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制度视角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悖论的新解与验证

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20年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基于双重视角,即企业外部非正式制度层面的政治关联和内部正式制度层面的股权激励,探讨其对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适度的政府补贴有助于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即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会产生倒U型影响;(2)政治关联会负向调节政府补贴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倒U型关系;(3)股权激励与政府补贴之间具有互补作用,不仅能抵消过度补贴可能带来的抑制效应,还能进一步增强补贴初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将两者的倒U型关系转变为正向线性关系。此外,内生性问题分析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该研究结论有助于我国政府合理制定补贴政策,为企业科学使用政府补贴以促进研发活动提供有益启示。

专利权质押与企业创新

本文利用中国企业专利调查数据,在微观层面定量考察了专利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专利权质押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其积极效应不仅体现在以专利总数为代表的研发产出数量上,而且体现在以发明专利占比为代表的研发产出质量上。专利权质押显著增强了企业的研发激励,提高了企业的研发经费占比和研发人员占比。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研发职务奖励有助于扩大发明专利质押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但研发周期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专利质押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专利权质押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和不同规模企业的研发产出数量、研发产出质量和研发投入均有显著影响,但相比之下,专利权质押对国有企业和大企业创新产出数量的正面影响更大,对非国有企业和小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质量结构改善更为明显。本文研究结论为深入开展专利权质押试点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合作研发与技术交易谁更有利于技术融合:以人工智能多层专利网络为例

技术融合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是产业融合的基础。合作研发和技术交易是常见的技术创新模式。为探究不同创新模式下的技术融合影响因素,以人工智能产业为例构建组织-技术多层网络模型,从技术异质性和创新能力异质性两个维度探究不同创新模式下组织合作伙伴异质性对技术融合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合作研发模式下,技术异质性、创新能力异质性有利于技术融合;在技术交易模式下,创新能力异质性有利于技术融合,技术异质性不利于技术融合。

中国龙头科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驱动路径研究——基于fsQCA研究方法

为推动中国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升科技企业创新能力,对中国龙头科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深入探究。基于企业内部研发资金投入、研发人员投入和税收优惠、地方补贴及行业技术5个前因条件,阐述其对中国龙头科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26家中国不同行业上市龙头科技企业进行分析,构建前因条件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框架,结果发现:从整体看,企业研发投入、地方政府补贴以及行业技术通过不同条件组态影响龙头科技企业创新能力;从企业资源看,相较于研发资金,研发人员对龙头科技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加显著;从外部环境看,市场和政府采用优势互补方式驱动龙头科技企业创新,且市场行业技术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显著,地方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发挥显著激励作用。

新型研发机构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推进机制与路径研究

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型研发机构作为高能级创新策源地,不断强化其赋能新质生产力作用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从内在逻辑来看,新型研发机构通过科技创新、体制变革、产学研用高度协同有效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从推进机制来看,建立共赢的多元投入机制、高效的决策机制、与需求相匹配的创新服务供给机制、有利于人才发展的引聚育留机制和收益分配与绩效考核激励机制是新型研发机构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从实施路径来看,明确新型研发机构功能定位、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提升数字和绿色关键技术创新能力、创新组织管理方式、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是新型研发机构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必然选择。

ESG责任履行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吗?

核心竞争力提升是增强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基于2009—2022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从理论和实证方面探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责任履行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ESG责任履行能够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研发投入增强效应和人力资本提高效应三种机制产生影响。拓展研究发现,ESG责任履行有助于增强企业绿色核心竞争力。为此,政府需要引导企业深化ESG责任履行,疏通ESG责任履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渠道,推动ESG责任履行与政府环境规制共同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

我国环境规制日益加强,绿色创新已成为企业破解环境困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选取2012—2021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态势,且研发投入可以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有区域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也有异质性。今后应进一步协同推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强化政府和企业双主体环保责任,提升居民环保意识,依托大数据技术提升环境监管质效,并充分考虑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环境政策,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

