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黎族传统习惯规则的法治化思考

长期以来,海南黎族乡村已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传统习惯规则,在调适人际关系、村民纠纷、维护族内稳定及规范生活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现实意义来看,黎族传统习惯规则背后所蕴含的法观念与时代要求和现代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契合,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与此同时,部分不合时宜的传统习惯规则仍需进一步甄别和扬弃,应当纳入法治化轨道予以调适。

法教义学的自主性与本土化

法教义学的自主性与本土化,对于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构建中国自主的法教义学,应该超越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思维;立足最低限度的法治观念,寻求通约东西方法治文化的“重叠性共识”;基于本国现行的法秩序,通过体系化思维不断整合本土法治经验,通过动态解释机制适应社会变迁。法教义学对习惯的吸收,是实现自主性与本土化的重要路径。

《大明律》对成宗时期朝鲜的影响

朝鲜从成宗初年开始,适用法律偏离《大明律》的做法遭到了挑战,多种法律并存的状况发生变化,《大明律》成为定罪量刑的基本准则。随着《大明律》地位的提升,君主不可随意变通《大明律》的观念逐渐形成,《大明律》甚至成了抵制君主不正确决定的根据。由半岛特定的国情与风俗所决定,君主虽仍时或会推动朝廷对《大明律》的一些条款进行变通,但已相当节制。为了进一步提升《大明律》的地位与权威,朝廷还积极以《大明律》移风易俗,这是以法律形塑社会,乃《大明律》在半岛发挥的重要功能。

基于电源端电压的电动汽车电弧故障检测

当电动汽车主电路的电气接触点接触不良时,极易产生电弧故障,直接威胁车内人员的生命安全。论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自定义差分阈值滤波-分段最大值标准化-统计数值规律的电弧故障检测方法。首先围绕真实电动汽车吉利帝豪EV450搭建了电动汽车电弧故障实验平台,开展了电动汽车在不同工作模式下的电弧故障实验。然后以电源端电压为对象,对信号进行小波分解,对小波分解得到的低频系数进行自定义差分阈值滤波和分段最大值标准化。最后统计标准化后数据相同值个数,并通过阈值法检测串联型电弧故障。论文对模型样本长度、差分阈值比例、最大值标准化分段数、预处理方法选择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参数进行了优化设置,进一步提升模型性能。结果表明,所建模型对电动汽车电弧故障检测准确率为98.35%,且实时性较好。通过对模型进行泛化性分析、算法时间复杂度分析及与其他电弧故障检测模型对比分析,证明论文所建模型对电动汽车电弧故障检测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生态文明视域下湘西少数民族的制度性生态民俗

制度性生态民俗是指以制度规则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民俗,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相对于普通生态民俗而言,具有规范性、补充性和调整性等典型特征。以调整对象和规制目的为依据,可将湘西的制度性生态民俗大致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主要调整“人-神”关系的自然禁忌型生态民俗,如苗族的枫树禁忌民俗;二是主要调整“民-民”关系的村民公约型生态民俗,如禁止越界砍伐林木的苗族榔规;三是主要调整“人-天(自然)”关系的技术规则型生态民俗,如侗族的“林粮间作”民俗。在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应增强对制度性生态民俗的文化自觉,推进湘西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法律与习惯铆合下的彩礼返还规则完善——以福建省司法裁判为例

彩礼在大多地方婚俗中具有不可或缺性,基于彩礼返还引发的纠纷层出不穷。由于立法对彩礼返还规定过于简略,且各地习俗多样化,致使法院在处理彩礼返还纠纷时考量因素差异较大,影响到司法裁判的统一性。研究以福建省司法裁判为研究对象,分析彩礼返还纠纷司法裁判中存在的不足,建议应在确定彩礼性质范围的基础上参考民间习惯,厘清彩礼返还情形,结合彩礼习俗探究彩礼返还比例,统一“生活困难”认定标准,在法律与习惯融通下进一步完善彩礼的返还规则。

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关监管创新之法律探析——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

建设自由贸易区试验区,是党中央推进新形势下改革开放提出的一项重大举措。以上海自贸区海关监管创新为视角,分析海关为创造营商软环境所做的贡献,同时从法律视角审视海关监管创新措施,认为:海关作为进出境监管部门,在正确理解自贸区“境内关外”内涵外延基础上,应毫不动摇地履行对自贸区进行监管的使命和担当。一方面要通过创新监管措施促进贸易便利化,提高服务水平,另一方面要深刻认识预防打击自贸区违法犯罪的重要性,提升海关自贸区监管创新依据的法律位阶,提高政策和法律的解读水平、法律适用能力,以及优化执法措施或手段,为创造良好的自贸区营商环境做出贡献。

