年呈减少趋势,1468—1567年呈上升趋势,1568—1717年呈下降趋势,1718—1911年为高频时期。研究区山地灾害季节分布不均,主要发生在夏秋两季的6—9月。山地灾害发生频次在空间分布上存在差异,安康盆地的安康市和旬阳,汉中盆地的勉县、南郑为高频中心;而大巴山地的岚皋、镇坪,秦岭南麓的洛南、商南、山阳、丹凤为低频中心。研究区地质地貌是山地灾害发生的基础,气候水文是主导,人类活动是山地灾害的致灾因子。

明清通俗文学中医者形象的文化阐释

明清医者形象及其涉医题材,具有通俗性。有病求医、行医救人是寻常百姓日常生活中最为关注的。明清小说医者形象与元杂剧医者形象比较,母题共通,叙事构成在母题史流程上前后互补。医者成为元杂剧到明清文言小说描写的共同人物,以模式化、类型化手法引起受众兴趣。比起杂剧,文言小说写医者形象,虽娱乐性程度、风格情调不同,但创作动机、采取叙事干预的意图颇为类似。通俗文学母题的模式化、复制重组性质在医者叙事中表现突出。明清小说总试图在旧有题材中引人入胜,描述更简洁,思想容量更大,叙事干预体现得较为隐蔽。

明清“作诗免罪”母题与诗歌艺术的生产消费

明清民俗故事常叙述犯人即时作诗,获官员同情宽纵,或因作诗而免受灾祸,带来幸运。母题体现了传统"人治"社会法律与执法的特点,犯法者因能诗而提高了个体品位。诗歌消费过程,离不开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共同置身的特殊情境。明清叙述较多变成下层男女过失"犯罪",以具有贵族般才华作诗得蒙宽宥,诗作要按命题要求,具有"双关"性,往往有适度的自辩自嘲和诙谐意味。作诗免罪母题体现了"尊重人才"的意趣、朴素人道主义与人际和谐理想,显示了文人阶层的文化心理向社会运作机制、普通民众舆论的渗透。

徽商与长江文化

长江流域是明清徽商主要的活动区域。徽商对长江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发了长江文化价值取向的变化,促进了重商思潮的出现;提升了长江商业文化的水平;促使众多商书的出现,丰富了长江商业文化的内容;刺激了扬州青楼文化的繁荣,导致了消费文化的畸形发展,给长江文化造成了负面影响;推动了徽派建筑与长江园林文化的发展;徽商重教兴学为长江文化精英的成长提供了物质保证,也为长江精英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地方文献与明清环境史研究——以嘉陵江流域为主的考察

明清时期地方志与地方档案文献的的大量出现,将这一时段区域环境史诸要素的"分辨率"大大提高。以嘉陵江流域环境史为例,明清时期编纂的四川各府、州、县、厅志及其幸运保存迄今的《南部档案》和《巴县档案》中,保存着十分珍贵而很少被利用的环境史资料,如气候变迁、野生植物、动物的分布与变迁等。地方文献记载表明,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出现过三次异常寒冷阶段。根据地方文献,可以厘清嘉陵江流域森林的分布状况和林木的种类等。

明代江南文人的文物鉴藏及其审美趣味

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收藏和鉴赏古书、字画、玉器、铜器、瓷器等各类文物的风气极为兴盛。他们注重古代器物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崇尚古朴典雅、自然含蓄的审美趣味,与同道好友共赏秘藏,吟诗作跋,成为其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日趋险恶的生态环境,江南文人蜷缩书斋,痴迷文物,意在躲避尘世喧嚣和政治漩涡,以精神生活的快感缓解现实感受的创痛。然而,他们并未远离世事,通过清与浊、雅与俗的刻意区分,极力排斥权贵、富商,而士人群体的自觉意识也因此不断被唤起。他们藉以保留了几分自尊、自信,持守了知识阶层的道德节操,没有完全屈从于权力和金钱的淫威。

明代士宦祝世禄与利玛窦交游述略

祝世禄乃明末南京陪都重要官员,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在南京期间,曾得到他许多关照与帮助,在西方文献中多有反映,但在祝氏文集中仅有“赠利玛窦”一诗存世。考述祝世禄与利玛窦的交往,阐释祝世禄诗作的蕴意,从中可揭示当时部分知识分子对西学的态度。

从王心一归园田居看晚明江南宅园理水的变迁

明代晚期,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这些变革带来了江南园林在审美思想和造园手法上的深刻变化。以建于明崇祯年间的归园田居为例,结合历史文献和图片资料,从水的源流、类型、布局、空间形态、与其他造园要素的配合等角度全面考察其理水特征,并将这一时期的园林与前后相邻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江南园林作对比,在此基础上分析晚明江南宅园理水的变迁,并试图探讨这些变迁的成因和相关的时代思潮。

试论明代史钞类图书出版兴盛之成因

明代史钞类图书出版颇为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史钞类图书的产生是抄撰著述方式的余绪,也是史学著述方式由繁冗趋于简省的必然结果;明政府以史辅经的伦理教化意图,对史钞类图书的出版起了导引、促进作用;科举考试的现实需求刺激着史钞类图书的编纂、出版;明代尤其是中后期史钞类图书之所以得到广泛流传,也得益于图书生产市场化的推波助澜。

明代宋史学者关于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

明代学者在进行宋史撰述的过程中,经过了一个从强调"夷夏之辨"到注重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明代前期,宋史学家纷纷以"夷夏之辨"为指导展开宋史的撰述;至明代后期,在求实思潮的氛围中,宋史学家则以客观的态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承认元朝统治,借鉴前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体现出思想历程的发展变化。

论明代福州三卫之设与闽都文化之建

福州城的左、右、中三卫,设置于明初,其主要职责是防海备倭。卫所的官员和士兵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散居在福州城及附近府州县境,是福州人口的组成部分之一。卫所在其职责运行、群体构成、家庭形态和经济生活等方面对福州的海洋文化、基层社会组织和民风民俗等社会文化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

风尚与渠径:明代江南“书香门第”的构建及启示

在中国文化史中,具有读书、治学、入世传统并传之久远的书香门第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明代江南书香门第形成的社会氛围有两个方面:发达的编纂刊刻事业和普遍存在的图书藏抄风尚,书香门第的形成以修齐治平理念为内生动力。梳理书香门第的发展经验,使书香规避空洞的社会价值观引导,让书香融化功利的家庭教育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