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术”理论在临床医学专业课程思政中的应用探究

从“道”和“术”两个层面设计,以中医类课程思政为范例,探究临床医学专业的课程思政设计,培养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医药的兴趣,增强民族自豪感,树立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道”的层面从价值引领、知识拓展和能力提升3个维度论述,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正确认识人际关系,正确认识当今复杂国际关系,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术”的层面以中医药的卓越疗效和光明前景入手,融思政与专业知识于一体,润物无声,激发学生对中医药的热爱,培养学生树立多学科结合解决问题的能力。

六艺:从共同资源到一家垄断——孔子与儒家经典之成立

按章太炎的划分,礼乐射御书数为“小六艺”,为王公贵族子弟在小学阶段的必修技能;被孔子删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则为“大六艺”,属于成人教育的“大学之道”,是官员任职前必须学习的待人接物、处事礼仪与一般道理。孔子晚年集中精力编辑、注解、诠释六艺,因“有德无位”而称“述而不作”,渗透思想价值和道义灵魂,总结三代而又超越三代,寄托《春秋》而行“素王”褒贬赏罚之权柄,最终把作为上古道术的六艺演绎为儒家学派独有而专用的文本载体。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道”与“术”

大学英语课程兼具工具性与人文性,具有得天独厚的育人优势。但是,偏重工具性、轻视人文性的既有教学模式极大限制了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育人功能的充分发挥。从“道”“术”及其辩证统一关系来看,新时期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实践创新需要以大学英语课程思政之“道”为指引,弘扬立德树人的正道,寓“道”于“术”,提升育人能力;“术”以载“道”,强化育人保障;因“道”择“术”,优化教学设计,从而使工具性与人文性和谐统一,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三位一体”人才培养目标。

数字化赋能教师数字素养的实现逻辑——基于中国古代哲学“道法术器”的视角

在教育数字化的演进中,教师的数字素养扮演了关键角色。通过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可以有效地帮助教师应对数字教育改革带来的挑战。运用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道法术器”框架及其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以“道”确立教师数字素养的顶层追求与认知意识,以“法”建立教师数字素养的制度保障与伦理规范,以“术”关注教师数字素养的关键要素与信息加工,以“器”实施教师数字素养的基本前提与知识技能。然而,当前存在迷道、失法、难术、短器等现实困境,限制了数字化赋能对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因此,要专注研究数字化在赋能教师数字素养方面的路径探析:一是育人之道,积极践行教学相长;二是原则之法,构建数字伦理制度;三是创新之术,培养数字加工能力;四是工具之器,加强数字技能实践。

《汉书》颜师古注引《道德经》考校

《汉书》颜师古注是《汉书》流传至今最好、最完备的注本,不仅汇集了唐以前二十三家《汉书》旧注,而且征引了150余部文献古籍,是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颜师古注《汉书》征引《道德经》13条文例,以此为研究对象,通过比勘发现,颜氏所引《道德经》与今传世本《道德经》及帛书本《老子》虽然个别文辞稍有差异,但内容相合,三个版本的《道德经》内容上具有一致性;从征引的表征上看,老子《道德经》在唐代初年的体例是分《德经》、《道经》两篇的,与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帛书本体例相同。

中学数学问题链教学的“道法术器”

数学问题链教学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从“道法术器”阐释了问题链教学的指导思想、教法学法、技术路线及问题链的基本形式,并从“设计—实施—评价”一体化的角度提出教学建议:不仅需要重视“道与法”的“顶层设计”,遵循“注重基础、培养创新”的指导思想和问题链的设计思路、结构框架,采取讲授式与发现式并重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实现“真探究”;而且需要关注“术与器”的“基础建设”,明确问题链整体设计与分解实施的技术路线,重视问题之间的“方法关联”,依据教学内容合理采用不同形式的问题链,并妥善处理问题链“预设”与“生成”之间的关系.

多元思路“师承+”在现代中医药学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及改革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高等教育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欣欣向荣的发展,师承教育和院校教育成为现代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主导教育模式,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历经数十年的实践,两者都呈现出各自的局限性。本研究通过综合分析两种人才培养模式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在充分考虑中医学科特殊性的基础上,明确了师承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和不可替代的地位。如今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扶持下,各中医药高校积极开展了多元思路、多重途径“师承+”探索,包括教学模式改革、侍诊途径创新及传承观念创新等,以促使师承教育高质量融入院校教育,以期为健康中国战略培养更多人才。

问道·探术·领学:高职院校思政课建设的理念蕴涵与实践探索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习近平总书记说:“讲好思政课,不仅有‘术’,也有‘学’,更有‘道’”,是“道”“术”“学”三者的辩证统一。高职院校思政课的“道”,是思政课课程的立德树人之道、理想信念之道、追求真理之道,它蕴含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中,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高职院校思政课的“术”,是思政课教师的科研之术、教学之术和课堂艺术,高职院校思政课的“学”,是指引导青年学生学理论、学方法、学思维,增强学生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本领,是让青年学生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高职院校思政课的“道”“术”“学”具有内在辩证统一关系,统一于社会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

疏导热防护的固体传导的性能表征与传导特性分析

固体介质快速传导是疏导热防护的一个重要机制。本文在分析热传导的两个极限温度的基础上，提出疏导热防护的两个表征参数，即高热流区的表面降温系数和大面积的背面温升系数。数值模拟了热环境参数、固体介质导热系数、模型的几何外形、模型的长度及不同介质对表面降温系数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表明：1．固体介质传导降低表面温度的最大优点是不改变外形，不改变传统的热结构设计，安全可靠，并具有可观的降温效率；2．由于固体介质的滞后效应，快速传导的效率和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表面达到平衡温度的时间内，快速传导的距离有一定的限制。进一步研究固体介质传导的影响因素，提高固体介质的传导效率，并与其它传导机理配合，给出疏导热防护的有效机制是下一阶段的研究重点。

