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俚曲中“承前启后”的【玉娥郎】

蒲松龄在古代音乐文化的影响下,将传统音乐曲调【大四景】中的音调移交到他的【玉娥郎】的曲调中,并将这一古朴、典雅、委婉、抒情的乐曲成功地运用于他的《俚曲》作品中,使之成为《俚曲》中最重要的曲牌之一。三百多年来,俚曲【玉娥郎】的音乐被当地的百姓普遍接受和传唱,并对山东及周边地区的民间音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子夏“乐教”与《大司乐》的由来

在儒学教育中,“乐教”的传承最不明晰,《乐经》之有无一直是学术争论的焦点。战国初年,孔子弟子子夏在魏国从事儒学教育,培养了大批儒学人才。魏文侯作为子夏弟子,不仅服膺儒学,向子夏请教“乐”学问题,而且撰写《孝经传》宣传儒学思想,在其国内推行儒学教育。他的乐工窦公保存有《大司乐》文本,应该和当时魏国所推行的礼乐教化有关。因此,《大司乐》应该是儒学“乐教”文献,而《乐记》则极有可能是子夏、窦公等人对《大司乐》的具体解说。事实证明,子夏在魏国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乐教”理论和实践。通过现存文献的综合分析可以推断,《大司乐》是孔子晚年确定的儒学“乐教”教材,涵盖了儒学“乐教”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孔子逝后,子夏将其带到魏国加以传播,魏国乐工窦公保管了这份文献并由其后人献给了汉文帝。《大司乐》后来被整合进《周礼》中,长期作为儒家“礼学”文献,掩盖了它实际上是古《乐经》的事实。

北管音乐及其乐谱记叙新法

流行于闽台地区又不为多数国人所熟悉的北管音乐,是深受福建、台湾部分地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音乐艺术形式。这些源自于清代乾隆年间流传的民间小调和器乐曲发展起来的音乐,在200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广东、江苏、浙江等南方地区流行的民间音乐以及戏曲音乐方面的素材,形成了闽台地区很有个性的音乐品种,甚至有的地区已发展为颇具特色的地方剧种。本文从该乐种的简单介绍为切入点,着重通过北管音乐与传统音乐中各种工尺传谱的比较分析,解析当地民间乐谱传人创造的一种新的工尺谱式记叙方法。

《药师经》真伪问题新论

《药师经》宣传东方药师如来信仰,在中土流传很广。由于其第一译来源不明,僧祐认为该经是"依经抄撰"的伪经。但在费长房、慧矩对勘梵本之后,尤其是后三译出现后,佛经目录学家均倾向于认为《药师经》为翻译佛经。现代的佛教研究者因该经中有一些中国文化因素而认为其是中土所撰之伪经,并认为后三译是《药师经》梵本回流中土后翻译而成的。这种说法固然很有新意,但忽视了佛教"抄经"与"伪经"的区别,也对当时的中印文化交流状况认识不足。其实,《药师经》有着一系列的佛经渊源,汉译《药师经》也有着梵本依据,其中的异常处均能得到很好地解释。因此,目前尚不能认定《药师经》为中土所撰之伪经。

《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的编纂与文化传承

《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是明代非常重要的大书,对于传承、弘扬宋元儒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更为主要的是,《大全》借助统一儒家经典及思想诠释的形式,实现了文化传承,统一了当时的全国思想,极大地赢得了儒士大夫们的文化认同,有效地实现了统治阶层对社会各阶层的控制。

两岸名同实异丛书辨析

近年海峡两岸出版的古籍丛书中有一些书名称相同而内容相异,很容易混淆。文章明其编纂始末,辨其异同之处,以消除误解,促进两岸的文化交流与学术研究。参考文献5。

学习《大医精诚》浅论孙思邈的医德观

孙思邈倡导的"精诚合一"医德观中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及现实意义。所谓"精诚合一"既医术精湛又品德高尚,两者缺一不可。孙思邈的医德观不仅在古代医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现实中也具有指导意义。因此对现实社会中优秀医生的风范进行了褒奖,对违背医德者的各种行径进行了批判,指出继承和发扬孙思邈"精诚合一"医德观的必要性。

唐代景教之地域背景及名称质疑

景教于唐贞观九年(635年)由波斯传教士阿罗本(Olopen)传至长安。在唐代以至后代的一些历史文献中均记载阿罗本为“波斯僧”,他在长安所建的景教会堂在最初一百余年间亦被称为“波斯寺”,由他传入的教义被称为“波斯经教”。可是,明代(1625年)出土、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却称阿罗本为“大秦国大德”。碑文诠释了“景教”教名的来历,却只字未提“波斯经教”或“波斯寺”。文章就历史文献记载的差异,对景教的地域背景及名称提出质疑。

《周礼·大司乐》即《乐经》辨

《大司乐》是独立流传的文本文献,战国初年的魏文侯乐工窦公保存了这个文本,其后人将它献给汉文帝,成为皇室秘阁藏书;景帝和武帝之际,刘德收得先秦旧书《周官》,未闻其中有《大司乐》;武帝时,司马迁撰《史记》引用《周官》,有《大司乐》内容;成帝至平帝间,刘向、刘歆父子整理校勘《周官经》,将其著录于《别录》和《七略》;平帝时,王莽将《周官经》改称《周礼》,将《大司乐》作为《乐经》立博士学官。刘氏父子整理本《周官经》是专书名,之前所有《周官》都是类目名。《大司乐》是孔子“乐教”教材,孔子逝后由子夏带到魏国,作为魏文侯推行礼乐教化的儒学典籍。由于《大司乐》本是周代乐官职文,属于“周官”类文献,故被刘氏父子整合进《周官经》中;又由于“礼“”乐”在周代礼乐制度环境下本来相辅相成,相须为用,解释《大司乐》的《乐记》被收进《礼记》中,成为解说礼乐关系的重要释经文献。因此,不能说《周礼》《礼记》只是“礼学”经典不是“乐学”经典,应该说它们是包含了“礼学”和“乐学”的儒学经典。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周礼·大司乐》其实就是儒学《乐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