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司法行政机关监督权的确立与运行

自清末法部与大理院分司职掌起,近代司法行政机关监督权体系开始形成。这一监督体系以法部及其直接管辖的提法司、检察厅为中心,以“审判监督权”(对民刑案件的监督)和“司法行政监督权”(对审判人员等监督)为主要内容,由《法部官制》《法院编制法》等法律法规加以确认。在提法司和检察厅的辅助下,法部通过“直达式”(直接监督)和“总汇式”(间接监督)两种途径,监督各级审判活动;以“分任制”为基础,法部赋予提法司及各级审检机关长官监督权,对经费、人事、区划等问题加以监督。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不仅是司法行政事务的管理机关,也是审判活动的监督机关。由司法行政机关掌握监督权,既受刑部“部权特重”的制度惯性影响,也有皇权借助法部控制司法权的考虑。清末司法行政机关监督模式对民国时期司法监督制度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刑律到民法:“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生成考论

研究源自《大清现行刑律》的"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何以能够作为民初民事审判的主要依据。分析认为,《大清现行刑律》的内容、结构和在清末的实施是重要铺垫,民初政治和法制环境造成的民事审判法源的缺失是客观使然,深层原因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社会基础没有根本改变;经过立法与司法"合力作用"下的"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它的适用促使完整意义上的民法近代化进一步推进,虽为过渡之用,却构成了民法近代化历程中古今中外民法交汇的"枢纽"。

大理佛图塔藏宋元时代佛经纸张的初步研究

为探讨云南地区古代文献的造纸工艺,对大理佛图塔藏宋元时代佛教经卷进行实地考察和取样。用光学显微镜进行纤维形态分析,发现佛教经卷都采用桑皮纸,抄造时加有填料,浆料打浆度较低,成纸后经过染潢等处理,有的纸张浆内施胶加填进行了施蜡加工,其工艺类似于唐代的硬黄纸。

元世祖忽必烈灭大理国史事考

公元1253年12月13日,忽必烈攻下大理城,没有屠城,当地白族名家大姓有的投诚,有的激烈反抗。1254年春天,兀良合台攻下了善阐,俘虏了大理国主段兴智,大理国亡。蒙元王朝重用大理国段氏,段氏效忠于蒙元政权。参与并支持其灭南宋的战争,取得了胜利。蒙古军队万里出师,出奇制胜,采取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率精兵骁将远出西南叩击南宋王朝之背,史家对忽必烈平大理国的用兵有很高的评价。

法律学说在民初大理院民事裁判中的适用

为了解决民初司法审判无法可依的困境,大理院以条理的名义引入法律学说作为法律渊源的重要补充。19世纪末20世纪初,域外民事立法对学说的肯定、本土成文法的缺位以及中译日本学者的理论为大理院在民事裁判中适用学说提供了契机。大理院适用法律学说,既有着微观上对法律概念、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阐释,也有着宏观上对法律思想和价值的论述。大理院在适用法律学说的过程中区分了作为裁判理由与裁判依据的学说,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以确保裁判的权威性与正当性,在传播先进的民法理论的同时兼顾了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法律学说在民初大理院民事裁判中的运用,对其后的民事立法与司法产生了深远影响,更为中国百余年的民法现代化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大理地区元代帝国构建中地方社会的作用

大理地区拥有长达六百多年的地方王国统治时期,随着蒙元军队进入,当地社会逐渐被纳入到元帝国统治之下。元王朝在大理地区的帝国构建进程包括兵民一体、兵民兼管两个阶段,但这一过程中,地方社会的控制权力实际上一直掌握在段氏总管为首的大理国贵族故旧手上,其权力体系直接继承大理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甚至元末大理社会精英的力量再度崛起。我们将以元代大理地方社会的具体运作为本位,自下而上的探讨元帝国构建在西南边疆的发展程度。

