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的廉政法制

明代将官吏贪赃犯罪分为"监守自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坐赃"、"出入人罪"、"私受公侯财物"等,并对犯罪官吏进行严厉惩处。明代的廉政建设在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后期,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极端强化,法律权威的丧失,廉政建设也因此而失败。明代廉政法制建设的经验是比较重视廉政立法,严于执法,重视道德教化和法制宣传;其不足主要是过于强调刑法的威慑作用,过于依赖皇权,缺乏综合治理。

明代“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律探析

"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是明代新增的律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断出台与之有关的条例,既体现了统治者针对外国的态度,又反映了当时对外贸易情况,更可以看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明代官私注律之风兴盛,对律文不但有细腻的注解,还涉及具体应用的问题。"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律可以分为六个层次:私自货卖违禁物出境与下海要承担的刑事责任;对于挑担、驮载之人进行减等;针对私出及下海货卖违禁物的处理,将货物及车船均没收归官府;针对检举告发者的奖励规定,可以得到所入官财产的三成;涉及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以及因此走漏事情的量刑;"拘该官司"及"守把之人"应该承担的责任等。从律文结构看,"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与明代其他律条一样,试图在情、理、法当中达到某种均衡状态。

学术研究型深度翻译:姜永琳《大明律》英译研究

《大明律》英译本融严谨的学术研究与精准的译文呈现为一体。译者姜永琳注重学术研究,采用深度翻译策略,通过音译补偿、序号划分、互文指引、语义补足、概念阐释等方式丰富主文本译文,通过副文本提供知识铺垫与学术延伸,实现了多维度翻译中国法律典籍、阐释传统法律文化的功能,凸显出译者希冀还原《大明律》原貌,并借此促进中西方人士跨法系、跨文化交流互鉴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译者深而有“度”、研译互促的翻译策略对中国法律典籍的对外译介有着积极的启示。

重树海洋文化自信——以对明代海禁法律闭关锁国观点的批评为中心

《大明律》“海禁条”是用于和平管理的关津管理法,由皇帝临时发布的“海禁诏令”是紧急状态法。前者不是后者的立法依据,后者也不是前者的执行法。明朝并不存在“律令一致”的海禁法律体系。明代海禁呈现出复杂多变、弛禁交替的变化趋势,绝非所谓“终明一世”,“海禁诏令”在明代是可立可废、可行可止、可有可无的一类法令,而非文化上必不可少的法律制度。除洪武年间及崇祯年间几条禁海诏令具有战时管理法的性质外,两次严厉的禁海诏令都是不同群体对海洋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争夺的体现。永乐年间是朝廷与民间争利,嘉靖年间是官僚资产阶级“贵官家”与民间海商争利。“海禁诏令”不仅不是明王朝缺乏海洋意识的佐证,恰恰是明王朝深刻认识海洋贸易所蕴含的巨大利益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