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抒情的皈依与叛离——沈从文与胡兰成比较

王德威总结陈世骧等人的抒情论述,将抒情视作一种贯通古今的史观,并分析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其中沈从文和胡兰成是王德威论述中选取的个案,是抒情的皈依与叛离两种典型的写照。二人创作中有相似的情感载体,皆有对古典文明的继承,且都在革命的时代选择了用抒情标记心声,但是出于不同的立场与目的。通过对话比较,可以管窥抒情的历史作用,探索抒情的底色,理清诗与史的辩证关系。

抒情传统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再生--兼对王德威抒情论述的理论反思

透过王德威的论述,能够对寓于古典的抒情传统脉络及现代抒情的再生动因进行重新检视。王德威在陈世骧等人提出的古典抒情脉络基础上重提抒情传统,将其用作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论框架。此时的抒情与古典传统中的抒情在兴与怨的层面具有承继关系,古典与西学资源的交互影响和现代中国变革的现实状况也造成了二者的区隔,促成了抒情传统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再生。以此为基础,本文对王德威涵盖面极广的抒情论述的边界问题进行反思,同时引入西方浪漫主义及其在20世纪进入中国这一视角,进一步反思现代抒情传统与浪漫主义的对话空间,为王德威的抒情话语提供拓展性论述,以更好地在现代语境中考察作为论述框架的抒情传统。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版本修订与比较

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目前共有英文、繁体中文、简体中文三个版本。《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具有哈佛系列“新编文学史”的特色:宏观文明视野与微观文学现场的碰撞。这部文学史的版本变化主要体现在两次修订上,其一是从英文版到繁体中文版,修订主要体现在篇章标题的修改、序章篇幅的增长和篇目数量的增加上;其二是从繁体中文版到简体中文版,修订主要体现在文章篇目的增删上。版本变化将不同文化语境产生的差异具象化,让这部文学史蓦然成为展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发展动态的可读文本。王德威在编纂过程中有意呈现海外汉学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差异性的目标,在版本变化中不期而然地达成。

文学史重写:从王德威的“方法”说起——以《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

海外汉学的研究思路搅扰着我们曾经习惯的应答系统和思维模式,王德威的文学史观及其文学史书写实践挑战着我们惯常的文学史书写方式。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体现了他寻找文学“起点”、想象历史、文学史“书写”以及探索文学边界的种种思路和方法。作为一个书写实践,这本文学史从多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学“起点”出发,展示了另一种看待和处理历史的方式,当历史不再执拗于提供一种价值定论,历史中的“人”便成为重心,“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拥有了更广阔的边界。

中国文学现代性起源的争议及其实质——论王德威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化领域,中国的"现代"的意涵究竟是什么?这一历史经验如何影响文学书写以及如何创造文学现代性?我们应如何理解历史内容和文学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考察王德威关于晚清文学中存在中国现代性最早萌芽的论断,可以看出:他的关于现代性"推陈出新"只是表面的理解;他对于启蒙和个人主义的否定使他漠视现代民主精神及其在文学中的体现;他对福柯系谱学理论的应用,使得他将内爆视为革新;而从根本上来说,由于他的政治和文化的保守主义立场,使得他援引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致力于一种非历史化的"想象史学"。

迷魅化的讲述——论王德威的《历史与怪兽》

王德威的《历史与怪兽》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历史暴力及其文学书写,直指现代性进程中种种意识形态与心理机制加诸国人身上的规范和训诫。现代性(modernity)与怪兽性(monstrosity)相伴相生,现代性有时反而更需仰仗暴力以正其身。它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历史与历史再现之间的落差,尤其是革命男女如何于政治与身体、信仰与欲望、现实与虚构间串演幕幕悲喜剧;二是文学纪恶与其否定的辩证,探讨"文学所思所愿"与其"所写"之间的距离;三是"自杀"作为一种非传统的现代中国主体性的独特的生成方式。最后总结全书,探讨当代中文文学描写历史迷魅与文学记忆的面貌。

王德威和大陆学者的鲁迅小说观辨析

王德威在《"头"的故事:历史·身体·创伤叙事》一文中通过"砍头"意象否定了鲁迅小说的积极作用,将它仅仅看做是在"‘断头'的焦虑与‘无头'的恐惧"之间纠缠的艺术游戏。这种对待鲁迅小说的态度,对王德威来说具有一贯性。显然,王德威如此评判鲁迅小说,与钱理群等大陆学者形成了悖反。方法论的差异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王德威主要采用了文学文本的细读法,而钱理群等大陆学者主要在使用"参证法"。两种不同方法的运用包含了复杂的内容,既有意识形态的问题,又投射了研究者不同的文学批评传统和相异的情感立场。

