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寇志》引用《水浒传》的内涵

鲁迅先生曾言《荡寇志》“摩前传之垒”,具体体现就是《荡寇志》在情节上多处引用《水浒传》。这种引用,绝非无意而为之,而是贯穿了俞万春的阶级观点:或表示对梁山好汉行事的嘲讽,或表达对投靠梁山的唾弃,或表达官兵将领的英勇。

《水浒传》“农民起义”说与《荡寇志》的学术命运

20世纪50年代以来,《水浒传》主题研究最为主流的观点是“农民起义”说。这种“权威”观点不仅对《水浒传》研究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还严重殃及《荡寇志》的学术命运,使这部小说长期遭受意识形态歧视,不能接受正常的学术关怀。在新时期学术研究理性、多元发展的大背景下,欲使《荡寇志》研究在规模、质量等方面跃升新的境界,要务之一就是要放弃《水浒传》研究中“农民起义”说的一元化统摄力,回归文本,开展多元阐释。

论香港邵氏电影《荡寇志》对《水浒传》的人物重塑

香港著名导演张彻拍摄的电影《荡寇志》采用在节选原著的基础上加以虚构的改编方式,重点展现了小说《水浒传》"征讨方腊"一节中攻取杭州城的曲折情节。影片通过原著情节重构中的英雄形象彰显、水浒英雄阴暗面的影像淡化以及方腊一方形象的反面化塑造,不仅投射出一代武侠电影宗师张彻对于《水浒传》人物精神内涵的特殊理解及其在影像实践中一以贯之的"阳刚电影美学",亦体现出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电影对于包括《水浒传》在内的古典名著的独特影像诠释。

本事取自《荡寇志》的戏剧作品

从现存资料来看,本事取自《荡寇志》的戏剧作品共有三部。这三部作品通过对英雄传奇题材的剪接,创造出了一个"君明、臣忠、盗贼不起"的理想社会蓝图,也激活了梁山这群非主流的人物,展示出了他们仁义、善良的美德。在艺术上,它们都能表现出慷慨激昂、刚健深沉的审美价值追求;在本色的语言中,为观众塑造出了一群鲜活的巾帼英雄形象。

20世纪《荡寇志》研究的回顾与检讨

20世纪的《荡寇志》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世纪之初至40年代为客观、辩证的评价时期,50至70年代为全面否定时期,80至90年代为相对理性的阐释时期。20世纪《荡寇志》研究的曲折历程,展示了其与《水浒传》研究、与政治理性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此文对20世纪《荡寇志》研究的成绩与教训进行了总结。

农民起义悲剧之艺术呈现的一体两面——《水浒传》与《荡寇志》主题思想比较研究

《水浒传》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发生、发展的传奇,《荡寇志》则叙述了梁山起义军被剿灭的故事,两部作品题材类似,主题思想却大异旨趣。《水浒传》与《荡寇志》中的两支农民起义军都将招安作为自己的出路,但最终都以悲剧收场,只是悲剧的程度有所不同。《水浒传》对农民起义基本持肯定态度,其从生命力、官府逼迫、反抗性等方面对农民起义军进行了肯定性描写;《荡寇志》则对农民起义持彻底否定态度,其侧重从称帝的可能性、暴虐性等方面对农民起义军给予了否定性描写。从艺术表现看,《水浒传》叙事清晰,其全力塑造起义英雄人物,多角度描绘人物特点;《荡寇志》则缺乏绘声绘色的人物形象刻画,但其语言精到,叙事精彩。

《荡寇志》研究综述

《荡寇志》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上世纪初至40年代肯定艺术、否定思想,50至70年代思想艺术全否定,80年代至今重视文本回归理性。从内容来看又可分为六个方面:一是分析《荡寇志》的思想性,二是揭示《荡寇志》的人物形象,三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荡寇志》,四是从接受史的角度研究,五是从续书的角度研究《荡寇志》,六是讨论《荡寇志》的现代性。但迄今对《荡寇志》的研究仍存在着深度不够的问题,这影响到了对《荡寇志》的公允评价,从这个角度来说,《荡寇志》应受到更多的学术关注。

清中后期社会历史文化心态的展现——以小说《荡寇志》为例

《荡寇志》是清中后期保守士人面对西潮涌入、传统文化失落的集体性情感反应的产物,小说作者俞万春以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为己任,担负起了文化卫道的使命。但残酷的现实却撕碎了他加强君权、帝制,肃清内乱来重振国威的卫道美梦,小说《荡寇志》便展示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各种社会变革思潮下的社会历史文化心态。

儒道互补——从陈希真的形象塑造看《荡寇志》的文化价值取向

与《水浒传》立意相反的《荡寇志》,历来被认为是一部反动作品。本文从分析陈希真人物形象入手 ,探讨《荡寇志》的文化价值取向——儒道互补 ,并进一步探求其写作动因 ,力求客观。

此儒家非彼儒家——《水浒传》和《荡寇志》文化价值取向之比较

对《水浒传》的续书———《荡寇志》,人们往往从政治或道德等角度出发加以评判,这就难免有些简单化。本文从文化价值取向这个视角观照《水浒传》和《荡寇志》,发现《水浒传》体现了原始儒家思想,《荡寇志》则体现了官方儒家思想。最后从三方面考察造成两书文化价值取向之不同的原因。

从武器革新与道教信仰的矛盾看《荡寇志》的预言性

俞万春在《荡寇志》中表现了对武器革新、机械科技的爱好。小说中描写了大量经过改良和新发明的武器、机械,这些武器的制造者集中在洋人白瓦尔罕和刘慧娘两人身上。文中洋人处处输于刘慧娘,这表明当时士大夫的内心深处认为中国本土文化远胜于洋人的先进技术。俞万春的这种思想是对魏源“师夷之长以制之”的回应。作为道士而又思想保守的俞万春偏偏喜欢研究发明新武器,这种矛盾正体现了晚清这个特殊时代里传统与西洋话语碰撞,多种文化并存却不能融合的景况。

从《荡寇志》看俞万春的精神世界

《荡寇志》一书视野狭窄,对于当时官僚整体的腐朽毫无反思,作品以杀人为乐,并把社会问题的产生归诿于下层人民,因此刻意歪曲了正常的叙事逻辑,导致作品前后不能自洽,反映了作者俞万春社会责任和道义精神的缺失,折射出当时社会精英群体共同的认知困境。

《荡寇志》的接受演变

《荡寇志》是对《水浒传》的逆向接受,这决定了《荡寇志》的接受与《水浒传》的命运密不可分。晚清时期,《宣和谱》的出现为《荡寇志》做了前驱,一批文人读者力图从传统的道德观和政治观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于是便否定"诲盗"的《水浒》,同时肯定"反水浒"的《荡寇志》。二十世纪的《荡寇志》接受一直伴着《水浒传》的命运起伏跌宕。二十一世纪以来,思想的自由使《荡寇志》的接受呈现一种多元化的特点,不断出现的网络续作,体现的则是当代大众文化背景下《荡寇志》的接受。

论管子军事经济思想对《荡寇志》的影响

管子与俞万春两人所处时代相似,而且彼此心性暗合,这就使我们相信俞万春应该受到管子的影响。实际上,俞万春在小说《荡寇志》中采取的科技兴兵、实业强军的举措正是深受管子军事经济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