数字技术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倒U型关系及转变

数字化转型可赋予企业创新巨大的新动能,但数字技术种类多、成本高,如何充分借助数字技术促进企业创新是企业关注的焦点。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技术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数字技术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呈显著倒U型关系,表明适度的数字技术集中度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但过度的数字技术集中度会抑制企业创新。机制分析表明,人力资源整合能力和研发投入强度在数字技术集中度与企业创新间发挥调节效应。随着调节变量增大,倒U型曲线拐点向左偏移,同时倒U型曲线逐渐变得平缓。在调节变量突破拐点临界值后,倒U型曲线转变为U型曲线。由此可见,调节变量增大能够进一步促进企业创新。结论可为深入理解数字技术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进而利用调节机制促进企业创新提供经验证据。

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

新型举国体制是传统举国体制在新时代的适应性转型,在国家竞争日益加剧和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新型举国体制成为发挥中国制度优势、破解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实现国家战略任务的重要抓手。如何探索新型举国体制的实现方式,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军民融合等重大战略领域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已成为当前亟需回答的重要课题。鉴于此,在深入分析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内在逻辑及创新要素基础上,从组织体系及实现机制两个层面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分析框架,并通过对军民协同推进新冠疫苗研发的全景式回顾进行案例探索,揭示新冠疫苗研发的中国经验——以新型举国体制为制度优势,以定位“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为前提,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发挥军民融合的战略支撑作用,释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力的中国方式。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动机:创新投入还是利益侵占?

股权质押借款是上市企业重要的融资方式,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动机的差异性会对企业发展造成不同的影响。基于2010—2018年我国上市企业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发展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期间,其质押比例越高则对企业的利益侵占现象越严重。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更容易抑制企业创新发展和加深对企业的利益侵害;相较于高竞争企业而言,高垄断企业对股权质押所获取的现金流的使用更为自由,更有“掏空”企业的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管理规模将会缓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发展的抑制影响;企业所在地区法治环境越好将会越易矫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的利益侵占行为。

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我国A股2007-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证实,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表现为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的提升,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抑制研发操纵的渠道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在外部融资依赖程度高、内部治理水平差、市场竞争度低的企业表现得更加明显。同时,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推动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对加强资本市场中介机构职能化及专业化建设,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经验支持。

知己彼,方谋合:创新绩效反馈对企业研发合作的影响

绩效反馈在企业行为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探讨创新绩效反馈(以创新结果测度的细化绩效反馈)对企业研发合作的影响,以及企业研发强度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进一步比较上述影响在不同性质企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中的异同。结果发现:历史、行业创新绩效期望落差对企业研发合作具有负向影响,历史、行业创新绩效期望顺差对企业研发合作具有正向影响。企业研发强度正向调节历史、行业创新绩效期望落差与企业研发合作间的负相关关系,正向调节历史、行业创新绩效期望顺差与企业研发合作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拓展性分析中,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创新绩效期望顺差对研发合作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其落差的负向影响也更显著。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创新绩效期望顺差对研发合作广度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对研发合作深度的影响较小;家族企业创新绩效期望落差对研发合作广度的负向影响更显著,对研发合作深度的负向影响较小。结论具有明确的企业创新活动指向性,有利于丰富企业研发合作决策情景。

新型工业化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来自我国省级面板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熵值法测度了新质生产力和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考察了新型工业化促进新质生成力发展的途径。实证结果表明:(1)我国新质生产力总体得分显示出稳定增长的态势,这种增长趋势凸显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新型工业化能够显著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其影响渠道包括提升研发强度和数字基础设施水平。(3)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更为完善的地区发展也较为成熟,其新质生产力受到新型工业化的影响相对较少,同时人均工资水平和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其新质生产力受到新型工业化的影响效果更为明显。本研究还深入分析了我国近年来新型工业化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并通过实证研究为提高新型工业化水平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依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管理者短视行为

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使用研发支出削减度量管理者短视行为,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管理者短视行为的影响程度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抑制管理者短视行为,且这种抑制作用主要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和增加企业利润两个机制而实现。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管理者短视行为的影响因管理团队特征和企业特征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具体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管理者短视行为的抑制作用在管理团队规模较小、年龄较小、任职时间较长且具有研发背景的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中更明显。因此,企业应综合考虑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多元投入,加快数字化转型的进程,适当调整管理团队成员以符合企业的发展目标,建立以长期绩效为基础的考核评估机制,同时纳入创新能力等非财务指标,以更加全面地反映企业的价值创造和可持续经营。

