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ipulating De/Legitimation in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Discourse

This study seeks to gain an insight into political speech subtitle,focusing on de/legitimation as a macro-linguistic discursive strategy reflecting micro-linguistic discursive strategies so as to exemplify as to how such a discursive representation could be mediated through translation as a socio-communicative ac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growing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of inquiry.To this end,a twofold theoretical framework at both macro-linguistic and micro-linguistic levels is employed-consisting of a quadruple categorization of legitimation developed by Van Leeuwen(2008)[38]on political discourse(PD)and Fairclough's(2003)[12]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model on linguistic modality-to analyze one of the political speeches delivered by the Iranian former president Mahmood Ahmadinejad and subtitled into English by MEMRITV(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TV).The results,confirming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its translation as a means of de/legitimation,indicate that although there are no overt manipulations regarding the discourse of de/legitimation in the target text(TT),the manipulation of micro-linguistic device of modality constitutes a degree of covert manipulation of de-legitimizing discourse,altering the author's(the source text enunciator's)commitment to truth.It is concluded that viewing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discourse as a means of de/legitim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micro-linguistic aspects such as modality could probably open a fruitful avenue to discourse studies in general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particular.However,to comparatively achieve more reliable and informative results,adopting eclectic approaches to the critical study of PD seems to be more promising.

行政复议变更决定的运用

2023年《行政复议法》修改的重要内容即构建了以变更决定为核心的行政复议决定体系。这一修改更加贴切行政复议的功能定位,行政复议也能够进一步避免程序空转,真正发挥出解决行政纠纷的“主渠道”作用。但是,抽象而出的规则面对复杂具体的个案,仍会存在诸多理解和适用上的不确定性,有必要对新法中的变更决定条款作出解释,进一步细化其实践运用。具体而言,在事证明确类案件中,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基于两种理由作出变更决定,一是适用依据正确,但是行政行为内容不适当,包括明显不当和一般意义上的“不适当”,以是否具有规则性条款或者裁量基准,建立双重审查标准体系;二是未正确适用依据,包括违法和不当适用依据的情形。在事证瑕疵类案件中,行政机关原则上适用变更决定,但事实认定过程对专业性要求高以及案件事实疑难复杂的情形,可以适用撤销决定。

应当尊重教科书的正当权威——基于研究者泛教科书批判的现象学研究

近年来,有关教科书二次开发的研究很多,但不少研究是对纸质教科书的有罪推定,对后现代主义课程观的牵强附会,对智能化数字教科书的盲目自信,对已有研究结论的低水平重复,严重消解了教科书本身的权威属性。对教科书的现有批判进行再批判可以发现:后现代主义教科书开发路径缺乏行动方案和操作程序;数字教科书内容创编易加大认知负荷和数字鸿沟;研究结论低水平重复会导致学术假问题和伪创新。事实上,教科书的正当权威是教科书的本质属性和实是信念,它提供了合法知识和经典价值,象征着国家意志和民主策略,彰显着课程逻辑和教学确证。因此,教科书研究者应当严谨治学,坚守学术智识,切忌盲从跟风。

侵害品种权合法来源抗辩:理论证成、适用界限与法律后果

合法来源抗辩是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常见的抗辩事由之一,信赖保护原则、善意第三人理论和过错责任原则为其理论基础。合法来源抗辩是对品种权人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限制,为平衡品种权人与善意侵权人的利益,应从行为类型、主观要件、客观要件等方面明确其适用界限。构成合法来源抗辩的,侵权人应停止侵害和支付合理开支。应限制停止侵权的适用,可根据具体案件采取支付合理费用、事后许可及取得侵权物等代替救济方式,按照合理性、真实性、关联性确定合理开支的数额。善意侵权人所获利益的返还,应以现存利益为限。我国应借鉴其他知识产权领域立法、他国相关立法以及司法实践,完善侵害品种权合法来源抗辩制度。

