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小说《在医院中》的历史考证

小说《在医院中》是丁玲中期创作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令她在政治上饱受磨难的一部作品。她一生中很少就这篇作品发表意见,甚至可以说是三缄其口、讳莫如深。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她对小说《在医院中》如此敏感呢?通过对作品中的“XX医院”“人物事件”“创作动因”以及延安文艺整风与丁玲之间的关系等四个方面的详细考证,可以深入探讨丁玲在1940年的情绪低沉、思想困顿、情感纠葛和自我救赎。通过对相关史料文献的重新梳理,可以揭开丁玲创作《在医院中》的历史之谜。

丁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

借助海外图书馆及数据库资源,通过梳理丁玲作品政府机构译介和国际学者译介情况,以及各译本在Goodreads、Amazon、StoryGraph等网站上的读者综合评价情况,对英语世界丁玲作品的接受状况进行分析发现,丁玲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效果差强人意,存在不少进步空间。中国文学作品要真正走向世界,在翻译层面,应坚持“常译常新”。在传播层面,应注重“平靓正”,重视“粉丝翻译”的影响力,通过与其他传播形式跨界合作努力为自身“引流”;同时,还要重视译作的本土化。在接受层面,应思考如何实现接受效果从“Chinajoy”到“Globaljoy”,让中国文学作品凭借自身的魅力,赢得海外读者的衷心喜爱。

梁斌与丁玲的互动及其文学史价值

丁玲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其中丁玲与很多作家的关系也是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如丁玲与沈从文、萧红、韦丛芜、施蛰存等,但丁玲与梁斌一直未曾涉及。本文主要围绕丁玲与梁斌的互动,从丁玲被捕、对丁玲逝世的悼念及丁玲对《红旗谱》的认可等内容入手,从梁斌与丁玲这些互动中能够看到作家之间的传承及带领读者回到历史现场,对文学现象进行补充,并窥视其互动背后隐藏的文学史价值。

重读《入伍》:“有机知识分子”作为标尺

《入伍》是丁玲写知识分子生活道路上的深化和转折点,折射出作家20世纪40年代的政治倾向和文学追求。其中,对于延安时期“知识青年如何入伍”的探讨,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战时的社会职能问题,与葛兰西文化理论中“有机知识分子”的思想诉求存在契合之处。文章在葛兰西知识分子论的理论视域下,从“有机知识分子”的结构和文化特性入手,探究以徐清为代表的延安知识青年的局限性和改造方向,进而揭示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间的区别、联系和转化。事实上,丁玲自奔赴延安后,对于坚持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创作方向、投入民族革命战争事业产生了文化认同,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作家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和革命期望。

有限理性视域下的女性出走——以丁玲的《梦珂》为例

《梦珂》是丁玲初入文坛的第一部短篇小说,代表了丁玲初期创作的总主题——五四落潮后女性追求独立的反叛精神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小说中梦珂经历了三次出走,非但没有看到希望,反而在一次次逃离中走向深渊。从有限理性视角出发,探究梦珂三次抉择所造成的憧憬和失落,可以为理解特定时代背景下女性的生存困境和作家的创作转型提供新角度。

欲望与理性悖论的调适——论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恋爱”思潮

“革命 +恋爱”作为革命文学中出现的一种小说模式 ,它的出现首先是继承并改造了 2 0年代初期欲望与理性悖论调适的理路———“个人的即社会的”。继承主要是对革命与恋爱一致性的认同 ,改造主要是革命 (阶级革命 )获得了包容、决定恋爱的优先性。革命与恋爱的关系经历了从“为恋爱而革命”到“为了革命牺牲恋爱”的变化 ,最终在艰难的调适中走向了革命禁欲主义。丁玲的转变 ,颇为典型地代表了当时左翼作家自我改造与自觉选择的方向。

视觉“互文”、身体想象和凝视的政治——丁玲的《梦珂》与后五四的都市图景

借助当代视觉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技术化观视”,来重读丁玲的处女作《梦珂》,可以看到:丁玲作为一个早年和电影业有着特殊关系的女作家,一转入文学创作领域,就相当自觉地运用文字化解、容纳和提升来自图像领域的刺激和震惊,从而在某个特定的方面激发出中国现代文学前所未有的视觉潜能。

“名士气派”与“脱胎换骨”——延安时期丁玲的精神蜕变

延安整风之前的丁玲,在毛泽东眼中有着浓厚的"名士气派"。这一"名士气派",可以理解为具有强烈个性和批判精神的"文人气",是与延安战争时期特有的集体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积习难改的"名士气派"促使丁玲不但写出了一批不平则鸣的作品,而且还以《解放日报·文艺》为阵地策动并引导了一场以"五四"启蒙主义为旨归的延安文艺新潮。但以丁玲为领军人物的这股延安文艺新潮,却在随之而来的延安整风与审干运动中,遭到了整体性的否决和批判。尽管丁玲因为毛泽东的保护而没有像王实味那样被残酷整肃,但她为了"过关",遂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试图改掉自己的"名士气"。丁玲在延安的思想"突变",固然有其被迫性的一面,但更主要的还是她主动迎合的产物,是她左倾文艺思想在特殊历史语境下激变而成的结果。