商品和服务税的“法外简化”何以可能? 基于区域性税制另造的视角

基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所提出的“税制竞争”这一全新的区域发展理念,《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27条明确了在商品和服务的零售环节开征销售税的短期目标和进一步简化税制的长期目标,决策者希冀能在不改变且不影响中国境内除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外的其他地区所施行的普适性标准税制的前提下,重新建构一套更加契合海南发展需要的区域性特别税制。此种服膺于税制竞争的“税制另造”方案不仅有别于域内外各类自由贸易园(港)区既有的税制实践经验,也突破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以提升税制统一性为基本导向的传统改革路径,但以税法基础理论的视角观之,不难发现决策者所欲实现的“法外简化”仍立基于“稽征经济”与“税收公平”这两大税法基本原则,且由此所形成的“特别税法”亦能在“将海南定位于准关税区”的制度前提下实现逻辑自洽。唯需强调的是,此种基于“税制另造”理念的区域性税收立法模式最终能否成为一项稳定的税收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所建立的区域性特别税制与中国境内港外的普适性标准税制之间能否实现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大数据杀熟行为的反垄断法调整方法

大数据杀熟行为的反垄断法调整方法问题,是世界反垄断法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现有研究大多将其定性为价格歧视行为,这存在方向性的偏差。大数据杀熟行为本身并不排除、限制竞争,因此不符合价格歧视行为的构成要件和分析方法。本质上,大数据杀熟的主要损害是对消费者直接进行剥削,从每个消费者身上榨取每一分利润,而不是对竞争者进行排斥,因而属于过高定价行为。与此同时,大数据杀熟与传统的过高定价行为又存在一定差异,在其分析过程中必须根据这些特殊性,对传统反垄断法理论与规则进行必要的修正。采用反垄断法上关于过高定价行为的构成要件和分析方法认定大数据杀熟行为构成垄断行为的基本步骤是:其一,认定行为人拥有支配地位;其二,将杀熟行为认定为过高定价行为;其三,允许当事人提出合理的理由进行抗辩。其中在支配地位以及过高定价的认定上,大数据杀熟行为都具有一些传统产业中所没有的特点,需要依托反垄断法理与案例进行细致分析。

浅谈虐待动物入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近年来,虐待动物案件频发,手段较之以往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对公序良俗的威胁呈扩大趋势。在此背景下,从刑法立法标准出发,论证了虐待动物入刑具有必要性,其包括虐待动物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现行的法律不能够合理且有效地抑制虐待动物行为、虐待动物入刑并不会限制公民自由、对于虐待动物的行为能够进行客观的认定和公平的处理、虐待动物入刑能够实现刑罚的目的五个方面。在此基础之上,从刑法社会学角度、虐待动物入刑与我国刑法体系相融并且符合国际基本立法趋势三个方面论述了虐待动物入刑的可行性。

民间习惯司法适用的经验省思——基于青海省的实践

民间习惯的司法适用是政治性很强的业务工作,也是业务性很强的政治工作。基于青海省的实践表明,民间习惯的司法适用在司法事实认定、司法调解以及司法判决等工作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同时在“制度层面”和“人的因素”上面临一定的问题。在“制度层面”上,民间习惯的司法适用缺乏健全的配套措施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在“人的因素”上,基层司法人员缺乏主动适用民间习惯的意识与能力。为更好完善民间习惯的司法适用条件,应从“制度层面”强化以司法解释、指导意见和指导性案例为主要内容的制度供给,同时从地方层面积极拓宽司法制度的建设路径;而在“人的因素”上要切实提高司法人员适用民间习惯的意识与能力,包括强化司法为民理念和重视民族地区基层司法专门队伍建设。对于多民族地区特殊的司法环境而言,还应当赋予民间习惯的司法适用以彰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新时代传统习俗的法治微调之魅——基于C县苗族椰规的考察

民族民间传统习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范畴,为了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形塑民族凝聚力,规范村民行为,有的民族通过民间立法的形式将传统习俗跃升到习惯法规制的高度。其中,C县苗族对传统习俗改革的议椰立法便属于这样的范式。苗族习俗深嵌于其内生秩序,与苗族群众生产生活紧密相关,在苗族乡土社会的治理体系中不可缺失。然而,有的传统习俗由于历史原因,已成为苗族社会发展的羁绊,与国家治理体系不相符,与新时代法治生态不俱进。于此,需要党和政府的规范引导,结合习惯法的治理逻辑和国家法的应然优势进行有的放矢的微调,不能激进,也不能放任。使得苗族传统习俗改革循序渐进,法治先行,既不破坏苗族文化,也能实现习俗型治理与法治型治理在苗族乡土场域中的路径兼容。

对外关系法中的国家豁免问题研究

国家豁免问题是对外关系法的重要方面。《对外关系法》第36条对国家豁免在内的各种豁免问题做出了原则规定、提供了法律指引。《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对国家豁免问题做出了全面规定。该草案适应时代变化,体现了限制豁免论,旨在在尊重外国国家主权的同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所规定的外国国家豁免制度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般原则、管辖豁免的例外、执行豁免的例外、特殊诉讼程序问题、外交部门的作用。尽管《对外关系法》和《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比较完整、全面地形成了我国的外国国家豁免制度,但《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未规定国际习惯在国家豁免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国家豁免问题的发展与国际习惯的关系密切,这是一个需要得到关注的问题。

