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权质押与企业创新

本文利用中国企业专利调查数据,在微观层面定量考察了专利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专利权质押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其积极效应不仅体现在以专利总数为代表的研发产出数量上,而且体现在以发明专利占比为代表的研发产出质量上。专利权质押显著增强了企业的研发激励,提高了企业的研发经费占比和研发人员占比。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研发职务奖励有助于扩大发明专利质押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但研发周期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专利质押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专利权质押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和不同规模企业的研发产出数量、研发产出质量和研发投入均有显著影响,但相比之下,专利权质押对国有企业和大企业创新产出数量的正面影响更大,对非国有企业和小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质量结构改善更为明显。本文研究结论为深入开展专利权质押试点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知己彼,方谋合:创新绩效反馈对企业研发合作的影响

绩效反馈在企业行为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探讨创新绩效反馈(以创新结果测度的细化绩效反馈)对企业研发合作的影响,以及企业研发强度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进一步比较上述影响在不同性质企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中的异同。结果发现:历史、行业创新绩效期望落差对企业研发合作具有负向影响,历史、行业创新绩效期望顺差对企业研发合作具有正向影响。企业研发强度正向调节历史、行业创新绩效期望落差与企业研发合作间的负相关关系,正向调节历史、行业创新绩效期望顺差与企业研发合作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拓展性分析中,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创新绩效期望顺差对研发合作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其落差的负向影响也更显著。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创新绩效期望顺差对研发合作广度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对研发合作深度的影响较小;家族企业创新绩效期望落差对研发合作广度的负向影响更显著,对研发合作深度的负向影响较小。结论具有明确的企业创新活动指向性,有利于丰富企业研发合作决策情景。

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我国A股2007-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证实,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表现为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的提升,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抑制研发操纵的渠道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在外部融资依赖程度高、内部治理水平差、市场竞争度低的企业表现得更加明显。同时,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推动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对加强资本市场中介机构职能化及专业化建设,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经验支持。

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

我国环境规制日益加强,绿色创新已成为企业破解环境困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选取2012—2021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态势,且研发投入可以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有区域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也有异质性。今后应进一步协同推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强化政府和企业双主体环保责任,提升居民环保意识,依托大数据技术提升环境监管质效,并充分考虑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环境政策,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

数字技术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倒U型关系及转变

数字化转型可赋予企业创新巨大的新动能,但数字技术种类多、成本高,如何充分借助数字技术促进企业创新是企业关注的焦点。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技术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数字技术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呈显著倒U型关系,表明适度的数字技术集中度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但过度的数字技术集中度会抑制企业创新。机制分析表明,人力资源整合能力和研发投入强度在数字技术集中度与企业创新间发挥调节效应。随着调节变量增大,倒U型曲线拐点向左偏移,同时倒U型曲线逐渐变得平缓。在调节变量突破拐点临界值后,倒U型曲线转变为U型曲线。由此可见,调节变量增大能够进一步促进企业创新。结论可为深入理解数字技术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进而利用调节机制促进企业创新提供经验证据。

双重制度视角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悖论的新解与验证

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20年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基于双重视角,即企业外部非正式制度层面的政治关联和内部正式制度层面的股权激励,探讨其对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适度的政府补贴有助于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即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会产生倒U型影响;(2)政治关联会负向调节政府补贴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倒U型关系;(3)股权激励与政府补贴之间具有互补作用,不仅能抵消过度补贴可能带来的抑制效应,还能进一步增强补贴初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将两者的倒U型关系转变为正向线性关系。此外,内生性问题分析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该研究结论有助于我国政府合理制定补贴政策,为企业科学使用政府补贴以促进研发活动提供有益启示。

技术封锁对研发投入的同业信息溢出效应研究

为了保障自身的科学技术优势,美国一直对外实施高科技技术封锁政策。随着中国经济水平和科技水平的提高,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优势越来越小,美国开始逐步对中国实施了技术封锁。一旦有企业被美国实施技术封锁,整个行业的企业都将面临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那么这些企业是加大投入突破“卡脖子”技术,还是转向低端发展模式呢?根据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的非金融公司数据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封锁会导致整个行业的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而且创新水平越高的企业增加的幅度就越大。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分样本检验也支持这一结果,而且国有企业对于技术封锁更为敏感,对研发投入增加的幅度更大。安慰剂检验和平行趋势检验也验证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这一结果意味着,虽然开放有利于经济和科技水平的提升,但是应当始终坚持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