革命热情与政治:丁玲作品精神分析解读

精神分析话语随着历史进程不断演进,蕴含着彻底社会变革的可能性。通过与精神分析理论中以"性"为中心的模式进行对话,同时回溯丁玲小说中某些歧义丛生的时刻,本文认为私人爱恋也可以成为集体凝聚力的一部分,无意识可以推动社会变革,里比多能量亦可转化为政治热情和集体行为。借助厘清"升华"概念、分析里比多能量如何"正向升华"(positive sublimation)为政治热情,本文试图打破欲望心理活动与社会责任、恋爱与政治以及个体与集体之间的隔阂。

女性自我、身体疾病及其文化内涵——论丁玲与萧红女性小说的表现差异

丁玲和萧红的女性题材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丁玲前期创作的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和萧红的《生死场》中的女性欲望和女性身体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两位女作家都表达了共同的女性情结与性别意识,但她们各自不同的叙述方式使小说呈现了不同的文本特点,小说中透露的女性自我的体验及其艺术表现方式给我们不同的启迪。在女性思想和身份并未完全解放的当年,她们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书写了男权传统中女性的内心困惑和身体的疾病,体现出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现实性和深刻性。

“旧的东西中的新的东西的诞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中丁玲“转变”的辩证法

1931年夏天丁玲创作的《水》被认为是其"向左转"的标志性作品。这一被命名的过程,乃是丁玲的自我改造与"左联"的组织化运动合力构造的结果。冯雪峰等人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对《水》进行解读,使"十一月决议"获得了具体化的实践,从而重新阐释了"同路人"与无产阶级文学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新情势下的左翼文化斗争建立了新的论述空间与实践路径。

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国民性批判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自主性人格的缺失、狭隘自私的小农观念、残酷的暴力情结等三个方面对附着在农民身上的国民精神痼疾展开批判,从而表现出了启蒙主义的立人诉求。政治式写作与立人诉求的交会,革命意识与启蒙话语的并存,使作品在意识倾向和主题蕴涵上形成了巨大张力,表现出了复杂化的倾向。

丁玲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破解丁玲研究之谜

丁玲早期参加过无政府主义者们组织的活动,也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有过密切接触,因而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其早期作品对超拔于世俗生活之上的性爱乌托邦的追寻,标志着中国性爱小说走出了五四"爱情-婚姻-家庭"的世俗程序,进入到一个新的精神空间,使中国女性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发展期的价值调适——以作家丁玲为例

现代作家丁玲思想—创作的生成及演变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文学发生发展中的几个重要节点和阶段有着密切关联。作为一种丰富而复杂的典型现象,丁玲与现代中国文学彼此同构又抵牾的不断自我调适所揭示的作家个性特色和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内在思想文化要素,对于重新审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精神传统有着特殊意义:首先,丁玲起笔创作就写小我也写大众,写熟悉的女性也写陌生的难民,写生活也写革命,写人生的片断也写时代历史的大事件,写现实所见也写个人感受和体验。她引领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进入面向生活的重要发展的历史阶段;其次,丁玲自始至终以现代知识女性随性而独立的姿态与时代同行共进,她的创作总是能够爆发出自己的生命强力,赋予了革命与文学多声部的变奏和独具个性特质的精神风貌;再次,丁玲用鲜明的性别意识谱写的现实主义革命文学,将革命文学单一思想代码和政治隐喻,转向人的解放的自觉反思和其文化思想的纵深推进,为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个性化的案例和丰富的思想资源。

论丁玲、陈染小说的文化内涵

丁玲与陈染的创作 ,在各自所处的时代均具有所谓“摩登”的文化素质。这种素质主要体现在 :自我的强调与张扬 ,性爱的自由与彰显以及偏于“颓废”的美感特征。在小说叙事上 ,她们的创作都带有“反文化”色彩 :丁玲早期创作中男女主人公性别角色倒错的现象 ,已初步构成对传统社会性别格局的反讽 ;陈染的“黛二系列”则有着更为鲜明、强烈的文化颠覆色彩。她们作品中对女性同性恋的书写 ,同样具有反文化秩序的意味。与此同时 ,丁玲和陈染的同类创作在不同时代问世后所面临的不无相近之处的文化际遇 ,也从一个特定角度昭示着她们的创作在现实社会中的“另类”性质。

论丁玲延安时期小说创作中的潜女性话语

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视角出发，对丁玲延安时期小说创作的女性性别话语的构成形态及其深层寓意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丁玲这一时期作品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作者将性别分析置于社会政治思考的框架之中，进而对女性的生存境况作了一次深人的体察。

延安文学中女性意识的遮蔽

延安文学对妇女翻身求解放过程的描写,在女性解放史上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延安文学的主旋律是以"民族宏大叙事"为主,女性解放仅是作为阶级解放的注脚存在的。因此,延安文学对妇女解放的描写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女性意识的遮蔽。

话语卫生学与丁玲的女性肉身叙事

描写了丁玲女性肉身叙事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变化过程,最后在延安彻底转变;丁玲在延安走过了三步:战士化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转化和新的叙事方式的建立,由此探讨了话语卫生学的治疗机制和治疗功能。

未完成的启蒙——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新解

从启蒙现代性的视角来看,《我在霞村的时候》延续了"五四"运动的启蒙主义传统,提出了个人自由、婚姻自主的重大命题。但是这一主题被小说表面的"革命"叙事所遮蔽:"革命"中断了"启蒙"。一般来说,"革命"并不一定总是与"启蒙"相冲突,但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显然认为,"革命"是与"启蒙"相冲突的。这就构成了小说在结构和叙事上的内在张力,使得它的意蕴扩张,具有了超越"革命"的不一般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