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弥勒经变图中戒坛与戒场

在广律、戒本的记载中,诸部派有关戒场与戒坛的记载有不明之处,因此唐代道宣所著《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对出家受戒仪轨以及戒坛的形式做出了补充且明确规定。通过对敦煌莫高窟与榆林窟弥勒经变中戒场受戒实际情况的考察,如莫高窟第445窟的半圆形帷幕剃度受戒场景,认为戒场受戒在唐中期以后几近消亡,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宣对戒坛的推崇,二是官方法律对僧尼受戒的严格管控。

《老子》“道经”首篇阐释

“道经”首篇是《老子》全书之总纲,当从“以老证老”、考虑语境、整体把握这三原则出发来考察,方能正确地阐释本章之旨。其中“道”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形而上的“非常之道”,而“无”和“有”则是老子分别对远古蛮荒与近古物质两个时代的称呼。

佛经汉译理论中的“正翻”和“义翻”

"正翻"和"义翻"是中国古代佛经汉译理论中的一组翻译方法,分别用来处理"东西两土俱有"和"西土即有,此土全无"两种情况下的译名问题。唐末五代的《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中录有为这对术语界定概念的文字,但其始创者是提出"五种不翻"的译经大师玄奘。北宋南山律宗僧人允堪借用中国传统文论中的"事类"观念,对道宣提出的"事义相译"进行了详细的疏解与发挥,把"义翻"的适用范围从具体名物扩展至各类抽象概念。

武周《阎泰墓志》考证

阎泰墓志,近年来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地区,志主阎泰为阎立德第三子。有关其人,传世文献中并不见记载,但是在敦煌藏经洞所出唐代宫廷写经中却有他的记录,曾经在上元至仪凤中,武则天为其已逝父母追福的抄经活动中担任使职,监督此项工程。结合出土墓志、敦煌遗书、传世文献等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考证阎泰的世系、仕宦履历、家族沉浮等问题。

菩提达磨来华年代考

关于佛教史上达磨来华的年代这一问题,虽然长期以来聚讼纷纭,但在将多种佛教史著与正史资料加以参照并做了综合分析之后,认为宋人契嵩所主张的梁普通元年(公元520年)说,是较为可信的一说。

论姚合《极玄集》

姚贾诗人群体是中晚唐间重要的诗人群体和文学流派 ,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 ,这个群体往往被韩孟诗人群体所掩盖 ,它的独立性和意义一直为人所忽视。姚合《极玄集》为今存唐人选唐诗中重要的选本之一。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显示出选者对前代文学的认识 ,更在于它揭示出姚贾诗人群体的独特风貌 ,即苦吟的文学观念、五律的体验方式。

试论老庄哲学中的“德”:几个问题的新思考

老庄哲学语境中的"德"含义复杂且深邃,比如说"玄德"概念及其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由来已久的德的观念,可谓思想史进程中"哲学突破"的重要标尺。围绕着老庄哲学的"德",有若干问题值得深入探究:第一,道与德之间的关系能否归结于"德者,得也"的训诂解释,或者说道与德之间是否有那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分有关系?如果考虑到"德"实际上意味着"性"或者更深意味的"性之性",那么德就具有两层含义:万物殊性且自得其性的性;万物玄同意义上的"性之性"。第二,老庄往往通过宇宙论模式阐发道物关系,同时也展现了探究德与物之间关系的多元思考,后者隐含了一种心性论的旨趣。第三,作为价值判断语词的"德",足以提示出超越于伦理规范的原初伦理,即更高理论层次的德性伦理学(含政治哲学)。这几个问题的新思考有助于加深对老庄哲学的理解。

《文心雕龙》“封禅”与《文选》“符命”文体命名辨析

论者每以《文心雕龙》"封禅"体与《文选》"符命"体乃同体异称,但对其成因未作探究。"封禅"与"符命"的不同命名,应与魏晋南北朝无一帝王行封禅礼,而符命却被频繁利用,符命思想在这一时期走向整合等现实因素密切相关。在此问题上,萧统的政治敏感性无疑比刘勰更高。通过追溯"封禅"、"符命"的文体命名史可以发现,由于刘勰"封禅"体的内涵、外延不甚明晰,所以虽更早被命为文体,反不如"符命"这一命名影响深远。

