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多元主义文化观再审视

作为五四时期知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杜亚泉关注国际政局和世界形势,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他对东西文明进行学理意义上的比较,主张多元主义和文化调和论,断定东西文明不仅是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的差异,而且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差异。他不承认西洋文明在总体上比中国文明优越和进步,认为中国文明可以“救济”西方文明,乃至对世界文明作出补救性贡献。这种文化调和论肯定中华文明有其自身的价值,力主通过东西文明的调和,创建以中国传统文明为根基的中国现代新文明,体现了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和对中华文明前途的担忧。这一思想顺应并揭示了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发展趋势:思想自由、价值多元与开放包容的格局。但他夸大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误解了欧战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消极影响,仅仅看到两种文明的民族性差异而否定两者之间更为明显的时代性差异则是错误的,这无益于东西文化问题的真正解决和中国现代新文明的建构。

基于科学技术哲学视阈下的杜亚泉科技思想研究

杜亚泉是近代中国科技启蒙的先驱,他的科技思想内涵丰富、因时而异。总体上看,其科技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略显"科学主义"色彩的科技思想:"艺重于政"、"工艺为本";中期怀疑谨慎的科技思想:"崇俭抑奢"、"交融伦理";后期辩证、乐观的科技思想:以辩证、多元并存的态度对待中医的价值,以"科学劳动家"展望中国科技的未来。杜亚泉的科技思想自觉实现了由"科学主义"而理性、谨慎的嬗递,体现出一位科学家和思想家对科学技术、中国科技发展以及中西文明的独特思索。

林纾与杜亚泉

林纾与杜亚泉这两个在清末民初具有巨大影响的人物,表面上互不相干,实际上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杜亚泉在自己编辑的刊物上支持林纾的翻译,开启了林译小说报刊登载的先河,林纾也以自己的翻译给予杜亚泉编辑的刊物以大力支持。同时两人都因保守的态度及中西文化调和的立场受到了五四新青年派的批判,有着相似的遭遇与结局。

益智书会与杜亚泉的中文无机物命名方案

论述了传教士组织益智书会与中国学者杜亚泉的中文无机物命名方案及其异同,指出:两套方案都以确定物质的属名及一套定性词头为主要特征;两者都尽量利用中国传统物质名词来制定属名,出发点虽然良好,但未能准确反映出西方无机物命名的分类思想;前者所确定的词头与西方化学名词的定性词缀相对应,沿袭了西方名词本身存在的混乱和弊病,无法传递出关于化合物组成的准确信息;后者确定了一套与元素化合价严格对应的词头,通过掌握元素周期表等基本化学知识就能由名及物,可以间接反映出化合物的组成。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讨论了类属式命名方案的影响及未得到流传的原因。

杜亚泉科学教育研究综述

杜亚泉是近代"中国科学界的先驱"。由于诸多原因,对其研究长期被边缘化,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随着人们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检省,他的科学观和科学教育活动才倍受关注。但从研究深度和视角看,关于他的科学教育思想体系、在中国近代科学教育史上的地位以及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和现实意义等尚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大战中的热烈与冷静——民初十年《东方杂志》民族主义观评析

1912-1922年间,杜亚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以《东方杂志》为舞台,集中地表达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们倡导的和平、民主、文化的国家主义思想有合理可贵的积极价值,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资源。

由热情而理性:1911-1912年间杜亚泉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及认识

杜亚泉是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人物。辛亥革命之初,杜亚泉为革命的爆发而欢欣鼓舞,并对其进行热情宣传和介绍,颂扬、支持革命,但在短暂的热情之后,杜亚泉敏锐地发现革命后的中国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杜亚泉这一"由热情而理性"的转变,是其认知水平逐渐提升的表现,也是革命本身不足开始显露的重要表征。更为可贵的是,杜亚泉能在短时期里敏锐地发现问题,并积极地去解决问题,针对革命的先天不足,他试图从革命后续的建设中去努力,借此以完善与巩固革命。

《东方杂志》早期的文学面貌初探

《东方杂志》作为商务印书馆旗下的一份综合性杂志,它在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成就早已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而其丰富的文学世界则很少有人谈及。文章添补这一空白,对其早期的文学状况进行考察。从《东方杂志》早期的文学状况、文学栏地位的变迁、文学样态的变化以及杜亚泉主编时期的文学新变等四个方面进行梳理和讨论。

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之比较

二十世纪初,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震荡与激变,强势的西方文化把整个中国都卷入到"西化"的浪潮中。面对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以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高举中国传统文化,以复兴传统文化来振兴民族精神。他们与新文化派展开了一系列的论战。中西文化之争便成了世纪之初我们民族精神生命层面的主流。

陈独秀与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论争

陈独秀和杜亚泉作为发生于20世纪初那场东西文化论争的核心人物,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论争的核心在于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和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针对杜氏提出的调和论与统整说,陈氏做了详尽的批驳,提出只有德、赛两先生才能救治中国的黑暗。如何结合当时的语境及20世纪的中国现实对两人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而不是简单贴标签式的裁判,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杜亚泉思想研究综论