再建抒情美学——王德威的《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

王德威重建抒情美学,将抒情作为继"革命"和"启蒙"之后的第三个关键词来理解中国现代性。在《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中,王德威的抒情概念不仅呈现为一种新的"自我诗学"、一种对现代中国情感结构的"批判性索引",而且指向了巨变时期情感与历史、革命、启蒙、暴力的纠缠。文学和艺术在危机这一张力空间中呈现新的诗学形态,由此抒情话语也成为重新理解中国现代性的"拓展性范式"。

哲学与翻译:王维诗歌的重释与再生

大卫·欣顿是美国当代著名中国哲学和古典诗词翻译家,先后翻译过王维等多位中国古典诗人的诗集。从中国古典诗歌和哲学典籍的阅读和翻译中,他体悟并形成独特的宇宙荒野观,并将其辩证的哲学思想反哺并融入到对王维诗歌的重释中,使其译诗在诗歌、哲学和生态3个层面达成统一,在英语世界得到重生。欣顿从生态哲学的视阈阐释中国古典诗歌也得到东道文化的认可。

突围与悖反——歇斯底里话语下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由王德威主编以“世界中”为主能指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出现,是一场对文学史程式化生产困境的突围,并在结构上达成了拉康意义上歇斯底里的机制。这使得其在展现文学史的盘根错节时具有了反本质主义的姿态,而这一姿态却在形式上暗合了当今的碎片化潮流,在突围时陷入了悖反的症结中,须以复归本质的方式才能使得原本漂浮的意义落实。作为文学史的接受者,想要化解这一症结,就应把握“世界中”这一歇斯底里话语对于意义的“撬动”作用,对文学史进行再反思与重新阐释。

现实主义的变形及深化——安敏成与王德威的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批评

在美国汉学家的中国现代现实主义小说研究中,安敏成梳理了现实主义由“写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历程,认为“感时忧国”式的道德关怀及革命意识形态是影响现实主义命运的关键因素;王德威对“五四”写实主义经典形态进行反拨,发掘了多样的现实主义叙事模式。他们展现了历史阐释与后现代主义两种视野,为现实主义理论研究与文学史叙述带来了启发与反思。

方法·线索·问题——论《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前五四”书写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别具特色的书写方式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前五四”时期研究具有启发性。其哲学观与治史方法适宜于解析“前五四”时期文学的时代特色。它以独到眼光关注到了隐藏在“前五四”时期现代文学演进中的推进动力与预埋线索,在“前五四”时期的叙述中为解答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提供了独特启示。

“现代”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重返普实克与夏志清、王德威的对话

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曾三次到访中国。他在20世纪30年代与鲁迅等人的交往十分著名,但他在50年代两次以官方身份访问中国并深度参与社会主义国家文化交流的经历却被人遗忘。新一代研究者对于普实克的理解通常来自两组对照关系:一是普实克与夏志清的论争,二是王德威将普实克与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一同划入所谓的“抒情传统”谱系。普实克在这两组对照关系中都被塑造为僵化且过时的人物。回到相关著述会发现,普实克与夏志清、王德威之间真正的分歧,在于对中国现代转型的动力来源和革命的内涵有着不同的认识,普实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所找到的现代性,不是在西方的“冲击”之下作为“回应”的现代,而是一种根植于中国自身土壤的独立的现代。

从“文类研究”到“文化政治”:“中国抒情传统”论述的典范建构及话语更迭

在有关“中国抒情传统”论题的论争中,研究者常常混淆两个关键概念——“抒情传统”与“抒情传统”论述。前者是对中国文学史事实的一种判断和归纳;后者则是围绕这种判断和归纳而形成的一整套知识话语、认知框架乃至诗思方式。从“抒情传统”到“抒情传统”论述的转变,推动了近年来中国抒情传统研究中所谓“建构论”的兴起。在“建构论”的视野下,“抒情传统”论述自陈世骧、高友工至王德威的学术谱系之生成,正反映出该理论所经历的由“文类研究”到“文化政治”的范式更迭。由此而形成的两种形态迥异的现代性方案,显示出“抒情传统”论述,由内缘而外缘、由捍卫审美自律而重归意识形态的发展路向,为重思近代以来中国文论现代转化的曲折过程及不同路径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启示。

繁华未落尽,涕泪尤飘零——浅论王德威文学研究的面向

王德威作为美国汉学界第三代学人的代表,是美国汉学的集大成者。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呈现出推崇抒情色彩、带有比较文学的视野、重文轻史、关注地缘又超越时空的特点。这些特质有其对前代学人夏志清的继承,也有对夏志清的超越和不同。同时,他的论述因为过多地强调西方文论、缺乏"在地"体验而存在缺憾。这与其地域身份、教育背景和所在的语境有着极大的关系,也是其作为学人的特殊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