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书院”还是“御画院”?——郭熙的供职情况及相关问题考辨

郭熙为北宋画院画家,由画院艺学升迁至画院待诏,这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画史的习惯性叙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宋的画史文献材料《图画见闻志》与《宣和画谱》中关于郭熙的供职之处有“御书院”与“御画院”两个地方。那么,郭熙究竟供职于哪里,以及他又官至何处待诏?对此,本文将通过对郭熙供职情况的考察,探究画史材料中出现的“御书院”“御画院”与“图画院”三者之间的关系,厘清郭熙的供职之处及其升迁历程。

隋唐时期宫廷琴待诏探微

隋唐王朝继承了南北朝的待诏制度,唐玄宗时置翰林院,琴待诏属于翰林待诏。后琴、棋、书、画、医等杂流伎艺待诏与精于文词的学士待诏分置。翰林院在职掌设置上,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琴待诏通常是根据帝王喜好而定,其选任主要采用皇帝征召和荐入制,也有家族传承式的待诏。翰林琴待诏属于没有品秩的使职,需要“假以它官”而秩其品阶。唐代还有赐服制度,“赐紫”“赐绯”代表了皇权对待诏艺术成就的最高肯定,如贺若夷曾被“赐绯”。作为“伎术杂流”的琴待诏,传世文献中记载很少,主要有薛易简、雷俨、赵惟暕、宋霁、贺若夷、王敬傲等。隋唐宫廷之中,清雅淳美的琴声与舒卷磅礴的夷音蛮乐,共同呈现了精湛绝伦、恢弘包容的盛唐气韵。

于无字处致敬——唐代碑志署衔中阙字的实践与设计

今存唐代碑志中,撰人与书者的“待制”类署衔往往可见阙字表示尊敬的实例,但并不符合部分平阙礼制文献的“不阙”要求,貌似违规的现象反映出其背后符合礼制精神、超越礼仪制度的书写习惯与深层社会原因。通过考察书法风格与刻工的选择,将类型统计与个案分析相结合,本研究对如何深入理解文字、实物与设计者的复杂关系,提出新的思考。

中国古代画工的“待诏”称谓论略

在唐宋时期,宫廷或画院画工称"待诏"者较为普遍,元代有"待诏"称谓的画工主要是指民间画工。虽然明代早中期无论是宫廷画工还是民间画工都偶有称"待诏"者,但此时的"待诏"称谓是宋代画院画工和元代民间画工"待诏"称谓的余绪,在画工称谓中不占主流地位。明代中期以后,画工的"待诏"称谓便逐渐消失了。

“待诏”现象的现代公共管理启示

本文对“待诏”的历史源流进行概要梳理,发现“待诏”在清朝从中高级官吏变成了市井工匠“理发师”,并对出现这种现象的历史文化原因及过程进行了简要探讨,揭示出“待诏”在清朝出现这种变化与社会统治向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历史趋势和原因。进而提出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过程中,如何以史为鉴,打破尖锐对立的简单“官”“民”二元对立结构,通过借助“第三部门”的力量,有效率而可持续地解决政府和纯私营部门“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可长期持续做”的社会“老大难”问题,提高社会的和谐度。

汉武帝对西汉小说影响考论

汉武帝时期是西汉小说的繁荣期。《虞初周说》作于元封元年至征和四年,《封禅方说》作于元鼎四年至元封元年。武帝前小说以记地理、历史方面的奇闻轶事为主,武帝时小说以谈神仙术和封禅术为主。变化原因在于:一是小说家的方士与待诏身份,使其为干禄迎合武帝艺术趣味而创作;二是武帝求仙与治国的阅读需求,引导了小说的内容。可见,在古代等级社会下,影响文学发展的因素有多种,而帝王凭权力优势影响文学,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宋代翰林图画院画师政治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

宋代翰林图画院画师的本职没有品阶,但可以通过出职而为低级官,其出职有年限、资格、官品和服饰方面的限制,画师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月俸,另有一般赏赐、郊祀赏赐、赙赠和卖画收入作为补充,其整体地位与御书院书法家相当,不仅低于官,也略低于中央官府的吏,但高于其他官廷机构中的画工,也高于翰林院中其他的艺能之士。

