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与胡适“戴震学”阐释的同尊异由

1920年代,在科学玄学论战的背景下,梁启超与胡适同时提出了对于戴震学术的新阐释与新发明,一称戴震的治学方法已然具有西方科学精神的雏形,二谓戴震哲学具有西洋现代哲学色彩,共同推动戴震形象向“科学家”“哲学家”转移。两人对于“戴震学”的新阐释存在着不同,梁启超重“情感”,胡适主“知识”。这不仅体现出二人学术及思想差异,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学术现代化思索的多歧性。

西北至东北之间:前凉与代、前燕的政治互动

西晋末至十六国前期,前凉张氏割据西北,鲜卑拓跋代称雄塞外,慕容燕则由东北入主北方成为中原大国。通过考察发现,西北—塞外—东北诸地方政权之间存在跨越地域距离的政治联系。代、前燕两国与前凉关联程度较低,在前凉对外关系中仅处于边缘地位,且前凉与代国的政治联系多于前燕方面。凉、代交往前期,前凉与拓跋部修好主要是为减轻拓跋部对其北方的威胁,后期凉、代交好则与后赵、前秦这等强国在侧的形势有关。至于凉、燕交往最初是在东晋武昌地方主导下,分别与凉、燕组成对抗后赵的同盟,其后前燕越过东晋直接与前凉交通,欲共伐后赵,交涉失败后,凉、燕间的政治互动趋于停止。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summer’s(s’)…”词组的翻译

"夏天"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一个重要的意象。而由"夏日的……"组成的词组所传达的意象较"夏日"单独使用时的翻译要难。通过对梁宗岱、屠岸和梁实秋3位先生译文的对比,试图探究并评价3位译家在处理"夏日的……"词组的异同之处,以期为今后重译莎翁十四行诗的译者提供一些借鉴。

戴良考论——元代遗民系列研究之一

前人往往推重戴良不事两朝的气节 ,其文名反为之所掩。作为元代著名遗民诗人、散文家 ,戴良的文学创作在元末文坛占有重要地位 ,并对明代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 ,诸家史籍对戴良一些重要行实的记载 ,时有失实或歧异之处 ,有必要加以考证辨析。在此基础上 ,对其文学创作和主张作综合考察 。

珠三角“代耕农”概念廓清:历史、分类与治理

近十年来对珠三角"代耕农"群体的研究,多半混淆了该经验概念在现实中所指的群体。通过对珠三角的代耕粮农与代耕菜农两类代耕农的产生的背景、分布、规模、生产及生活形态、利益诉求等方面的对比分析,发现这两类群体是截然不同的。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人口管理方式上、在居住问题上、在土地问题上、在教育问题上、在就业和生存问题上实行"分而治之"的治理政策。

戴金梁治疗泄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经验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syndrome，IBS）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十分明了，一般认为与心理社会因素、胃肠激素、炎症和免疫机制、胃肠动力紊乱、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内脏感觉异常等因素有关。泄泻型IBS以排便次数增多，粪质稀溏或水样便，腹部不适或疼痛，反复或持续发作超过一年为特点。中医学将其纳入“泄泻”、“腹痛”等范畴。

戴金梁教授治疗胆汁反流性胃炎经验总结

戴金梁教授在临证治疗胆汁反流性胃炎时,权衡标本缓急,辨证施治,以脾胃为本,肝胆为标。戴师认为本病病机为"本虚"或"本虚标实",标实亦为本虚所致,治疗当扶土健脾和胃而宁肝胆之气,顾护脾胃后天根本,时时通调气机升降。

戴良的“雅正”文学观及在散文创作上的“合”与“变”

理学家兼文学家,决定了戴良的文学观必以复古雅正为中心,主张文学当鸣天下太平之盛治,倡导文以明道,即以汉、唐之文,载程、朱之理,达到文道合一。戴良的"雅正"文学观自有其一贯性、统一性,然而他在实际的散文写作中却多"变徵之音",以抒其孤峭不平之气。这是他身处元明鼎革的时代必然。

论戴良的传记文学

传记是戴良散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戴良的文学成就与特色。该文从戴良的传记文学观入手,重点分析了戴良传记的人物类型与人物塑造的特点,最后对其文学价值及影响作出了相应的评价。

试论元明之际戴良诗歌之美

元明之际的世事变迁,深深影响了戴良的诗歌创作,并使之呈现出独特的美学形态。其基本可概括为三种:清丽之美、沉郁之美与悲壮之美。它们既作为中国诗歌美的一部分而存在,同时又将其丰富并使之趋向多元化。