玄奘的“庸俗气”从何说起?——季羡林先生《大唐西域记校注》之辨析

季羡林先生整理玄奘《大唐西域记》,熔铸经典,构建善本,嘉惠士林之功,世人尽知,然而先生对玄奘人格品行的评论却存在疑问。季羡林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关于玄奘大师庸俗、做把头、搞派性、打击异己、掠夺他人经书等诸种指责似有不妥,这些指责或文献不实、或认识不准、或立论不当,基本不能成立。基于季羡林先生及其著作的巨大影响,又事关玄奘大师的人格评价,故有必要根据相关史实和文献作客观、合理的辨析。

宋初小说视域下的僧传系统:《太平广记》“异僧”类研究

小说是宋初文人知识结构中的一部分,《太平广记》“异僧”类僧传系统传达出宋初佛教与中国古代本土文化相整合的知识内涵。在引用文献方面,表现出对《高僧传》作为佛教僧传经典的解读。同样是奉《高僧传》为僧传经典,《太平广记》在尊崇早期佛教流传人物这点上弱于《太平御览》,但在选录《高僧传》人物方面具有一定的佛学识见。在僧传人物方面,崇尚以神异传教的佛图澄,推崇道宣及其融入中国本土述异观念的感通思想。编纂官的引书收录表现出对文人笔记的一定倾向,“异僧”类收录的隋唐人物除道宣外均来自文人笔记。同时,在承接《高僧传》“神异”类和道宣感通思想的基础上引入更多中国本土述异传统,反映了佛教知识信仰下倾民间的趋向。道宣事迹未被《太平御览》“僧”类和“异僧”收录,道宣律学基础中的四分律也不载《太平御览》“戒律”类。李昉、扈蒙等人对道宣的认识似乎主要缘于其佛教感通事迹而不是律学成就。

道安与东晋清谈

道安因其卓越的成就,在东晋时便已享有极高的声誉。汤用彤称赞道安能够不借清谈而使佛教有独立之建设与发展,实际上道安对于东晋的清谈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世说新语》等文献中保存有少量的道安清谈的记载,从中能看出道安清谈水平极高。道安擅长"双玄",传扬的般若学以及对"双玄"的阐发,成为支道林等清谈者玄谈的重要内容,对两晋清谈的内容、形式和风气都起到了推动作用。道安极好地利用了东晋的清谈,推动了佛教在东晋时期的发展。

东汉人文三“北海”

郑玄、孔融、管宁作为活跃于汉末北海地区的三位儒士,他们的生平事迹和处世之道虽然不尽相同,但身处乱世而坚持砥砺自己的士君子品格,"以道自任"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其气节操守及学术建树堪称东汉士人的典范。

简析《高僧传》与《续高僧传》成书目的及作传理念之异同

梁慧皎的《高僧传》,以弘扬僧人的理想人格,达到传教护法为目的;道宣的《续高僧传》以弘通佛法要义为首任,重在"会正解而树言"。二者虽在写作过程中都具有史家的眼光和"实录"的精神,但在成书目的及作传理念上却存在较大差异。为了深入了解慧皎和道宣为僧人立传的意图和价值取向,从体例结构、成书目的及作传理念等维度探析二者的异同。

《老子》首章新探

作者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探讨了《老子》首章:第一个"道"是《老子》的核心概念,意指世界的本体和本源、根本规律和根本法则;第二个"道"不是言说之意,而是第一个"道"字的动词化,即体悟、发现和遵循;第三个"道"和第一个"道"的意思一样,但不是老子所要阐述的核心概念;前两个"常"并非永恒之意,而是一般的、通常的;后两个"常"也是通常之意;"玄",一般都理解为"幽深",但这里更应该指"微妙"之意和"否定"之法。