文征明《文待诏题跋》的书学思想

《文待诏题跋》是由文征明对诸多书作之题跋汇集所成。在《文待诏题跋》中较全面的反映了他的书学思想。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崇尚古雅,心仪晋宋,视二王为极诣;第二、重视法度、渊源,讲究出规入矩;第三、继承传统,开拓创新;第四,重视人品与书品的统一,看重书家个人修养的积累。《文待诏题跋》不仅对明代书坛,对后世的书法练习及书法研究都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唐五代翰林待诏与翰林学士职任关系探讨

唐五代翰林职官可分为学士和待诏两类,前者参与中枢政务,后者以琴棋书画等伎艺供奉宫廷。从文士待诏、伎术待诏同处翰林院,到部分文士待诏别居学士院,最终演变为翰林学士,这一由"合"至"分"的因革过程是科举制发展、文人政治兴盛的历史大势所趋。然而,即使职任、地位差别迥异,待诏和学士仍然"分"中有"合",反映出同为差遣职、同属翰林系统的相通之处以及翰林制度在初创时期将文学与琴棋书画、天文方术等各类才艺之士荟萃一院之制度的痕迹。唐五代翰林职官的特点反映了唐代科举制对于培养造就新兴政治力量的作用日趋加强,文人的政治参与度和政治影响力达到了新的高峰。

唐宋翰林院天文官演变考

为及时获得天象信息,历代内廷中多设有相关的天文人员,以备皇帝咨询.唐宋时期此类人员多隶属于翰林院,在唐代主要为天文类的翰林待诏,宋代则称翰林天文.由唐入宋,翰林院中的天文官在名称、选任等方面皆发生了较大变化.唐代的天文类翰林待诏多从僧、道等民间人士中选拔,且可出任外朝各级职官,宋代的翰林天文则多由外朝司天监(太史局)中的艺业优秀者出任,其选任和管理体现出专业化和外朝化等趋势.诸般变化与唐宋之际天文管理政策的调整、天文官群体整体地位的降低以及天文观念的改变等因素密切相关.

谁说女子不如男?——明清江南待诏行的性别分工现象

“女待诏”是明清理发行业的女性从业者,在明清小说中有较多表现。李渔的短篇小说中出现了精明的女待诏与受人愚弄的男待诏,二者形象之别并非文学构思之偶然,而是折射出当时待诏行业的性别分工特征:专为大家妇人服务的女待诏手艺要求更高,收入水平极有可能高于男性同行,亦是创造当时江南“牡丹头”风尚的隐形主体。男待诏为男性及下层妇女提供大众服务,难以接触到更复杂的手艺,文化素养较低。女待诏群体的兴起源于明清性别伦理与商品经济碰撞所致的市场缝隙,此伦理在不同妇女群体中出现了不同的表现形式与结果。16世纪以后江南待诏行出现的“谁说女子不如男”之现象,为理解近代以来城镇下层妇女劳力及商品经济中的性别分工现象提供了新的案例。

应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张代钊对肺癌病机的认识

应用数据挖掘技术,建立张代钊教授临床诊疗信息采集电子信息化模板。采集145例肺癌患者门诊病历324诊次,确定每个病例的证候类型,形成病历数据库。通过无尺度网络提供的网络图对病例进行分析,发现气滞血瘀是肺癌的中心病机,痰湿热毒、阴虚、气虚是中间病变,各脏腑功能失衡是最初的病理基础。肺癌患者以虚证为主,气虚证候为39.1%,阴虚证候为23.2%,脾虚证候为6.6%;实证中痰湿证候为10.1%,血瘀证候为8.9%,气滞证候为7.0%,痰热证候为5.1%。

唐代翰林院画待诏任用制度考述

唐代翰林院画待诏是皇室不可或缺的一类使职,通常以加领虚衔的方式寓俸禄和秩品位。在玄宗始创翰林院初期,画待诏的任用一度较为混乱,到中唐,通过改革确立了集贤画直到翰林待诏的升迁方式,画待诏由此成为宫廷画家的最高职位,从而显示出层级化和序列化的官制特征。唐朝以后,历代宫廷御用画家的任用制度虽然各有特色,但无不因承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