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构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形塑机制--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实证探索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形塑,既与宏观层面国家建构中的国家—社会和中央—地方双结构休戚相关,又受微观层面地方认同、政府信任和宣传动员等要素的影响。通过对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最新数据的分析,实证探索地方认同、政府信任、新闻媒介信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形塑机制,研究发现:一是地方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呈正向显著关系;二是政府信任在地方认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作用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机制;三是新闻媒介信任不仅能够调节地方认同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也调节着政府信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作用机制。在国家建构视域下,为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应注重“第二个结合”增强地方认同、以党建引领提升政府信任、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机制赋能新闻媒介信任提升的“有形、有感、有效”的中国式路径。

农村土地信托中地方人民政府的角色调适与制度回应

在农村土地信托实践中,基于不同的现实环境与目标考量,地方人民政府选择的农村土地信托流转路径不尽一致,其角色定位可能存在“失当”问题。为了调适农村土地信托中地方人民政府的角色定位,应当将是否有助于实现农村土地信托目的、是否有利于克服农村土地信托中的市场失灵以及是否有利于扩大农村土地信托规模等作为地方人民政府角色定位的判断准据。从尊重和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的意思自治、不应成为农村土地信托关系中任何一方当事人以及作为农村土地信托中“公共物品”提供者等方面入手,可以对地方人民政府的角色调适作出相应制度回应。

空气质量、地方政府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本质要求。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是否具有显著影响,影响机理如何?基于天津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中介模型分析空气质量、地方政府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机理,其结果显示: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区(县)政府信任、乡镇政府信任、村委会信任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力随着层级的升高而依次提高。地方政府信任各维度对农民幸福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村委会信任的影响力最大;地方政府信任各维度在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要不断优化以农民满意为导向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决策与评价体系,构建完善的民众诉求回应机制,提升农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强化农民主体地位,提升村庄治理水平。

信任危机抑或信任契机:数字技术如何重塑社会信任?

基于2010—2019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国家大数据试验区作为数字技术发展的政策代表,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发展如何重塑社会信任的系列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国家大数据试验区政策实施在总体上对社会信任具有正面影响,即数字技术发展是社会信任建立的契机,该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基础上依然成立。第二,国家大数据试验区政策能够通过赋能地方政府治理进而增强社会信任。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发展有益于提升以经济建设能力、民生改善能力、环境治理能力、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是增强社会信任的有效抓手。第三,国家大数据试验区对社会信任的政策效果会受到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创新能力与收入差距等因素的影响。研究结论既为数字技术发展的社会价值开辟了全新视角,也为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治理的现实价值提供了经验证据。

在地性整合:社会组织立体式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

外部力量参与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补充,但外部力量介入基层社会却面临在地性的转化困境。研究以贵州黔西南D社会组织十年乡建经验为案例对象,发现D社会组织在地性治理实践之所以有效,关键在于社会组织能够扎根乡村、融入乡村,逐渐构筑起“支教+支农+支村”的立体式乡村振兴参与模式。在此基础上,D社会组织通过“在地性转化”与“在地性整合”,实现垂直信任与水平信任叠加、结构嵌入与认知嵌入融合、一次博弈向多次博弈转化,形成了社会组织在地性治理实践的网状信任结构、深度嵌入形态与合作进化趋势,最终实现外部力量介入乡土社会的治理均衡。

自然灾害对农村居民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分析——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

【目的/意义】自然灾害的频繁冲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社会稳定和人民生产生活,而政府有效的应急响应和灾后重建,有可能为政府提供化解灾害风险、塑造新形象的重要机遇,进而提高政权在紧急状态下的合法性。【方法/过程】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3期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实证检验自然灾害对农村居民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结果/结论】研究发现,长期自然灾害冲击下农村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得到显著提高;短期自然灾害冲击下农村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会显著上升,但很难长期维持,甚至会回落到正常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水旱灾害、生物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等与农村居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灾害冲击强化了农村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地方政府信任度提升的障碍因素及其对策研究——基于马克思国家社会性思想

如何提升地方政府信任度,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是当前我们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通过追溯政府信任的本质,发现国家合法性是形成政府信任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合法性越来越体现为国家社会性。通过总结归纳国内学界关于地方政府信任度提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成果,发现地方政府在治理实践中对其社会性的损耗主要来源于民众的个人感知、地方政府自身和信任环境三个层面。正因为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国家就成为提升我国地方政府信任度一股积极的现实力量。因此,提升我国地方政府信任度需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构建大众化话语体系、增强社会民众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和认同,建设法治政府、推动政府治理日益法治化,要正确对待科学技术在地方政府信任建构中的双重作用。

公众参与、绩效评价与公众信任——基于某市政府官员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问题日益突出,而公众参与的政府绩效评价活动的开展为公众与政府的互动搭起了桥梁。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的特定地区相关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绩效对公众信任的影响最大,其次公众参与程度和评价结果应用都在一定程度上正向影响公众信任;同时,评价结果应用通过政府绩效对公众信任产生间接影响。

社会公平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 2010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GSS 2010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从收入公平感知、阶级不平等感知、社会公平感知和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公平对待四个维度对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以及社会公平对不同层级政府信任的差异化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国政府信任存在"央强地弱"差序格局,但社会公平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呈现出"央弱地强"格局;收入公平感知与社会公平感知的增加能够显著提升政府信任,阶级不平等感知的增加会显著降低政府信任,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公平对待对地方政府信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中央政府的影响并不显著。改善经济政治等多领域的不公平状态,增强公民的公平感知,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行政执法能力,有利于缓解政府信任危机。

