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张之洞与北洋、湖北新军异化比较研究

清末新军以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实力最为雄厚。但后者中的革命士兵倒戈打响了辛亥首义的枪声,前者成为袁世凯威逼清室、胁迫革命的私人工具。从袁世凯、张之洞的个人因素来看,袁、张不同的练兵动机导致了迥异的治军之道,进而形成两军相去甚远的内在素质,最终决定了两军不同的政治取向。

吴刚为何捧出“‘桂花’酒”——毛泽东《游仙》词管窥

毛泽东为杨开慧写诗有三首,为第三任妻子仅写过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毛泽东与贺子珍相濡以沫,同生共死的度过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最为艰苦的10年,但没有专门为贺子珍写诗,可他的心中对这位性格倔强、自尊要强的“战友”并未忘怀,只是碍于客观环境的局限,只能将自己的满腔惦念和关怀之情深深地闭锁起来……

黄百韬兵团被围缘由考辨

淮海战役前,国共双方的判断和应对举措均有偏差。国民党军方面误认为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联手发起战略决战,进攻方向在鲁西南,目标是徐州。中共没有意识到华东国民党军即将全面收缩,以致于未能在原定地域包围黄百韬兵团。战后,双方对黄兵团被围原因的分析有失偏颇,国民党方面归罪于郭汝瑰,中共方面则没有意识到围歼计划峰回路转得益于蒋介石决策的突变。

《柳氏家训序及后序》校释研究

《柳氏家训序及后序》碑今存天水市秦城区高皇庙,碑文所提柳氏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柳开一家。通过正史记载、柳开文集印证,还有撰写家训主持人人选的合理推断,可以发现此碑所指《柳氏家训》由柳开撰写,而且对当时的柳家及后世影响很大。《柳氏家训序及后序》的立碑人董湜受柳家影响,用《家训》教子并请人为之作序刻石。对原碑进行重拓、再校之后,可以补《全宋文》缺陷二十二处。在此基础上,又可对碑文、正史记载的柳父官职等家族成员信息予以纠谬。

挽救共和之道——1914-1916年间张东荪政治思想论析

"二次革命"后,共和前途岌岌可危。进步党国会派与国民党温和派积极寻求遏制政局倒退的办法。期间,为联络各派力量,共同致力于反袁专制、挽救共和,张东荪到处奔走,穿梭于两党之间,成为政论界的活跃人物。他参与创办了多份杂志报刊,激烈抨击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与复辟帝制,同时从学理角度检讨国民、进步两党的政治立场与主张,探讨共和政治建设之路。张东荪所倡导的"有形对抗力"论及"第三者"的联合,成为温和共和派联合维护共和的理论根据;他对"地方分权"及联邦制的论述,在当时也颇受注目,集中反映了共和温和派对挽救共和途径的思考与努力,也由此确立了他在政论界"政学泰斗"的地位。在反袁帝制运动中,张东荪毅然放弃和平改造的立场,以更激烈的态度与袁氏对抗,并成为武力反袁的旗手之一。

近代名流与鸡公山

近代鸡公山名流荟萃,张之洞、靳云鹗、吴佩孚、张学良、蒋介石夫妇等或为避暑,或出于政治军事等原因结缘鸡公山。这些人的活动丰富了鸡公山的人文内涵,提高了鸡公山的知名度。

文武两端:关于张之洞和袁世凯的再评价

"清流"若是八股之下士人内心扭曲的亢奋,"洋务"则为夕阳中当权者妥协的变通,做为清末"士大夫"楷范的张之洞,以"清流"入仕,兴"洋务"畅仕,然"臣民"的自身定位,使他始终无法从配角转化为主角,只能被动的择世而行;袁世凯小站练兵,拉开"北洋系"指点江山的序幕,但武人长于施威,乏于布德;遇乱世若一味持强,则如饮鸩止渴,饱则即亡。张之洞和袁世凯一文一武,于南北间刚柔相济,但面对错综复杂的时局,困顿中求生的民族,也于彷徨间两难。

中东路事件发生之原因新论

张学良执掌东北军政大权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久就处死擅权的杨宇霆和常荫槐,沉重打击了东北当局内部的旧派,同时提升了少壮派的地位。然而正是因为少壮派势力内部的利益角逐,不断鼓动张学良就中东路问题采取强硬态度,同时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的赞许下,最终使自我意识膨胀的张学良在对待中东路问题上采取了不明智的行动。

北宋曹洞宗禅僧安庆行化考

北宋中兴曹洞宗的三位关键人物法远(991—1067)、义青(1032—1083)、道楷(1043—1118)皆与安庆结缘甚深。法远于桐城浮山付法义青,化解了曹洞正脉行将失坠的危机;义青先于浮山潜修悟道,后长期弘法太湖白云山、桐城投子山,拉开了曹洞宗中兴的序幕。道楷开悟于白云山,后于汴京丕振洞下宗风,曹洞宗中兴局面至此大成。要之,安庆是北宋曹洞宗中兴当之无愧的肇始之地。

宋儒董楷生平考

董楷,字正翁,号克斋,为朱熹再传弟子,纂有《周易程朱先生传义附录》。楷宝祐四年(1256)中文天祥榜第五甲第四十六名进士。中进士后,初为绩溪县主簿。景定五年(1264),任官田所安吉分司官。咸淳三年(1267)至六年,任嘉兴府提督华亭市舶;七年至九年,任瑞州知州;九年,任湖南提举常平;十年,任湖南转运使。还曾任寺丞、大理寺正,官终吏部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