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法政体制的形成和演变述论

法政体制是伴随廷尉等司法机构和职官的设置而逐步形成的。战国秦汉是中国封建法政体制的形成期,隋唐是法政体制的发展期,明清是法政体制的完善期。直至清末中国封建的法政体制才告解体。

法律学说在民初大理院民事裁判中的适用

为了解决民初司法审判无法可依的困境,大理院以条理的名义引入法律学说作为法律渊源的重要补充。19世纪末20世纪初,域外民事立法对学说的肯定、本土成文法的缺位以及中译日本学者的理论为大理院在民事裁判中适用学说提供了契机。大理院适用法律学说,既有着微观上对法律概念、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阐释,也有着宏观上对法律思想和价值的论述。大理院在适用法律学说的过程中区分了作为裁判理由与裁判依据的学说,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以确保裁判的权威性与正当性,在传播先进的民法理论的同时兼顾了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法律学说在民初大理院民事裁判中的运用,对其后的民事立法与司法产生了深远影响,更为中国百余年的民法现代化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民初大理院判例制度创设论略

民国大理院通过创设和利用判例制度回应了社会变迁需求,推进了司法进程。大理院的判例制度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传统中国的判例制度,而且有意识地整合了欧陆法系判例所具有的阐释和填补制定法,以及英美法系判例法创设规范的功能,且在继承固有法制与继受外来法制、固守传统与全盘西化之间,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协调古今中西的兼容性和创造性。大理院在现代法制不备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判例制度创制规范,发挥造法功能,较好地回应了法制转型过渡时期的社会需求。同时,大理院推事因其具有双重知识背景和较为独立的审判职能,缔造了较高的专业性权威,并在推动民初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扮演破译者和转译者的双重角色,使大理院判例制度获得了高度正当性。

民初选举诉讼中的“法官造法”

民国初年乃是中国法律大变动的时期,由于国会立法成绩有限,在司法与执法过程中存在很多法律漏洞;作为司法机关的大理院不得不通过抽象的判决例和解释例来进行"司法续造"。针对选举诉讼这一高度政治化的案件类型,大理院准用民事诉讼程序,通过行使终审权与司法解释权规范了诉讼程序、澄清了选举规则。在这个过程中,大理院顶住国会、行政机关与地方割据势力的压力,在兼顾人民的诉讼权利与选举制度公正有效的同时,努力落实国家选举法制的统一。据统计,在民国北京政府大理院2012件解释例与3900余个判决例中,涉及议员选举纠纷的有50件司法解释与72个判例要旨,由此可以分门别类地研究当时最高司法机关在相关领域的"法官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