创新激励政策促进数字企业研发的效应比较

剖析政府创新补贴、所得税优惠、研发加计扣除三项创新激励政策对数字企业研发的影响机制,构建双向固定效应、系统GMM模型,收集2014—2021年创新激励政策、数字企业上市公司研发相关数据,测度并比较不同创新激励政策对研发的效应大小。结果发现:对于研究投入,单项政策“研发加计扣除”效应最大,双项政策“政府创新补贴+研发加计扣除”效应最大,三项政策效应小于双项政策的最大效应;对于开发投入,单项政策“政府创新补贴”效应最大,双项政策“所得税优惠+研发加计扣除”效应最大,三项政策效应大于双项政策的最大效应;对于研发产出,单项政策“研发加计扣除”效应最大,双项政策“所得税优惠+研发加计扣除”效应最大,三项政策效应大于双项政策的最大效应。

中国增长动力切换、时空演变与“双门槛”测度--来自省际层面的经验证据

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换挡的增长动力切换关键时期,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本文基于2000—2022年中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聚焦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问题,探讨了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时空演变与“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①生产性劳动、研发性劳动、生产投入以及研发投入显著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②中国增长动力切换经历了“生产性劳动与生产投入”、“研发性劳动与生产投入”以及“研发性劳动与研发投入”三个阶段;③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时空演变存在区域异质性和时段异质性,不同区域和时段的经济增长动力存在显著差异;④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具有外部制约条件,存在“双门槛”效应。同时,采用主实验加入控制变量前后对比、双边缩尾、排除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本研究有助于理解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机制、路径与制约条件,为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战略提供参考依据。

合作研发与技术交易谁更有利于技术融合:以人工智能多层专利网络为例

技术融合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是产业融合的基础。合作研发和技术交易是常见的技术创新模式。为探究不同创新模式下的技术融合影响因素,以人工智能产业为例构建组织-技术多层网络模型,从技术异质性和创新能力异质性两个维度探究不同创新模式下组织合作伙伴异质性对技术融合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合作研发模式下,技术异质性、创新能力异质性有利于技术融合;在技术交易模式下,创新能力异质性有利于技术融合,技术异质性不利于技术融合。

企业内外资金持有量对研发补贴激励作用的门槛效应——来自民营科技企业的数据分析

以2010—2020年402家民营科技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企业内外资金持有量对政府研发补贴激励效果的影响,进而追本溯源地剖析影响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研发补贴激励效果的根本原因。结果显示:企业内外资金持有量对研发补贴的激励效果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一方面,内部资金过多或过少均不利于研发补贴发挥激励作用,当企业内部资金水平过高时,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最弱;另一方面,外部贷款较少的企业,研发补贴激励作用最显著,随着外部贷款水平提高,研发补贴的激励作用逐渐下降,直至不再显著。

营商环境距离提升了跨国企业的创新绩效吗?——双向研发与华人移民网络视角

新兴经济市场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着投资合法性的现实挑战,造成海外子公司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程度偏低。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母公司国内国际双向研发视角研究营商环境距离对母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讨论移民网络及其异质性特征对营商环境距离和母公司双向研发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营商环境距离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即差异化的营商环境更利于撬动海外子公司的逆向技术溢出;母公司吸收能力与研发国际化能力在营商环境距离对母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移民网络能够增强营商环境距离和企业双向研发的关系,且高技能移民网络的强化效应更显著。

人工智能算法决策与企业研发“合谋”