元初大理地区权力结构探析

以往史学家对元王朝统一西南边疆这一事件非常重视,他们强调中央王朝"元跨革囊"的巨大影响。但这种视角无法告诉我们元王朝对云南各地区的影响究竟处于何种程度。同时,元初云南各地社会文化状况体现出多元特点,不同地区面对元中央势力的进入显然也存在着不同的应对方式。我们选择大理地区探讨元初大理国精英深厚影响力。蒙元依靠军事力量击败大理国,但兵力消耗巨大,加之主力很快北返,因而元初大理国贵族故旧仍然是大理地区的主导力量。掀起浩大声势的起义军领导者舍利畏,以及这场起义的平定者段实都体现了这一点。研究表明,元初大理国王室段氏仍然在这一地区拥有至高无上的影响力,甚至等同于"国主";而姚州白长善的例子向我们证明,即便中央王朝已经设置行政机构进行管理,但大理各地区的控制权依然掌握在大理国贵族故旧手中。这说明大理社会权力结构并不随着元王朝的进入而发生根本变化,这也是我们理解元代大理地区土官问题、民族政策的着眼点。

大理古城既下山酒店的“空间规划”和“规划空间”

文章解读了大理古城既下山酒店的"空间规划"和"规划空间"。这个由赖国平创立的酒店品牌的第一家酒店由大理本地建筑师赵扬设计。他们在大理古城狭小的基地中创造了这座包含十四间客房、每间客房提供完全不同的文化体验的商旅酒店,建筑的内与外、城市与街道、单体与整体、建筑与庭院、建筑与家具的界线模糊,深深体现了阿道夫·路斯的"空间规划"和《园冶》的造园精髓。

《全元文》云南文献补目

云南元代文献稀见于世,故《全元文》之全面汇集元文,对云南相关学科及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具有突出意义。但因文献分散,难免有失收之处。现爬梳材料,增补《全元文》失收云南文献39篇,涉及作者29人。其中作者6人已见于《全元文》,未见于《全元文》的作者有23人。限于篇幅,只作补目处理,并缀以说明,突出其史料价值。这些文章配合《全元文》,可以构成汇集云南元文的善本。

鱼朝恩事件研究——以唐代宗大历年间神策军外镇为中心的考察

广德元年(763),鱼朝恩率神策军扈从代宗回驾长安。其后,神策军成为天子禁军,并逐渐跃居六军及其他军队之上。但鱼朝恩掌握的神策军因显示了较强战斗力而得到代宗宠幸后,便恃恩骄横。于是元载通过布局边防的方式,分化削弱了京师神策军的实力,包围钳制了出镇京西北的神策军,从而帮助唐代宗实现了除掉鱼朝恩、"自将"神策军的目的。鱼朝恩死后,神策镇军并非防御吐蕃的主力部队,其主要作用是拱卫京师,使其他藩镇不敢随意干预中央政权或者反叛暴掠长安。

历史文本书写与边疆社会整合:元代大理总管段氏家族事迹再探

大理民间文本对元代段氏家族历史的重构,是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过程的一个典型案例。明朝统治对云南大理社会土官政治和佛教传统的重新梳理,深刻影响了大理白人知识精英的历史记忆。以《白古通记》为代表的明代大理地方史志虚构大理总管段氏与元朝宗王、行省间长期敌对的政治关系以及段宝遣使赴南京归降明朝的做法,目的在于将带有“云南本位”特征的边疆社会传统与大理士人顺应明朝统治的政治立场有机结合。大理总管段氏家族的多元化历史叙事在各类文本中的互动与融合,既反映出边疆人群对于国家治理的主动接纳,同时也体现出作为“大传统”的华夏政治文化体系对边疆社会“小传统”兼容并蓄的历史特征。

民初大理院民法“法理”的司法运用

“法理”作为判决依据和司法说理意义上的民事审判之“法源”,主要表现为正义、衡平之伦理与一般意义上的法律原则与法律理念等,是大理院民事审判中一类重要的法源。其作为民事司法判决依据,存在直接作为核心规范法源、与其他规范意群一同加强论证的规范法源之分。大理院通过参酌国情对法理规范进行制度性要素的转换、加强概念解释以及以保持民族性与推进社会进步为价值基础统合法理规范等方式来实现“法理”在司法领域的继受与整合。“法理”在大理院民事审判中的运用应注意严格限定其适用的程序和顺位条件,加强司法论证。此外,该运用对现代民事司法具有重要经验意义,要注重确立法理这一法源,并有望藉此来优化立法结构,实现良法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