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汉江流域生境质量对景观格局变化响应

文章通过对陕西省丹汉江流域的生境质量与景观格局开展研究,探讨二者间的相关关系,以期为该研究区内生态环境保护与景观规划提供一定参考。以陕西省丹汉江流域1990-2018年土地利用情况为基础,基于InVEST模型、Fragstats景观格局指数测算平台、GEODA空间数据分析软件,评估了该时段内生境质量演化情况,并采用空间自相关理论,揭示了生境质量在空间上的集聚情况以及生境质量与景观格局之间的关联性。结果表明:1990-2018年间,研究区内景观转化特征主要发生在耕地、林地、草地三者间的相互转化以及建设用地面积持续增长对其他景观的挤压,导致了区域内破碎度程度增加;研究时段内平均生境质量指数较高,其在21世纪前处于下降趋势,在21世纪初,随着各生态保护措施的施行,生境质量指数逐渐上升;生境质量空间分异与流域景观类型分布高度重合且具备空间上的集聚特征;随着时序变化,景观格局向多样化、异质化、复杂化和破碎化发展,且生境质量与景观格局间的空间关联性也随之增强。应继续采取生态保护措施,调节景观格局结构,合理规划当地土地利用,充分保障当地生态环境,增进居民福祉。

陕西省丹汉江流域农业非点源污染区划

农业非点源污染是导致地表水环境质量恶化的重要原因。丹汉江流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主要水源地,实现农业非点源污染分区管理分类控制,将进一步确保中线工程的水质安全。以陕西省丹汉江流域27个县(区)为基本单元,采用水质指数法、聚类分析法和等标污染负荷法等方法,进行了污染源敏感性评价和污染类型识别,进而实现流域农业非点源污染分区。结果显示:(1)丹汉江流域农业非点源污染可分为5级敏感区,且敏感区等级呈现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干流为轴线,向南北两侧递减的分布格局。(2)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类型主要包括农业种植、畜禽养殖、生活排放3种基本类型。(3)敏感区等级越高,污染类型越复杂。

基于AHP的丹江流域生态修复模式模糊综合评价

丹江流域过去几十年里采用了生态、工程、生态与工程相结合、生态移民4种模式对流域生态进行了修复。为了进一步完善丹江流域生态修复模式,建立了生态修复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判法对丹江流域生态修复的综合效果进行了评价。丹江流域生态修复评价结果为良好。经分析发现,丹江流域生态修复中植物措施的主导地位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而工程措施比较多,今后,应以自然修复模式为主,人为工程修复模式为辅。

陕西省丹汉江流域非点源污染负荷估算及评价

为明确陕西省丹汉江流域的非点源污染负荷及其空间分布,文章运用输出系数法和等标污染负荷法分析和评价了该流域的非点源污染负荷,借助ArcGIS软件,绘制了非点源污染负荷的空间分布情况,结果表明:2017年陕西省丹汉江流域的TN、TP、COD和NH3-N的负荷量分别为52494.09、4171.29、166993.21、13068.10t,相应的等标污染负荷量为1.05×1011、4.17×1010、1.11×1010、2.61×1010 m3;农业化肥是对TN、COD和NH3-N等标污染负荷贡献最大的污染源,而畜禽养殖则对TP等标污染负荷贡献最大;各污染源在其空间负荷分布上有很强的一致性,但地市的等标污染负荷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合理地控制农田化肥的施用、农业人口以及大牲畜的数量可以有效削减非点源污染。

准市场模式与丹河流域生态补偿方式的选择

丹河作为晋城市的母亲河,其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开发,都涉及了晋城市的经济类型与产业格局的发展。建立有效的补偿模式既保障了丹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同时也解决了丹河流域发展过程中的公平问题,根据丹河流域生态补偿的方式,文章提出了一些可行的为建设丹河流域生态以及晋城市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丹河上游文明嬗变考

丹河流域文明是华夏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对丹河名称之历史演变,古泫水河畔几座古城的时空关系,以及古长平邑与高平县之异同进行了考据。

河南丹江流域森林生态系统恢复探讨

分析了河南丹江流域森林生态系统退化的原因与过程,结合该流域的生态现状,以生态恢复理论为指导,探讨了森林生态系统恢复的方法和途径,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晋城市丹河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调查研究

丹河流域是晋城市经济发达区,也是水资源短缺区,水的供需矛盾突出。其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途径是:全面开发中寒武水,提回郭壁水,回灌涵养中奥水,充分利用浅中层水,实施污水资源化,实行分质供水,建设骨干管网,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建立水务一体化管理体制。

河南淅川下王岗旧石器遗址试掘与调查发现的石制品

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位于丹江下游右岸第二级阶地,2011-2012年以石器遗存为对象对该遗址进行考古调查与试掘。试掘发现下王岗遗址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以石核—石片技术为代表的遗存,这是目前丹江下游二级河流阶地唯一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丰富了该地区低阶地旧石器时代遗存的考古发现,扩展了下王岗遗址的考古学意义。调查发现石制品的文化特征与试掘情况有所区别,主要为以燧石为主要原料的石片石器和石叶石器,兼有少量新石器时代常见的盘状器、网坠、缺口石刀、磨制石器及其粗坯,调查所发现石制品遗存的年代应主要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阶段,这些石器遗存的发现为理解丹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生产和生业模式提供了新的证据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