在一个企业研发博弈环境下,运用强化学习Q-learning算法对多智能体进行联合训练,探讨人工智能决策下企业研发竞争的可能结果。主要结论:第一,与纳什均衡结果相比,人工智能决策下企业研发投入更低而利润水平更高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第二,智能体数量的增加能够降低“合谋”的实现概率;第三,研发的外溢度会促进智能体“合谋”,且在智能体数量较多时更易实现;第四,学习率的提高能够降低“合谋”的实现概率,且在智能体数量较多且研发外溢度较低时作用更显著。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加强人工智能算法在企业决策层面应用管理的政策建议,为数字经济时代的算法监管政策和反垄断规制的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持。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加计扣除税收优惠与企业科技创新责任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国家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减轻企业税负提升科技实力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基于资源配置和利益相关者等理论,以比亚迪、复兴医药、宝钢股份、柳工机械为案例企业,从消费者、政府、社区、员工、非政府组织5个维度理解企业的科技创新责任,分析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对企业科技创新责任的影响路径和效果。研究发现:加计扣除可以通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政府与社会的关注度两条路径影响企业的科技创新责任;从影响效果看,消费者、政府、社区和员工4个维度上的科技创新责任效果显著,非政府组织维度上的企业科技创新责任效果较弱。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公司融资和创新活动受阻,公司采取适当的信息披露策略有可能缓解这种不利影响。基于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在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公司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况下调高研发支出资本化比例,可吸引更多的证券分析师关注,使公司信息环境得到改善,进而降低市场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公司从外部获取融资的能力。我国上市公司应在会计准则范围内充分发挥研发支出资本化的信息传递功能,以增强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能力,从而把握好自身发展的机遇。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成本黏性的影响研究——基于研发投入的调节效应

选取2015~2021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成本黏性的影响以及研发投入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存在成本黏性,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抑制成本黏性;研发投入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成本黏性的关系中存在负向调节作用;数字应用对成本黏性的抑制作用要强于数字技术对成本黏性的抑制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降低企业成本黏性的对策建议。

垂直对外直接投资与服务创新

随着产业结构服务化,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部门,服务创新能力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本文利用1996—2018年服务企业微观数据,考察垂直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服务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第一,进行垂直OFDI的企业,专利授权数增加12.75%。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在消费性服务业中没有发现证据。这说明,垂直OFDI对创新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本地化倾向较高的消费性服务业无法通过垂直关联来增强其创新能力。第二,垂直OFDI的创新效应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只有高生产率企业和大型企业采用垂直OFDI能增强创新能力,中小企业和低生产率企业难以从垂直OFDI中享受创新溢出。此外,没有发现垂直OFDI战略的区域差异性。第三,“逃离竞争效应”在服务企业创新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竞争压力越大的行业,垂直OFDI的创新效应越强。第四,机制研究表明,研发成本水平下降和市场规模扩张有助于增强垂直OFDI的创新效应。

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

新型举国体制是传统举国体制在新时代的适应性转型,在国家竞争日益加剧和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新型举国体制成为发挥中国制度优势、破解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实现国家战略任务的重要抓手。如何探索新型举国体制的实现方式,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军民融合等重大战略领域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已成为当前亟需回答的重要课题。鉴于此,在深入分析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内在逻辑及创新要素基础上,从组织体系及实现机制两个层面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分析框架,并通过对军民协同推进新冠疫苗研发的全景式回顾进行案例探索,揭示新冠疫苗研发的中国经验——以新型举国体制为制度优势,以定位“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为前提,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发挥军民融合的战略支撑作用,释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力的中国方式。

参与制定技术标准对企业专利质量的影响研究

建立以技术标准促进创新的创新路径对打造电子信息制造业现代产业集群具有重要作用。以2008-2021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对参与制定技术标准与企业专利质量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参与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对企业专利质量存在正向影响,研发背景高管对上述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规模越大,参与制定技术标准越能够促进企业专利质量的提升,东部地区企业参与制定技术标准对企业专利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研究结论为电子信息制造业上市企业实现以标准促进创新的路径提供了参考。

文化产业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是新时代文化传承和文化产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通过选择2011—2021年250个A股上市文化公司的面板数据,对企业、行业、年份固定效应实证分析,并利用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验证了传导机制和调节机制,可以发现:文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从地区上看,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东、中、西部表现更为有效,而文化企业更多集聚在北京、广东等数字经济发达地区,且回归系数更大;从行业上看,我国近年来行业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各行业均表现出较强的创新效应,其中文化相关领域及服务行业最强,创意设计和内容创作行业由于其行业特性系数较小;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引发市场关注度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也可以通过内部控制的优化和外部经济环境的改善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