代位清偿制度释论

代位清偿制度的正当性在于,在债权人、债务人的实际利益不受负面影响的情况下,第三人对于债务履行的合法利益优于债务关系不被他人介入的利益。作为核心要件,合法利益原则上指法律利益,例外地也涵盖第三人与债务人或债务关系有密切关联、从而有事实利益的情形。法律利益可分为保存权利、实现债权、避免纯粹经济损失、维护民事活动四大类型,相应的第三人有物上保证人、普通债权人、承租人、连环交易的后手、共有人、股东等具体类别。在法律后果方面,对担保权移转、债务人是否担责两个重要问题应采如是立场:物上保证人、担保财产受让人代位清偿后能否随同债权取得担保权须区分情形判断;倘第三人提出履行而未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债务人原则上仍应担责。

企业刑事合规的正当性根据及价值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有效预防企业犯罪是各国面临的一大难题。建立企业合规契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恢复性司法以及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具有正当性根据。事前有效的企业合规可以阻却主观罪过,具有出罪价值,但效力只及于企业,不及于个人。合规出罪的途径主要是不起诉制度,应增设一种新的特殊裁量不起诉。事前或事后的企业合规反映涉罪企业再犯可能性较低,可以通过定罪免刑、从轻或减轻处罚以及缓刑制度从宽量刑。

违法建筑上合法权益的行政赔偿研究

违法建筑不为我国法律所认可,但其在强制拆除过程中存在部分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合法权益。违法强拆侵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应予行政赔偿,赔偿范围包括可回收利用建筑材料、建筑材料的损失扩大、室内物品及行政相对人信赖利益损失。违法强拆侵害合法权益应予行政赔偿具有法理支撑,具体可从行政赔偿功能、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行政赔偿归责原则及职务侵权行为的应责性四个方面证成。违法建筑认定绝对化、贵重物品举证难、赔偿惩戒性不足及赔偿执行难度大成为违法强拆行政赔偿的实践难题。为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可从综合考虑认定违法建筑、做好拆除证据收集、增强赔偿惩戒性及对赔偿义务机关依法强制执行等方面探索完善行政赔偿的路径。

DEPA框架下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建构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创造性提出了“创新与数字经济”模块,对政府数据做出了自由开放共享的数据流动要求,这与我国政府数据开发利用理念相契合。在理念契合的基础上,却存在着政府数据开放标准不一致、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各方权利义务不明确和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安全保障机制有漏洞等问题。建构DEPA框架下的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机制需要我们客观审视国内现行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现状,以寻找问题起因。“央地互动”的立法模式、授权经营的实践探索模式和脱离DEPA的安全保障应对策略导致了前述问题。鉴于此,将从完善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目录、优化政府数据授权许可协议以及合理利用“合法公共政策目标”条款三大角度构建DEPA框架下的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机制。

企业合法性修复的再创业过程及机制——最优区分视角下的案例研究

创业合法性研究以往多关注企业如何获取合法性,忽略了合法性损失后企业的合法性修复过程。通过以X教培企业创建D直播公司的过程为例,基于最优区分视角对企业合法性修复过程及机制进行了新探索,研究发现:(1)合法性损失企业的合法性修复过程包含三个阶段:合法性损失阶段,基于企业层面采取被动回应策略,效果不佳;合法性响应阶段,基于行业层面采取主动响应的策略,效果甚微;合法性修复阶段,从再创业机制出发,采取能动修复策略,实现修复。被动回应和主动响应都聚焦于合法性,能动修复阶段通过引入独特性来修复合法性。(2)企业进行合法性修复的背后机制是“再创业”,企业通过最优区分实现了低独特性向高独特性的跨越,同时构建超越行业的独特性,实现合法性修复。理论贡献主要是厘清合法性修复和以往合法性获取的差异,并为最优区分的平衡提供新证据。本研究可为合法性损失企业如何进行合法性修复提供实践参考。

合法性参与:高职生有效技能形成的现实基础——基于8位高职实习生访谈数据的质性分析

在“合法的边缘性参与”视角下,以华莱士社会研究逻辑模型为研究思路,探讨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实习生有效技能形成的初始基点问题。基于8名实习生的访谈数据,发现实习过程中学生被授予了不同的实习身份:被压制的“劳动力”,旁观的“局外人”及“合法的参与者”。分析发现:物理嵌入及“权力”授予是个体获取“合法性”身份的基本条件,是高职生有效技能形成的现实基础之一。探究高职实习生“合法性”身份获取背后的影响机制发现,文凭管治主义对社会的“统治”,技能形塑力量的配比失衡以及校企合作人文关怀的缺失,是造成高职生无法形成有效技能现实基础的重要影响因素。

