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律》对成宗时期朝鲜的影响

朝鲜从成宗初年开始,适用法律偏离《大明律》的做法遭到了挑战,多种法律并存的状况发生变化,《大明律》成为定罪量刑的基本准则。随着《大明律》地位的提升,君主不可随意变通《大明律》的观念逐渐形成,《大明律》甚至成了抵制君主不正确决定的根据。由半岛特定的国情与风俗所决定,君主虽仍时或会推动朝廷对《大明律》的一些条款进行变通,但已相当节制。为了进一步提升《大明律》的地位与权威,朝廷还积极以《大明律》移风易俗,这是以法律形塑社会,乃《大明律》在半岛发挥的重要功能。

明代海禁律令体系的法律性质澄清——兼驳明代闭关锁国论

《大明律》“海禁条”是用于和平管理的关津管理法,由皇帝临时发布的“海禁诏令”是紧急状态法。前者不是后者的立法依据,后者也不是前者的执行法。明朝并不存在“律令一致”的海禁法律体系。《唐律》“出关之禁”禁“出”物的种类与《明律》“出境之禁”禁“出”物之比是14∶9;《唐律》“对人之禁”比《明律》的规定更加严苛。《明律》丝毫不比《唐律》封闭。朱元璋并未建立实行“海禁”的祖制,其后代子孙并非个个都颁布或执行了“海禁诏令”;几代皇帝颁布的“海禁诏令”都因不再需要实行海禁而被废除。明朝的“海禁诏令”主要是为应对反明势力和倭寇的军事进攻或袭扰而颁布的,都是军事性的临时措施。明朝在《唐律》关“禁”管理制度基础上创设包含关“禁”和海“禁”的海关管理制度、创设对外国贸易的市场、在外贸管理上采取“票号文引”等管理措施,这些都是对“海洋贸易”的积极顺应。

刘基与《大明律》刍议

《大明律》在中国古代乃至尔后日本、朝鲜的立法中均有重大影响和重要地位;从刘基在草创《大明律》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刘基法治主张与《大明律》的法治宗旨基本一致、以及刘基与朱元璋特殊关系三方面,推断刘基与《大明律》息息相关,从而探讨刘基法治思想上的成就与地位。

《大明律》与明代礼制以及相关问题

《大明律》的制作修订 ,与以前的律书一样 ,充分体现了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精神。首先 ,“明礼以导民 ,定律以绳顽”,是明洪武君臣制定《大明律》的宗旨。其次 ,《大明律》“重礼”,亦足以证明古代刑法依据礼制并维护礼制。再次 ,《大明律》及其炮制者与古代律书、礼书有很深的关系。

朱元璋严法惩贪的历史考察

惩治贪污既是一个历史的课题 ,又是一个现实的任务。古代中国历朝统治者在制度的层面上均对此问题显示出了极大的关注 ,依法惩贪屡有出现。纵观历史 ,明朝的严法惩贪最具特色。文章拟通过对明朝朱元璋时期严法惩贪的内容作深入的历史考察 。

明朝初期“重典治吏”思想的意义及启示

"重典治吏"思想在朱明王朝立国执政的纲要中占据指导性位置,其"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核心理念贯穿于整个明初社会的恢复和发展阶段,客观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符合广大民众肃腐惩贪的愿望。反思当下依然严峻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明初的"重典治吏"思想有助于我们从思想根源上摆脱特权思想的牵制与羁绊,进一步提高反腐制度的执行力,在强化惩处的同时兼施奖励,做到德治与法治并举。

明初重刑辨析

虽然明朝初期法律状况的研究在我国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但还是有些问题颇有争议,基于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对《洪武三十年律》与《明大诰》进行了研究,认为从刑法体系而言,《大明律》并不是如有些观点所认为的那样较唐律"轻其轻罪,重其重罪";另外,明初重典治吏失败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其无视正常法制或像沈家本所说威竭而不振,而是因为"明刑弼教"的口号看起来重典治吏,实际上是君权的膨胀,带来的是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的扩张和恶化,导致权力的滥用,从而将本来就制定的不科学的重典引向恶化,导致了重刑改革的失败。

《大明律》体例变化原因辩证

关于《大明律》体例变化的原因,学界一直存在很多不同主张。本文将以洪武九年(1376)修律这一被人忽视的修律过程出发,探究促使《大明律》体例转变背后的立法技术动因。文章首先从辨析“普法说”这一原因入手,围绕唐律与明律律文本身的特点以及洪武年间的断狱实践分析这一原因的不合理之处。进而以《律解辩疑》与《大明律直解》两部明初律学著作所载明律为对象,指出“六部体例”的具体成型时间为洪武九年修律时,从而排除关于明律体例变化是由于“政治斗争说”此一原因。最后,文章将以“杂犯”的演变为切入点,以明律体例变化中所运用的“化约”的立法技术为中心,阐明七篇体例形成的立法过程和它背后最直接的立法技术选择。这一过程表明《大明律》体例变化是律典结构合理化与分类精细化的必然结果,是古代律典修撰技术在明初的一次系统检验与创新。

从《明大诰》看朱元璋的“重典治吏”

近年来,大批贪腐官员的落马,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且落马官员的贪污受贿行径无不令人咋舌。纵观古今,吏治都是治国理政的重要部分。朱元璋鉴于元末的腐败吏治,早在明初即开始"重典治吏"。立法方面,《明大诰》堪称典型产物,绝大多数案例都涉及对违法官吏的严厉制裁。《明大诰》的颁布,标志着朱元璋把"重典治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梳理分析《明大诰》所载案例,对当前我国的惩贪反腐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明代“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律探析

"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是明代新增的律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断出台与之有关的条例,既体现了统治者针对外国的态度,又反映了当时对外贸易情况,更可以看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明代官私注律之风兴盛,对律文不但有细腻的注解,还涉及具体应用的问题。"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律可以分为六个层次:私自货卖违禁物出境与下海要承担的刑事责任;对于挑担、驮载之人进行减等;针对私出及下海货卖违禁物的处理,将货物及车船均没收归官府;针对检举告发者的奖励规定,可以得到所入官财产的三成;涉及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以及因此走漏事情的量刑;"拘该官司"及"守把之人"应该承担的责任等。从律文结构看,"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与明代其他律条一样,试图在情、理、法当中达到某种均衡状态。

明初重刑辨析

就刑法体系而言,《大明律》较《唐律》并非"轻其轻罪,重其重罪",且明初重典治吏失败的原因也不是由于其无视正常法制或像沈家本所说的"威竭而不振",而是缘于"明刑弼教"引出的君权的膨胀。由此带来的是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的扩张和恶化。权力的滥用将本来就制定的不科学的重典引向恶化,导致了重刑改革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