新《行政处罚法》语境下海关“类行政处罚行为”辨析

海关收缴等海关“类行政处罚行为”,其行为形式或性质类似海关行政处罚,如何正确而恰当地实施该类行为是海关监管执法难点。新《行政处罚法》的新规定新精神,对海关“类行政处罚行为”认定和实施提出新要求。运用行政法理,依照新法规定,梳理明晰常见海关类行政处罚行为,厘定其法律属性,对新法实施后海关行政执法工作当有裨益。

论商事习惯司法适用顺位规范

在民商合一体制之下,正确理解商法与民法之间的关系,是正确适用民商事规范的前提。商法作为“市场法”,以商人理性为立法起点,给予商事主体更大的自由,也赋予商事主体更重的责任;民法作为“市民法”,以市民理性为立法起点,给予民事主体更多的保护,以实现市民社会的公平。因此,在民商合一体制之下,商法以其独特的价值和功能实质独立于民法。在商法实质独立于民法的基础之上,商法存在立法漏洞时,应当以商事习惯优先进行漏洞填补,在商事案件中确立“商法-商事习惯-民法”的司法适用顺位。实现商事习惯的优先适用,不仅需要以立法或者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其优先地位,还需要细化其适用规则,确立商事规则的识别点,明确商事习惯的认定标准,明晰商事习惯的举证责任。

民法典法源适用冲突及消解——兼论二元差序化法源适用模式的建构

针对民法典法源适用的冲突,现行的民法典法源顺位适用模式采用“法律→习惯→法理/基本原则”的顺位适用路径,形成了制定法在司法适用中的强势地位,挤占了习惯的司法适用空间。根本原因是立法者对民法典法源适用冲突的理解出现偏差。民法典法源适用冲突并非法律与习惯的同时存在造成的,而是同一法源内部之间、不同法源之间的民事规范针对同一调整对象的调整内容不一致,导致了不同的法律结果。民法典二元差序化法源适用模式可以克服法源顺位适用的弊端,它以法律与习惯为其法源,结合利益博弈论的相关原理,基于同一法源内部之间的纵向民事规范、不同法源之间的横向民事规范,针对具体个案进行差序化地动态调试,以恢复习惯的生机与活力,更好地指引民事司法实践。

新时代海关法律责任体系重构问题研究——关于修改现行《海关法》第八章的若干思考

自2000年《海关法》系统性修改以来,我国对外开放不断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依法治国不断深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日趋完善。近年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的新形势,全面依法治国提出的新要求,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赋予海关的新任务,都对海关法律责任体系产生深刻影响。本文从现行海关法律责任体系的主要特点出发,结合新时代海关执法实践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提出完善海关法律责任体系的总体思路和具体建议。

《经修订的京都公约》的核心原则及其对《海关法》修订的启示

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又是海关合作理事会制定《京都公约》50周年。《经修订的京都公约》(RKC)是《京都公约》的修订版,现有133个缔约方,覆盖了世界各大经济体,是一个集各国海关先进管理制度之大成的国际公约,规定了简化和协调海关制度和做法的核心原则。我国于2000年加入公约后,积极履行国际义务,不断推进业务改革,将公约有关原则和制度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融入2000年修订的《海关法》以及各项海关法律制度,为我国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作出海关贡献。但总体上看,我国海关制度安排离简化协调尚有进一步完善空间。本文通过梳理RKC中体现的八项核心原则,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贸发展以及当前智慧海关建设和“智关强国”行动工作部署,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方面分析《海关法》修订的总体思路,研究将RKC核心原则纳入《海关法》的具体方式,促进国际条约与国家立法的衔接与转化,提高运用国际规则维护我国发展权益能力。

保护规范理论下海关投诉举报案件的执法风险应对

自2018年机构改革以来,海关由投诉举报引发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显著增长,给海关行政执法带来风险。海关投诉举报案件主要集中在进口食品安全领域,呈现出民事和行政交织、法律行为众多的特点。原告资格认定在保护规范理论背景下已发生重大路径转变。海关办理投诉举报案件应准确认识投诉举报人在四个法律行为中的原告资格问题,并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风险应对措施,在提升依法把关水平的同时切实依法保障人民权益。

论习惯作为民法法源

《民法典》第10条规定了习惯法源条款,该条所称的习惯应为习惯法,而非事实上的习惯。适用习惯法需满足法律没有规定、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原则条件。厘清习惯与习惯法二者的区别,对习惯加以识别,是正确适用习惯法裁判案件的前提。司法实践中法院经审查,认为习惯可以适用的,将其作为习惯法,实为《法官法》的一种表现形式。适用习惯法处理争议既有利于弥补制定法的不足,又能展现我们民族的良善法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