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德育思想及其启示

《大学》乃中国古代典籍名篇之一,原《礼记》中的一篇,其蕴含着丰富的德育思想。理学创始人二程称《大学》为"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至近代,孙中山先生赞赏《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目标和修养方法,认为这些都是"应该保存"的中国的"独有宝贝"。可见,继承和创新《大学》之德育思想,对于今天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德育,提高德育效益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朱熹、薛瑄《大学》三纲诠释的理路差异

朱熹、薛瑄均是在对《大学》"明明德、新民、止至善"诠释的基础上,逐步开展自己的修养工夫。二者的区别在于,朱熹从"本末"的过程先后层面阐释"三纲",进而论述儒家修己而后安人的道德理想;薛瑄则是基于个体修行视角,从"体用"角度理解"三纲",并在对"明""新"并非两事的阐发中,建立起知行相合的工夫论体系。

晚清西学知识建构问题——以《皇朝经世文编》《西学大成》系列为中心

晚清社会动荡,西方列强乘机进攻侵犯,由于国力悬殊,大清在战争中几乎是屡战屡败;清人在经历多次战争失败后,提倡“经世致用”的学术,意图借此富国强兵、振兴中华。国民意识到西方列强乃凭借先进的科技,方能于战斗中取胜,西学因而被视为“经世致用”的救国良方,被大量引进中国,随之衍生出为数不少的西学译书。透过《皇朝经世文编》及《西学大成》系列类目编纂上的安排,发现士人在整理西学译书时,沿用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去分类西学知识,然而此举导致汇编西学的过程困难重重,甚至造成知识归类错误、学术混淆不清等情况。

儒家大学之道与现代干部修为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影响中国两千多年,中国文化的伦理和观念中,处处留存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大学之道"完整系统地建构了一套以"三纲八目"为核心的道德修养体系,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了"修己以安人"之人生理想和实现路径。这套道德修养体系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当前领导干部加强道德修养仍具有较为重要的借鉴价值。

明清之际关学对《大学》“至善”的诠释与关学思想的发展

何谓“止于至善”?朱子与王阳明对此有不同的解释,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诠释路向。而明清之际关学学者以问题意识为中心,从体用关系的角度强调“至善”,一是指“明德”要以“亲民”(新民)为用,“亲民”要以“明德”为本,二是指“明德”与“亲民”之间存在着本末始终之先后次序,或者认为“至善”是指“明德”与“亲民”要“纯乎天理而弗杂”“不自有其善”。这一诠释不仅有别于朱子与王阳明之说,而且反映了明清之际关学思想的发展变化。

朱熹《大学》补传的概念内涵之辩正

朱熹为《大学》"格物致知"所作补传,多被称为"格物补传"。就文本而言,补传内容阐明何为"格物",补传固可称为"格物补传";但之所以阐述"格物",是为回答如何"致知",并最后达到"知至",即"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因此,补传也可称为"致知补传"。然而,以手段性的"格物"称呼补传,不仅易于忽略"致知"的目的和"知致"的效验;并且经由学术思想史考察,自王阳明开始,"格物"越来越被误解为向外求理、与"致知"相分离;以"格物"作为朱熹《大学》补传之名,引起诸多误解分歧,其中,冯友兰对"格物"的认识论诠解路径,难免推衍出朱熹思想系统内原本并不存在的"格物"到"致知"的知识与道德"断裂"。因此,就"格物"为"致知之方"而言,并考虑朱熹所谓"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的思想,将朱熹《大学》补传,称为"致知补传"似更为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