我国地理标志注册商标正当使用规则之解析

地理标志商标侵权纠纷案中,如果经营者提供的商品确实源自地理标志所标示的产区,是否允许其正当使用地理标志商标中的地名,存在不同的观点。这种争议与我国地理标志商标保护制度的特殊性有关,也反映了我国地理标志商标保护法律规则存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考虑到我国地理标志商标存在为数不少的不当注册,实际运行过程中许多地理标志商标注册者亦无法承担起监管和服务职责,“商品通用名称”正当使用抗辩以及“地名”正当使用抗辩在我国仍有其适用的特殊价值。在被告已经证明其销售的商品源自地理标志所标示产区的情况下,除非商标权人可以证明该商品不符合地理标志产品的特异性,被告对该产地名称的使用应属于正当使用。

利益平衡视角下的股东查阅权落实路径

股东查阅权源于股东财产权保护,以及股东与公司管理层的受托关系。查阅权有利于股东更好行使股东权利和监督公司经营管理。查阅权既有自益权属性,更有共益权属性。查阅权行使需要平衡股东知情权与公司经营权的关系。《公司法》强化股东权利保护,允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会计凭证,并相应增加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规定。《公司法》增加股东查阅全资子公司相关材料的规定,增加股东查阅、复制相关材料应遵守相关法律的规定。为更好落实股东查阅权,同时平衡股东权利保护和公司利益保护的关系,应当根据查阅客体的敏感程度设置不同的举证责任和查阅方式。将正当目的作为平衡股东与公司利益的程序性限制,查阅的范围限于实现查阅目的的必要范围。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作为股东行使监督权尤其是制约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重要手段。

美国主流报媒针刺新闻话语(去)合法化策略研究

以范利文(去)合法化理论框架为指导分析美国主流报媒针刺新闻报道(去)合法化策略的使用情况,发现美国报媒对针刺持有相对积极的态度,多使用权威化策略,将实验研究结果作为(去)合法化针刺的重要依据,较少诉诸中医药理论来解读针刺实践。建议新闻媒体重视科学研究结果,使用以权威化策略为主的多种合法化话语策略对外报道中医药,同时中医药学界应加强中医药循证医学研究,中医药翻译人员应推进中医药理论的科普化译介,不断提高中医药国际话语权,推动中医药国际传播事业发展。

企业碳中和形象的话语建构——基于合法化语码理论的视角

企业在“双碳”话语的对外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合法化语码理论为分析框架,结合语料库和话语-历史分析法,对阿里巴巴发布的碳中和报告进行探究,发现阿里巴巴不只是停留在阐述自身的行动和计划上,而是不断将碳中和议题放置于一个大背景、大环境中去呈现,涉及了消费者、商业伙伴、中国、国际社会等不同层面的行为主体;通过三种自主性语码切换路径和话语策略,塑造了具有不同侧重点的正面形象:单向路径主要涉及述谓策略,展现出“绿色转型引领者”形象;巡回路径主要涉及辩论策略,塑造了“国际责任践行者”形象;往返路径主要涉及命名策略,刻画出“各方力量汇聚者”形象。因此,妥善运用自主性语码和话语策略能提升企业碳中和话语的有效性,有助于中国企业塑造良好的全球形象。

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辨析——以限缩解释方法展开

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在行为方式上存在相似之处,但前者的社会危害性明显低于后者,不应轻易界定为犯罪。为平衡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辨析二者时应采取限缩解释方法,将符合条件的维权行为进行出罪处理。在法益层面,由于正当权利基础的存在,维权行为并未造成被害人的实质财产损失,不具有财产方面的法益侵害性。判定权利基础时应采取尽可能宽松的标准,不论是法定权利还是自然权利抑或道德权利,都能够成为合理的权利来源。在主观目的层面,充分的维权依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排除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只有当行为人主观上完全出于故意侵犯他人财产的恶意时,才能认定其目的上的非法性。索赔数额与非法占有目的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高额索赔只是行为人进行谈判的手段,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客观行为层面,过度维权也可能采取胁迫手段,虽然不一定构成敲诈勒索罪,但可能满足其他犯罪的成立条件,对其依照相关规定处理即可。