老子之道:有、无之间周行的路径——中国哲学之“道”的源头审视

“道”是中国哲学的最高概念。从“道路”之“道”到万事万物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老子之“道”是一个关键环节。就《老子》第一章来看,老子之“道”处于由“具体”而“抽象”的过渡阶段,它已不是具体的“道路”,但仍未摆脱“路”的意象,其确切所指应是有、无之间周行的路径。这一论断建立在对《老子》第一章的如下新理解之上:第一,“有”与“无”是指示事物不同状态或属性的两个“常名”,是揭示“常道”的概念工具,与“常道”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所以不能把“常道”理解为“有”或“无”;第二,“玄之又玄”的“玄”,不是形容词,也不是动词,而是名词,是“有”“无”二者的统称。第三,“玄之又玄”的含义是“从无到有”或“从有到无”。对老子之道及《老子》第一章的上述新理解,会使《老子》研究中的很多问题迎刃而解。

中国古代佛经译论发展之管窥:从支谦、道安至玄奘

长期以来,中国翻译研究过于关注西方译论而忽视了本土传统研究,文章以史为纲,聚焦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由发端走向顶峰的代表性人物支谦、道安和玄奘的翻译理念,展示中国古代翻译理论体系建塑的历程。支谦的"因循本旨"、道安的"崇本而传"、玄奘的"苟不违本,斯善矣",均强调忠实原文,翻译思想一脉相承。支谦与道安尽管主张"求雅",但在实践中更注重"质",至玄奘,"文质"已不再截然对立,而是强调在过度直译与过分意译之间寻求平衡。基于近千年的翻译实践,中国古代佛经译论有其内在的发展脉络,为中国近现代翻译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根基。勒弗维尔对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史实存在误读。

试说“光采玄圣炳耀仁孝”

《原道》“赞”中的“光采玄圣,炳耀仁孝”,是由原文正文里面“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和“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等句意凝练而成,涵盖的是人文从创始到成熟的全过程。这里的“玄圣”所指为庖牺,“仁孝”则指孔子。刘勰受赞语四字一句并且必须对偶押韵等形式的限制,不得已使用了借代的修辞手法,以“仁孝”代指孔子。通过赞语与正文的互相印证,可以更好地把握文章的主旨,矫正阅读中产生的偏颇。

唐长安名刹西明寺补正——兼论西明寺学派的特征及形成原因

位于唐代京师长安的西明寺,是一座规模大、等级高的皇家寺院,从这个寺院建成的那天起,一批大师级的佛学人才便聚居这里,使之成为一座风云际会的寺院。这座寺院因其本身的重要性和传世资料的丰富性,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同时,西明寺作为唐代为数不多经过考古发掘的寺院之一,为探讨唐代寺院布局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对西明寺的平面布局、与皇室的关系、国际性、毁灭的时间等进行了补正,同时提出西明寺学派这一概念,并初步分析了该学派的特征及形成原因,其中对寺院布局的补正和对西明寺学派的分析研究是本文的重点。特别是笔者从考古资料出发,结合早年绘制的西明寺平面布局示意图,并与日本奈良大安寺的平面布局复原图进行比较,明确提出西明寺是一座前有双塔、后为佛殿和庭院组成的多重院落、以其他建筑为辅助、佛殿位于南北中轴线上的寺院。特别要注意的是,玄奘在设计修建西明寺时以祇园精舍为蓝本,这是玄奘要将唐王朝建设成印度之外的又一个佛教中心这一宏大心愿的反映。

从《类选唐诗助道微机》看周汝登的思想及诗歌观

周汝登是明代后期阳明心学的重要传人,他的《类选唐诗助道微机》传达的是以"心"为本,融通儒释道三教的"道"。书中"对治"一类最有特色,与佛教的"念死"法门相通。"微机"揭示非无思非有思、无善无恶的观点。周汝登选诗的目的在于借诗修心,体现了"诗能助道"的诗歌观。这一读诗视角新颖,有启发意义,但忽视了诗歌的审美特性。类选的方式别具一格。目前此书学界关注较少,值得进一步研究。

《续高僧传》成书考

《续高僧传》是一部由唐代高僧道宣编纂的佛教史传,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考其成书过程,经历了两大阶段:因参与玄奘主持的译场,道宣于贞观十九年完成《续高僧传》初编本,嗣后二十年间道宣不断进行增补至麟德二年最终写定《后集续高僧传》。两书一度并行于世,后来发生合揉,以至于后世再难见到《后集续高僧传》。而经过历代大藏经的雕刻和流传,《续高僧传》最终定型为现在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