文化线路视野下的蜀道(四川段)研究现状及思路探讨

蜀道作为"秦蜀古道"的专有名词,是历史文化内涵极为丰厚的语汇。蜀道跨越川陕甘三省,四川境内的蜀道,因线路上遗存分布密集、类型多样、文化价值高等原因,具有典型的研究意义。文化线路是当今世界文化遗产领域的新类型和新理念,可以借助这一视角为蜀道(四川段)的研究提供新思路,即构建蜀道(四川段)文化线路遗产谱系,梳理线路的遗产特征及价值,重视蜀道形成及演变的背景环境,并以"真实性"和"完整性"标准作为研究依据,推动蜀道(四川段)文化线路的有效展示,为未来联合陕甘两省共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理论基础。

洞经音乐产生的渊源

关于洞经音乐产生的渊源,文章根据《道藏》和《藏外道书》所集《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等文献进行分析研究,结合近代以来洞经音乐在我国云南、四川等地流传的实际情况考察,认为洞经音乐在产生过程中,除深受我国道教音乐的影响外,而且还或多或少受到佛教音乐、儒家祭祀音乐以及其它传统音乐影响。

李白《蜀道难》历代主题说平议——兼论李白与《文选》赋的关系及其“以赋为诗”的艺术特征

《蜀道难》是唐诗中的名篇,也是李白歌行的代表作。自其产生以来,历唐、宋、元、明、清直至今天,对其主旨的阐释莫衷一是。在系统地梳理历代主题说的基础上,可以看出李白《蜀道难》与左思《蜀都赋》之间的关系和其"以赋为诗"的创作特征。

“数”与“道”:新科技与体育未来的走向——《体育与科学》学术工作坊主题沙龙述评

"阿尔法围棋"4比1胜围棋高手李世石的"人机大战"引发大众热议,也迫使围棋界乃至体育界反思新科技与体育的关系。《体育与科学》以此为契机,以"新科技与体育未来走向"为主题组织了学术沙龙,就"人机大战与围棋、围棋与体育的本质、‘人机关系’及新科技与体育未来的走向"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本次讨论对在新科技时代下避免新科技异化、在"数"专制下保持体育的"道"本义及体育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以道解物:庄子“庖丁解牛”思想辨正

关于“庖丁解牛”的思想内蕴、逻辑理路及文体修辞,学界至今存在误读。该寓言主题意在“以道解物”:祛除“物”及“形名”遮蔽,使“道”及其精神得以显现和运作,以实现养生天下万物百姓之目标。究其意象,“庖丁解牛”实质是对“心斋坐忘”精神活动的喻像表达,其中寓含着《洛书》象数的天道运行图式;“解牛”的方法论机制,亦非“技”的“分割”或“分解”,而是基于“合解”(游刃)的思想方式,来消弭形名“有间”及其造成的生命本真性丧失。在书写笔法上,文本则运用“三言”构筑整体脉络,使文体修辞与思想内容达至高度嵌合。

咸阳-长安文化重心地位的形成与上古蜀道主线路的移换

蜀道作为联系关中平原和四川平原的主要交通线,开拓和养护经过千百年的经营。相关历史经验,成为有益于交通建设的宝贵文化遗产。蜀道穿越秦岭的线路,主要有故道、褒斜道、灙骆道、子午道。随着咸阳-长安文化重心地位的形成,蜀道主线路发生大致以自西而东为趋向的移换。这种历史变化显示出咸阳-长安地位的重要,也体现了交通道路设计者和交通体制管理者以为交通应当服从政治、经济需要的理念。而中国古代交通史和中国古代交通文化的一个侧面,亦因此得到认识的条件。

普遍伦理与东亚文化

当前 ,对普遍伦理的理解和关注正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普遍伦理成立的前提是什么 ,普遍伦理与东西文化的关系以及其与孔子恕道之间的关系若何 ?这都是我们应该探讨的问题。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版本源流考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宋高宗绍兴国子监曾有刻本,后又出现多种增补本。元明以后,有两种增补本以传抄的方式流传至今。

李大钊的儒家文化情结

李大钊认为,孔子有“实在的孔子”、“历史的孔子”和“世界的孔子”三种存在形态,对不同类型的孔子应区分对待,儒家的修养观和境界观、儒学的主体精神和创新精神仍对现代人有所裨益。这正是李大钊的与众不同和过人之处,它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

李政道与他的三位中国恩师

1946年春,仅为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李政道被选中赴美研修原子技术,原因与三位物理学大师密不可分。束星北对李政道志向物理学有"启蒙"之功;吴大猷选中李政道跟随自己赴美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引发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年轻教师的不满,但得到了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的鼎力支持。李政道在学业上表现出来的天分和才华是吴大猷和叶企孙都选中他的根本原因。李政道早年的"机遇"与"幸运"是他后来不断为中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做出贡献的根源所在。

官年与限年——兼与陈长文兄商榷

《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一文在引用文献时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导致对科道官选拔限年的判断有失准确,万历五年科道选拔的上限是45岁,而不是38岁。该文所谓庶吉士选拔"限年之例始于嘉靖末年"的推断也不够准确,相关文献表明,至少在天顺初期就有限年的规定。明代官年现象除了减年之外,还存在增年现象,这与明代选拔科道官时对年龄既有上限也有下限的规定相吻合。庶吉士选拔年轻化倾向与官员致仕无俸禄的现实,是导致明代士人减年入试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