一卷和陶诗,满腔忠义忱——论戴良的和陶诗创作

中国文学史上,追和陶诗的现象,蔚为大观。元遗民诗人戴良推崇陶渊明的忠义气节,作有《和陶诗》一卷。其主题取向与陶诗相近,却又彰显忠义,并形成了独特的"陶渊明意象群"。同时,其将唱和与赠答功能合一,兼有书信作用。又以序存事,足可补史之阙。

比较文学视野中诗的理论与批评——也谈梁宗岱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

《诗与真·诗与真二集》的中心内容是关于中国新诗的建设与发展的问题,他提出的"纯诗"理论是其对中国新诗理论建设的一个贡献。纯诗在思想上的最高追求,是表现宇宙意识与揭示人类灵魂的隐秘;在艺术上则是采用象征,具体表现:一是融洽或无间,二是含蓄或无限;且对新诗的形式建设进行了诸多很有意义的思考。作者总是在中国文学的背景下,来介绍、引进外国文学,或进行中西文学比较研究,以建设中国的新文学,是一种更有意义也可以说是更高层次的比较文学。

寻找声、色、义同时启示的世界——梁宗岱的中国纯诗之路

梁宗岱认为,中国纯诗是一个由声、色、义同时启示的世界,是天籁之声,是一株元气浑全的妙笔生花。它与自然天宇相融合,拥有一种超乎文字之上的意境或表现。它最充分地运用了想象力,它的生命之树生长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里。宇宙意识、象征之道、音乐的灵魂,是中国纯诗最本质的生命形态。

1928—1929年孙良诚在泰安岱庙的施政及其困局

1928年5月,泰安成为山东省政府临时驻地,孙良诚任省府主席。其在任期间,选择性执行国民政府的相关政策,大幅拆改岱庙。孙良诚在该庙举行的诸种政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民众的抗日热情,但甚少顾及民生与民间信仰传统,且伴有省政府与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的权力冲突。孙良诚对岱庙的改造与利用造成政治动员、古迹保护与民间信仰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得到一些新知识人赞同之时,也受到社会舆论的质疑与批评。1929年4月,孙良诚奉冯玉祥之命离鲁,岱庙的政治色彩随之骤减,而当地民间信仰习俗渐趋常态。这一时期岱庙遭劫的命运表明,孙良诚的施政既凸显其个人威权,也遭遇党政纠葛与派系纷争,终究未能实现区域性"善治"。

一卷和陶诗 满腔忠义忱——论戴良的和陶诗创作

中国文学史上,追和陶诗的现象,蔚为大观。元遗民诗人戴良推崇陶渊明的忠义气节,作有《和陶诗》一卷。其主题取向与陶诗相近,却又彰显忠义,并形成了独特的"陶渊明意象群"。同时,其将唱和与赠答功能合一,兼有书信作用。又以序存事,足可补史之阙。

元明之际东南地区文人行年考辨三则

元明之际东南地区文人活动频繁,史籍记载时有舛漏。胡助的卒年素无考,实际上在张以宁的《翠屏集》中有记载,知其卒于至正十五年(1355);蓝仁、蓝智兄弟的生卒年和仕履,虽不能尽考,但据其别集可大致考见,且可纠《明史》记载之误;戴良至正末年曾由宁波泛海至山东,但此行的身份、目的以及返回时间诸多史料记载颇多矛盾,可据其别集和其他文集加以补正。

论元遗民戴良的散文创作

元遗民戴良,与宋濂同乡、同派、同门,散文成就颇高其文内容或阐述诗学思想,或以文存史,或叙写山川名胜,价值不容忽略就文体而言,戴良散文可分序体文、记体文、题跋文及其它诸体文等类,均有着独特的风格。在中国散文史上,戴良应该有他的位置。

长歌欲自慰 情心眷弥重——戴良与医家关系考述

元末婺州文学家戴良,与诸多医家交游密切,留下的相关诗文在元人文集中首屈一指。戴良对其交往的师长辈、友朋辈、亲属辈医家,态度是敬佩、推崇和期许的。这源于戴良的家学渊源、婺州的医学发达和戴良济世情怀的寄托。戴良与医家的交游,保存了元代医家的资料,倡扬了医家才德,提高了医家的地位。

“诗”的形式与“真”的追求——梁宗岱对“诗与真”的探索

梁宗岱对"诗与真"的探索适应了新诗发展的需要。"诗与真"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诗"的形式与"真"的追求。

戴良诗学之建构及其批评史意义

戴良的诗学观点散见于其序、跋、记或书信中,涉及到诗之本体、功能、发展及创作路径等方面,粗成体系,可成一家。他既对元代诗文进行了总结、评价,又与宋濂、刘基等一起扮演了明初文坛开拓者的角色,在批评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