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寅时期韩朝首脑会晤:成果、阻力及启示

朝鲜半岛作为地区乃至全球热点,使得朝韩首脑会晤举世瞩目。文在寅政府对朝“月光政策”触发朝鲜通时合变,力图“借南通美”。文在寅时期的朝韩首脑会晤试图以南北共存共荣为目标,力争自主解决半岛问题,在南北和解的基础上进行全方位合作,实现朝韩关系化敌为友。朝韩首脑会晤与朝美首脑会晤良性互动与相辅相成仅昙花一现。朝美矛盾的爆发将朝韩首脑会晤成果毁于一旦。美国因素的破坏效果巨大。在朝韩首脑会晤问题上,中国一直发挥劝和促谈的建设性作用,是维护和促进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的积极力量。

碳中和背景下中国首脑外交与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建设

全球气候治理掀起的碳中和潮流正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发生革命性变革,对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重构和变迁将带来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建设成为各国碳政治博弈的重要内容。国家绿色战略能力,是一国基于自身所能运用的各种绿色资源,通过国家战略谋划和具体应用,维护和拓展国家绿色发展及国际碳政治博弈的能力,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向度。当前碳中和背景下中国首脑外交对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通过增强国际话语权、提高制度建构力、增加国际道义力量、改善和优化国际形象等大大提升了国家绿色战略能力水平。人类正处于一个危机叠加、风险加剧的时代,需要中国继续通过首脑外交等各种国际战略途径加强自身绿色战略能力建设的同时,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拜登政府主办议题峰会的特点

拜登政府频繁召开议题峰会,并创设与之配套的新机制,形成美国对外政策的新手段。这种议题峰会以对华竞争为目标,突出价值观外交,规避现有国际机制的约束、形成排他性的伙伴关系,对中美关系造成消极影响。

首脑外交与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基于2013—2021年面板数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本文旨在研究首脑外交对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影响。作为中国目前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重要性引发学术界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13—2021年的中国首脑出访数据,以及中国对东盟各国的货物出口、服务出口和对外投资数据,采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和对外直接投资模型,就首脑外交对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促进效应进行实证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脑出访对中国对东盟国家的货物出口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政治关系的亲疏程度、经济总量的规模以及人均收入水平是影响中国首脑外交的货物出口创造效应的三大关键因素;在服务出口方面,首脑外交呈现出行业异质性,对中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服务贸易子行业的拉动作用有限。但是,研究发现新冠疫情对上述两类贸易创造效应都产生了抑制作用。此外,首脑外交并未对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明显积极影响,其原因在于中小规模投资和民营企业投资未受到充分的正面刺激。在后疫情时代,有必要尽快恢复线下的高层互访机制,并充分考虑首脑外交对出口和投资促进作用的差异性,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新发展。

超级人口大国的相处之道——历史视角下的当代中印关系评析

中国与印度是当今世界仅有的人口数量超过10亿的超级大国,当代中印关系集大国关系、邻国关系、发展中国家关系、多边舞台重要角色于一体。印度发展简史和当代中印关系史是当代中印关系发展的历史基础,当今世界的发展形势和安全互信的现实问题是当代中印关系发展的现实基础,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是当代中印关系发展的根本利益,支持各自国家现代化进程是中印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当代中印关系发展从历史和现实基础出发,运用大国关系、邻国关系、发展中国家关系、多边外交舞台等多种外交资源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朝着实现各自现代化的根本利益的共识目标奋进,上谋世界大势,中谋双边关系,下谋社稷民生。

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与中美首脑外交

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双方一直在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的相处之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诉求意图明显。特别在首脑外交领域,双方的互动积极有效,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特点:两国首脑间访问走向常规化;首脑会晤形式多样化并逐渐制度化;首脑间致电通话内容深入化;首脑间交流层次更加多元化。中美首脑外交全面展开,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两国关系正常发展,而且也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其理论意义在于,中美首脑外交发展,可以为破解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相互防范和冲突的历史难题提供新的范式;现实意义在于,两国首脑的外交形式更加多样,逐渐形成交流机制,有助于中美增加战略互信,及时化解各种矛盾,推动地区性事务和全球问题的解决。