基于欺骗中继技术的无人机主动监听优化方法研究

针对非法分子通过无线通信危害国家安全的问题,研究了基于无人机欺骗中继技术的合法监听方案,对地面可疑节点之间的通信链路进行监听。首先,将节点之间的链路视为视距链路,对各个信道进行建模,构建了监听率最大化的问题。其次,为了解决这个复杂的非凸优化问题,采用深度强化学习方法,综合考虑无人机的三维轨迹、放大系数和功率分配比这三方面对监听率的影响,将该问题建模为马尔可夫决策过程,设计了相应的奖励函数。最后,基于双延迟深度确定性策略梯度算法实现联合优化。从数值结果来看,相较于基于深度确定性策略梯度算法的主动监听优化策略,所提出的优化策略收敛速度更快,所得到的监听性能有所提升。

网络著作权强保护下的用户合法权益保护

网络著作权保护呈现强保护特征,主要表现为网络著作权执法力度的加强,不仅通过技术保护措施和信息披露制度为著作权人层层“加码”,还通过通知—屏蔽制度、内容审核补救措施多元化、算法执行推动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保护责任不断加重。网络著作权的过度保护也存在着一些风险隐患,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面临侵害之虞,合理使用权利、言论自由权利、隐私权和个人数据保护权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和忽视。侵权情形的出现多数情况下与网络服务提供者有关,因此有必要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进行规制。应在公平平衡原则基础上,完善相关法律,推进技术进步,以维护著作权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用户、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

“合法的边缘性参与”视角下“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路径探索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我国职业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当前“双师型”教师存在“局内人”意识不强、“工具人”思维较重、“边缘人”状态明显等问题,其根源在于未能组建以发展为核心的实践共同体,缺乏渐进、系统的专业发展链路和多元、有效的实践参与机制。从“合法的边缘性参与”视角来看,“双师型”教师在实践共同体中的成长会经历“完全不参与→外围性参与→边缘性参与→中心参与→充分参与”五大阶段,为其赋予合法的身份、创设边缘的空间、搭建向心的阶梯和完善参与的机制是促进其专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让期待可以被期待:新《公司法》下的不公平损害救济

囿于公司治理实践中诸多机制的缺憾,加之传统股东权益保障体系的弊病,中小股东对公司的种种期待在控股股东的损害下已成空中楼阁。我国2023年《公司法》引入不公平损害救济制度,择取了英国法上的精华部分,是解决这一沉疴旧疾的破局之道。但对于该制度的适用,仍需首先在制度体系上洞察其与《公司法》第89条前2款所规定的股权回购情形、《公司法》第21条以及与股东单项、复合性权益救济之间的关系。而为巩固中小股东权益救济的这一司法防线,其规制主体不应拘于控股股东,而应将实际控制人与一般股东也囊括在内,并在损害行为的定性上参考英国普通法对于“不公平”的标准,在损害后果上考虑受损利益的指向与损害的具体构成,最终在救济上以股权回购为主要措施,进一步考虑赋予法院要求控股股东进行股权回购的自由裁量权,以此实现引入不公平损害救济制度的真正目的。

诱惑侦查合法性认定的实践困境与制度优化——基于150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诱惑侦查作出“不得诱使他人犯罪”的禁止性规定,为诱惑侦查合法性判断提供了概括性的法律依据。对近年来我国诱惑侦查合法性认定的司法样态予以类型化分析可以发现,实践中存在不当限缩非法诱惑侦查形态、对诱惑侦查正当目的的审查陷入循环论证、类似事实证据的使用有失偏颇等问题。在当前立法模糊、实践认定不尽合理的情况下,宜强化对行为人犯罪嫌疑之事前审查,同时引入因果关系标准优化诱惑侦查合法性认定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