随着《杜亚泉文选》的出版以及纪念杜亚泉诞辰120周年全国讨论会的召开,杜亚泉作为五四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编辑家等历史地位及时代意义越来越受到应有的重视,并重新获得了历史评价。而通过对杜亚泉思想的演变及其线索,杜亚泉文化思想的评价,杜亚泉政治、科学、教育、中西文化调和观等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则可促进对杜亚泉研究以及对五四启蒙运动、中西文化对战、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价值分歧等内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杜亚泉的家庭婚姻观

20世纪初,中国社会正处于大转型时期,家庭婚姻等社会问题备受瞩目。对此,作为非常关注这一问题的《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认为,中国传统的家庭婚姻制度存在着许多弊端,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社会。但他所主张的改革是在不推翻原有制度习俗的基础上,吸收西方之"长",以补中国之"短"。杜亚泉的家庭婚姻改革观体现了他的中西调和思想,反映出其思想具有进步与保守共存的两面性,也极具代表性地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人们思想中的矛盾与冲突。

杜亚泉的“奢俭观”论析

杜亚泉"奢俭观"的核心内容是倡导"节俭"。首先,"节俭"对人类文明有着重大促进作用;其次,奢、俭之判定应依据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及消费所产生的影响;"节俭"并不等于悭吝;第三,根据国情,中国仍需秉持"节俭主义"。杜亚泉倡导的"节俭",实质是理性消费。他强调消费要满足人的发展需求与社会的发展需求;并结合近代中国实际,强调"节俭"对于经济发展与安全、政治清明与稳定具有积极意义。在消费旺盛、物欲横流的今天,倡导理性消费这一宝贵的思想遗产仍值得珍视。

进化论的伦理困境与杜亚泉的国学思想

近代以来,进化论思想的传播固然促进了思想解放,但由于鼓励利己的生存竞争,纵容物欲过度释放,对固有社会道德秩序造成极大冲击,且默认强者侵犯甚至侵略弱者的合法性,因而形成伦理困境。民国以来,以杜亚泉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对进化论思想及其后果进行反思,并在结合中西文化特点的基础上,提出恢复儒家伦理思想的国学思想,以天理克制身体行为,从而克制利己思想漫延趋势,以实现社会道德秩序的构建。

“中庸”思维与杜亚泉的“新文化运动”

杜亚泉的"新文化"愿景,是中庸思维在文化问题上的具体运用。他运用物理学的力量"对抗"原理,解释中庸之道的合理性,认为所谓"新文化"就是通过古今、中外的"中和"之后的"第三种文化"。在他那里,文化调节有以A补B、以A济B、AB相因三种类型,分别适用于东与西、精神与物质、古与今三种关系;在这三组关系中,主客体不能颠倒,主体应该为"我"、为"今",客体应该为"西"、为"古"。他还提出"协力主义"、"接续主义"和"多元主义",作为处理文化问题的基本原则。杜亚泉的文化探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新文化运动的内涵;其思维也充满辩证和理性因素,但同时存在缺乏"时中"、"权变"等不少问题,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

论杜亚泉的教育改革观

为实现"真共和",促进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杜亚泉力倡社会改革。他认为,教育是社会改革的根本,要从国民性的改造着眼,推进教育普及和体制改革,培育自力、自治和具有"科学的劳动家"素养的现代新型国民。这种教育改革理念沿循"温和渐进"的路线,既不失为深邃的历史洞见,也未免有偏颇的思想成分,是我国当今教育改革可资借鉴与对照反思的宝贵资源。

中产立场与接续意识——杜亚泉政治文化思想新论

杜亚泉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位先觉者。他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路径有着清晰而恒定的主张,这就是政治上的减政主义,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接续主义。他主张和平渐进的社会改革路径,坚持"有恒产者有恒心"的中产阶级立场,谋求多元宽容和科教优先的文化发展策略。尽管杜亚泉在"不断革命"的时代里一度成为落后、保守甚至"反动复辟"的代名词,但其调适的智慧对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杜亚泉科学教育思想实践研究

杜亚泉的教育思想与办学理念影响深远,他通过普及科学知识,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积极办学,栽植社会需要之人才;编撰大量教科书,传播现代科学知识。杜亚泉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文化的走向,他对科学教育所作的尝试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作时代主人:回望杜亚泉“科学的劳动家”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如何培育真正意义上的时代主人,乃当下教育的应然担当。在"工艺时代"的20世纪,杜亚泉预言未来社会的有生力量是"科学的劳动家",呼吁国人从懵懂中醒悟过来,砥砺奋进,预备作20世纪的主人。回望杜亚泉"科学的劳动家",聆听其科学品格的历史呼唤,求索其"任劳动"品格的深刻意蕴,寻觅其独立自营的价值诉求,对于我们深入思考时代主人的素养构成,不乏现实启迪之功。

论杜亚泉理性的政治思维

杜亚泉是“五四”文化论争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因为主张“文化调和论”而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学界对杜亚泉的关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他与陈独秀的文化论战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上。即主要是他的文化观。对于他的政治思想，却少有论述。杜亚泉理性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他的国家观、政治革命观、共和政体观和理性的政治思维。从杜亚泉对国家的分析，对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区分。可以得出杜亚泉是一个理性的、现实的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革命与共和政治思想以及理性的政治思维。对我们今天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仍然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