习近平首脑外交与中国白俄罗斯“一带一路”合作

自习近平成为中国领导人以来,在外交领域积极发挥关键性的领导作用,首脑外交已成为中国外交的最高形式。习近平外交思想强调党对外交工作的绝对领导,强调维护首脑对外交工作的核心领导。习近平主席对于中白合作的倡议得到卢卡申科总统的认同和支持,首脑外交已经成为中白“一带一路”合作快速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中白克服了空间距离远、产业合作条件不佳的困难,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市郊建设中白工业园,并被纳入“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目前该项目的进展迅速。中国与白俄罗斯的“一带一路”合作是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合作,是一种基于政治互信的合作。从中白合作中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因势利导和差异性的合作形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新特点。“一带一路”绝不仅仅是一条交通物流走廊,更是一种全球经济合作的新模式,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制度创新。

中美关系中的“放大镜效应”

中美关系中既存在竞争,也存在合作,在战略层面或政治安全层面是竞争为主,在其他层面有可能以合作为主,或者竞争与合作同时存在。同时,中美关系中存在一种"放大镜效应",将双方关系中的某些正(负)面事件不同程度地放大,良(恶)化两国的政治气氛,进而影响两国的决策层。这具体表现为首脑外交和南海争端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这样的放大效应会影响对中美关系性质的认识,可能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日本的东亚峰会外交:背景、路径与启示

每年一度的东亚领导人系列峰会成为东亚各国及美俄等相关国家博弈的平台。日本作为东盟最早的对话与合作伙伴之一,长期以来,通过区域、次区域及双边渠道布局地区外交,突出与东盟及东南亚各国的"全方位关系"。在东亚系列峰会筹备、举办以及落实协议等各环节,日本已形成颇为有效的参与模式。

试析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的日印关系

自2012年年底安倍内阁第二次启动以来,日本积极开展对印度外交,特别是通过首脑外交使日印关系快速发展与提升。日本对印度外交主要内容集中于安全保障、海上合作、经济与能源合作、地区与国际热点问题协调配合以及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日印关系不断提升,主要归因于印度近年来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印度本身拥有的地缘优势以及日印共同追求的"大国梦"等因素。日印继续深化关系,还面临着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未来日印关系发展存在着一些隐忧与麻烦。

从日越关系新动向看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的新趋势

以经济外交为主要手段,日本重视并积极推动对东南亚地区的全方位外交。菅义伟组阁不到一个月即把外交首秀选定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使安倍二次内阁以来日本重视对东盟外交、通过越南、印尼等重点国家对东盟施加影响的趋势更加明确。越南担任2020年度东盟轮值主席国,同时也是该年度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希望通过其在东盟内部以及东盟与地区相关国家间发挥协调作用,树立在地区乃至国际上的形象。推行“革新开放”政策的越南,对日本的资金、技术及市场寄予厚望,也明确表示欢迎日本在安保领域发挥作用。日本则伺机在经济、政治及安保领域全面介入,在助力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牵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2020年末RCEP成功签署,给东亚合作带来新契机,东亚经济合作将进一步深化。以东盟为核心,推进包括中国、日本、东盟多边、湄公河次区域以及日越、中越、中日等双边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已是大势所趋。

日韩、日朝邦交正常化实践对比与启示

日朝关系正常化是日本两大战后遗留外交问题之一。从1991年开始,日朝双方进行了13轮邦交正常化谈判,但仍然无法促成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确立,两国之间尚有"经济协作问题"、"绑架日本人问题"和"核·远程导弹问题"三大难题阻碍着双方建交的达成。而日韩关系正常化经过14年艰苦谈判在1965年得以成功建交。对比分析两者的实践过程与影响因素,可以为陷入僵局状态的日朝邦交正常化提供借鉴与启示。当前,日朝邦交正常化陷入困境,深刻的历史纠葛,复杂的国内政治,以及紧张动荡的东北亚国际局势都将对两国邦交正常化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日朝邦交正常化将是两国的一场长期博弈,历史经验证明,未来日朝关系正常化或可通过"秘密外交"和"首脑外交"打开局面。