医患信任测评的研究进展、问题及本土化治理路径思考

医患信任是医患和谐的"黏合剂",探究医患信任的内涵特征与作用机制对于重塑医患和谐与修复医患关系的裂痕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际意义。通过对国内外医患信任的概念内涵、测评工具、影响因素的文献回顾和述评,发现已有医患信任测评研究,缺乏结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情境来构建医患信任,有待进一步探索医患制度信任、群际信任的形成机制与信任修复策略,从多元协同治理的视角提出新时代建设良性医患信任的本土化治理路径与策略。

公民参与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差序化危机及应对

在西方的语境下,"距离悖论"问题广泛存在,即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高于中央政府;相较于西方,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随着行政层级的降低而降低,即存在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公众对基层政府的低信任度,不仅使得基层政府难以达到善治的目的,而且会增加改革的成本,增加改革被拖延或终止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吸收公民参与治理活动,监督治理进程,了解治理信息,分享治理成果,是修复信任障碍的有效路径。为此地方政府亟需通过公民参与,提高公民政府治理的制度信任、情感信任、过程信任和理性信任。

我国地方政府信任修复机制研究

政府信任危机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近年来,由于一些地方政府的逐利行为、政府官员的不当言行和贪污腐败等行为导致了我国的一些地方政府信任也出现了危机,我国社会信任度正处于低值状态。因此,修复地方政府信任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地方政府的信任修复从政府角度来说控制民众对其不信任感和证实可信性是修复地方政府信任的最主要环节。但对于作为信任者角色的民众来说,民众合理的期望和高度地政治参与是修复其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关键要素。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建立良性互动关系为地方政府修复信任提供第三方渠道。

政治信任的层级差异及其解释：一项基于大学生群体的研究

经验观察表明,当代中国,政治信任在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分布呈现出非匀质的特征:民众对中央政府较为信任,对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则颇多不满。这一现象可以表述为"差序政府信任"。通过对N大学和C大学1000名本科生的概率抽样,验证了调查对象对各级政府信任度层级递减的趋势,并从个体因素、制度安排、政治社会化三个维度初步建构了解释这一现象形成原因的理论框架。研究同时认为,作为联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普通民众的一种心理和治理结构,差序政府信任短期来看有利于合法性的维系,长远而言则未必如此。

关于差序政府信任研究的文献考察——以1993—2016年华裔学者的研究为分析文本

差序政府信任是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特有的政治现象,中国的差序政府信任现象不仅与政治体制因素有关,而且受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影响。关于中国的差序政府信任研究始于1993年,此后,华裔学者们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证实、定义,并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及存在的意义。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在差序政府信任的动态分析、正负效应、民众心理预期以及区域比较等方面仍然有新的研究空间。

基层治理中的政治信任重建

在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与转型时期,重建政府信任是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鉴于中国基层治理中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具有高度同构性,政治信任重建应该探索一条"从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的路径,即考虑到这种人际信任的优先性特征,政府通过各种取信于民的措施来塑造民众对政府官员的人际信任,并在这个过程中,滋养和巩固民众对政府机构和体系等的制度信任。

政务信息化与地方政府预算资金使用效率

近年来信息化技术快速发展,与政务活动紧密结合,为提升政府预算资金使用效率创造了新契机。本文选取2016—2019年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使用DEA-Tobit两步法分析政务信息化对地方政府预算资金使用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较高的政务信息化水平有助于地方政府预算资金使用效率的提升,且在国家审计功能效应强或是信任环境好的地区,政务信息化对地方政府预算资金使用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政务信息化可以通过提升财政透明度和公众关注度进而提升地方政府预算资金使用效率。最后,本文就地方政府如何提升预算资金使用效率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有益参考。

政府信任的层级差别及其原因解析

信任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的分布并不均衡。在美国,联邦政府的信任度低于州政府,州政府的信任度又低于地方政府。而中国的政府信任层级差别情形与之相反:政府级别越高,民众对其信任程度越高。从制度和文化路径入手,通过考察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的来源,我们发现:政策评价、制度绩效、政府工作人员评价、权威主义价值观等都是影响地方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而对中央政府信任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来自政策评价。民众对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期望以及据以评价的标准不同,导致了目前"央强地弱"的政府信任格局。

我国影子银行风险助推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吗?——风险的传导机制及溢出效应

笔者基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原则,提出我国与地方政府债务关联的影子银行业务应归纳为受"三会"、受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监管以及受到交叉监管的业务。笔者分析了这些影子银行业务的风险特征,研究了影子银行风险向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传导的载体和路径,同时利用GARCH-Co VaR模型实证分析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影子银行业务以信托产品、融资租赁业务、银行理财产品和城投债为载体向地方政府债务传导风险,影子银行对地方政府债务有正的风险溢出效应。其中,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产品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溢出效应最大,综合类金融业务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影响居中,地方政府债务受到融资租赁行业的风险溢出影响较大,受民间资本风险影响开始显现。城投债由于有地方政府信用背书,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溢出程度较低。构建统一监管模式、防控影子银行风险传导和限制地方政府影子银行融资有助于阻止影子银行风险向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传导和溢出。

政治效能感与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基于CGSS2010的定量研究

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发生机制是一个重要而未被充分重视的研究议题。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0年的相关数据和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文章主要检验了我国"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和居民政治效能感对于居民选择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外在政治效能感对于居民选择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具有显著性的影响,而内在效能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与已有研究结论不同的是,"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对于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影响也是不显著的。

互联网时代的政府信任危机与执政能力建设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互联网既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广阔自由的公共舆论空间,已成为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同时也成为信任危机的来源地。尤其是在新时期借助互联网,对地方党委、政府的信任危机更加凸显出来。加强地方党委、政府执政能力建设是有效应对互联网时代的地方党委、政府信任危机的根本举措,应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增强学习能力、沟通能力,掌握敏锐的观察能力以及灵活有效的危机处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