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的“心学”内涵——兼与陆九渊的“心学”比较

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然而朱熹又讲"心具众理",并强调在格物致知中要以敬为本,"六分内面,四分外面",而且在心的"豁然贯通"中,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把格物致知的过程看作明白心之本体的过程。朱熹强调"心"在格物致知中的主导作用以及格物在于明心,与陆九渊的"心学"多有相似之处。因此,朱熹理学与心学并非截然对立,而以往学术界多讲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相对立,恐多有误解。

毕沅《续资治通鉴》考辨

乾嘉之际,经史考证之学蔚为学术潮流,一时名儒硕彦多有专精之作。在此潮流之下,儒臣毕沅以其自身的学术素养,依凭一批学有专长的幕客,致力于经史之学的编纂与张扬。其中,《续资治通鉴》煌煌巨帙的结撰,一方面彰显出毕沅诸人努力之所获,另一方面则反映出史学在乾嘉之际的学术走向。然而,由于官场的风波,毕沅未能将此书尽付剞劂,即赍志而殁。这一变故,遂使《续资治通鉴》的卷数、版本等问题留下了诸多歧异。本文通过对与此相关问题的梳理考辨,一则尽可能澄清歧异产生的致因,一则藉此彰显毕沅主持经营是书之艰辛及价值,以期对史学在乾嘉之际的走向与成就有进一步的认识。

胡著姚补何序《章实斋先生年谱》论评

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一书曾被称为使"章学诚其人其学从隐晦走向昌明"、"大大拓展了章学诚思想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的著作,实则在文献解读特别是新史学方向的引导上,存在颇多问题。《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二书迄今仍可谓是家喻户晓的"古典名著",而"六经皆史"诸说也迄无比较公认的确解。究其始作俑者,胡适对于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有意误解不能免责。

“四书类”的设立与流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著录为线索

"四书类"是我国图书分类体系中出现较晚的一个类目,始设于明代官修目录《文渊阁书目》.北宋以来,《大学》《中庸》二书受到理学家的高度重视,渐与《论语》《孟子》并列.南宋朱熹撰成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四书学"系列著作,标志着我国经学史上"四书"名称的确立和"四书学"体系的形成.随着"四书学"著作的日趋繁盛,基于实际需要,《文渊阁书目》创设了新的图书门类"四书类",集中著录该类典籍.此后,明清官私目录大都不同程度地设立了"四书类"及其相关类目,并不断发展完善,使得"四书类"成为传统分类体系中"经部"的重要类目之一.充分体现出古代书目类目增省的"文献保证"原则以及"与知识发展相同步"原则.

从《说文解字》授课到学术著述:章太炎《小学答问》编纂修订考

《小学答问》是章太炎以答问形式考求《说文解字》本字、探求语言孳乳规律的学术著作。1908年4月至1909年7月,章太炎为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等在日留学生分三次讲授《说文解字》,以此为契机,章太炎于1909年编定《小学答问》,交弟子钱玄同以"隶古定"誊写初稿。1911年夏,《小学答问》初版在浙江刊成,共119条,收录单字考订117条,后附"转注""相反为训"2条。1914年至1915年,章太炎幽居北京,修订《小学答问》,因初版"转注"条经修订后收入《国故论衡·转注假借说》,修订版中删去此条,另增5条,共123条,先后收入1915年出版的右文社本和1919年出版的浙江图书馆本《章氏丛书》。《小学答问》上承《新方言》又下启《文始》,其编纂与修订体现出章太炎小学研究的不断成熟,也反映出章太炎学术著作与国学讲习之间的紧密联系。

论江永《学庸图说》对朱子学的传承与发展

新近发现的安徽省图书馆馆藏清代徽州学者江永所著《学庸图说》一书,采用图、说并举的方式,诠释了《大学》《中庸》深厚的思想意蕴,这种图象诠释法为世人解读经书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从诠释方式、理论依据和实际效验三方面,对《学庸图说》一书"以象求理"的诠释法予以梳理、分析与探究,借以考察江氏对乡邦先贤朱熹理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内圣外王相一贯:张载的《大学》诠释与经典解读

张载对《大学》的诠释虽并未紧贴原文进行注解,但整体脉络和内在精神却与《大学》多有契合,二者都是由“内圣”推扩出“外王”,形成内外相养之道。在具体内容上,张载在《大学》概念体系之外又提出“虚心”的内圣工夫作为补充,虽然在晚期作品《正蒙》中放弃了这一讲法而改为“大其心”,但二者的理论内涵多有相似。“内圣”推出的“外王”学重点关注内圣工夫外显出的威仪,并配之以迁善改过作为补充,在阐述外王之后,又以“生财有大道”章为切入点,引入更具普遍意义的“仁德”作为结尾。以《大学》诠释为例,可以见出张载经典诠释与哲学体系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二者共同构成了张载丰富的思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