建交以来中印关系中的首脑外交研究

首脑外交是由国家实际掌握最高决策权的领导人直接出面处理国家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外交。中印建交七十年来的首脑外交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其发展历程、内涵、侧重、形式等方面都有鲜明特点。中印首脑外交在一些关键节点上发挥了为两国关系把舵定向的作用,但其开展历程和成效也受到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尽管如此,在较近的将来,中印首脑外交仍会继续发挥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并会更加趋于机制化、所涉及的议题也会进一步多元化。

未来五年中美领导人交往的稳定性分析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交往对于双边关系具有很大的重要性。两国领导人形成了较为顺畅的沟通机制。未来五年影响中美领导人交往稳定性的因素包括:领导人性格,美国国内政治的压力,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等等。首脑外交的顺利进行,是中美关系稳定与健康发展的基础,需加以重视,但它并不能保证中美之间的核心问题得以解决,或保证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不受影响。

邓小平时期的首脑外交研究

改革开放后,中国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首脑外交也随之活跃起来。本文运用描述性定量分析方法,利用可获得的数据,探讨邓小平时期首脑外交所呈现的变化趋势。通过对首脑互访在历史频数分布、地区分布和国家分布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邓小平时期首脑外交在数量上比改革开放前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其中,亚洲始终是中国外交的重点,欧洲(特别是西欧)在中国总体外交布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与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国家的首脑互访稳步增长。总体来看,邓小平时期中国的首脑外交得到了恢复并初步显现出全方位的迹象。

中日首脑外交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中日关系迎来了两国复交以来最好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日首脑互访频繁,互访次数位居大国之首,极大地推动了双方在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合作,中日首脑在发展两国关系上发挥了显著的管道作用。可以说,这一阶段中日关系迅猛发展,首脑外交是双方关系得以实现的重要推进器。

朝鲜推行全方位外交之背景分析

以“两金会晤”为转折点 ,朝鲜外交渐易常态 ,日益呈现出明显的全方位特征。朝鲜外交模式由保守单一到多边开放的转变是以后冷战时期朝鲜的一系列错综而深刻的国际国内因素为背景的。这决定了朝鲜推行全方位外交路线的战略性而非策略性。

国际危机处理中的“首脑外交”——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个案的分析

"首脑外交"在国际危机处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成功解决堪称是通过首脑外交处理危机的典范。这种作法对当代国际社会处理重大国际危机与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日本的南太平洋外交战略演变与太平洋岛国峰会——从环境外交到海洋外交

由于二战后日本与南太平洋岛国外交发生演变,有必要探讨日本从环境外交向海洋外交转变过程中对该地区的外交定位。二战结束后,日本势力一度彻底退出了南太平洋地区。随着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和南太平洋岛国纷纷独立整合组建"太平洋岛国论坛",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起,重新开始加强对该地区的外交攻势。此后,通过举办八届"日本—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日本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逻辑实现了从环境外交到海洋外交的转变,在历史惯性和现实主义外交的双重作用下,日本力求在南太平洋地区构建符合自身利益与偏好的外交模式。目前,日本已将其对南太平洋岛国的外交,提升到与中东地区、非洲的"西翼"并重的高度,成为其海洋战略的"东翼"。中国今后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将不得不直面日本的海洋战略,并与之展开博弈。

朝美无核化谈判的症结与中国的应对之策

2018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进入转圜发展的新阶段,一系列“首脑外交”成为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但是,朝美新加坡峰会并未使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具体化,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的朝美河内首脑会晤也以无协议方式无果而终。不可否认,朝美无核化谈判为寻求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提供了可行方案,然而两次首脑会晤也凸显了朝美之间在“无核化”的立场诠释和解决方案认知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同时朝美无核化谈判进程还将受到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和美国国内因素的制约和掣肘。当前朝美无核化谈判前景不确定性风险增大,中国应着力在战略支援朝鲜、平衡朝美关系、推动大国协作、协调多边关系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推动朝核问题的政治解决,助力实现朝鲜半岛局势的持续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