数字贸易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7-2020年54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贸易发展对一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贸易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存在“先负后正”的U型关系,即在数字贸易发展初期,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超过一定门槛值后,这种抑制作用会慢慢演变成促进作用。研发强度和贸易开放度对数字贸易提升国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贸易对发达国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更大的提升作用。据此,文章提出应加大数字贸易发展、重视研发投入力度、推进高水平贸易开放等对策建议。

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中国企业聚集强度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中国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影响因素有助于揭示企业战略和决策的动因,从而为企业管理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以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中国企业作为样本,运用首位度、基尼系数、全局空间自相关、局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等指标和模型,分别从人员和经费两方面探讨其失控分布特征,并进一步研究政府支持、研发环境、人均生产总值和交通条件对研发投入与企业聚集强度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中国企业呈现出“东南多、西北少”的典型特征;研发经费集中在少数高投入的领域或机构中,而研发人员的空间聚集性较强,存在一定集聚现象;政府R&D经费内部支出与研究与开发机构数为影响企业数量的主导影响因子。为此,政府需要关注企业集聚过程中可能导致的人才和资源不均衡分布问题,鼓励企业加强对研发人员的培训与支持,提高其整体素质和分布均衡性。

研发模式协同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影响效应研究

技术研发是企业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根本途径,众多企业同时开展独立与合作研发活动,两类创新活动及其协同效应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存在显著影响。基于知识基础理论,利用中国ICT产业2005—2020年发明专利数据,探究企业多元研发模式协同性、内部知识资源与能力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①企业独立与合作研发模式互补性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存在促进作用,而平衡性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存在负相关关系,两类研发模式协同性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②企业知识吸收能力中介两类研发模式互补性和平衡性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间的关系;③企业技术知识基础广度和深度负向调节研发模式互补性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间的关系,但会缓解平衡性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之间的负向关系。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理论,为ICT企业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动态调整研发策略,从而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技术封锁对研发投入的同业信息溢出效应研究

为了保障自身的科学技术优势,美国一直对外实施高科技技术封锁政策。随着中国经济水平和科技水平的提高,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优势越来越小,美国开始逐步对中国实施了技术封锁。一旦有企业被美国实施技术封锁,整个行业的企业都将面临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那么这些企业是加大投入突破“卡脖子”技术,还是转向低端发展模式呢?根据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的非金融公司数据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封锁会导致整个行业的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而且创新水平越高的企业增加的幅度就越大。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分样本检验也支持这一结果,而且国有企业对于技术封锁更为敏感,对研发投入增加的幅度更大。安慰剂检验和平行趋势检验也验证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这一结果意味着,虽然开放有利于经济和科技水平的提升,但是应当始终坚持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

新型研发机构绩效评价的国内外实践与启示

新型研发机构改变了科技成果转化范式,是推动科技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力量。分析国际典型应用型、创新型研究机构的绩效评价实践,对推动我国新型研发机构健康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本文研究梳理了德国、美国、英国和日本典型应用型、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重点分析了典型发达国家在应用型、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培育中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及评价理念等方面的差异和特点,旨在对我国新型研发机构绩效评价提供启示,推动我国新型研发机构评价体系与国际接轨,以促进我国新型研发机构的健康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培育与新型研发机构发展——基于嵌入的视角

采取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选取5家新型研发机构为研究对象,构建“嵌入动因—嵌入路径—嵌入成效”的分析框架,研究新型研发机构嵌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行为动因,揭示新型研发机构嵌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实现机制,从管理实践角度提出推动产学研合作的对策和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嵌入性和双边嵌入性是新型研发机构组织性嵌入的行为动因,认知嵌入、关系嵌入和社会嵌入是新型研发机构嵌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主要路径,生态系统优化、集聚创新动力、创新要素保障和经济社会效益是嵌入成效。两者嵌入是双方行为动态演化的结果,呈现自组织、自适应、自循环的发展特征,嵌入程度对嵌入成效会产生较大影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试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