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果戈理的《死魂灵》

鲁迅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时,果戈理即已进入他的艺术视野。不独鲁迅的创作深受果戈理之影响,而且在他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中经常引用果戈理,并致力于翻译果戈理。他以中国没有《死魂灵》译本为耻,在晚年以健康与生命为代价译成此书,成就了"艰苦的奇功,不朽的绝笔"。他之所以如是为之,不仅因该作巨大的思想与艺术价值,更因鲁迅认为它对于中国当时的现实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它可以作为中国人认识自己社会的参照。鲁迅还高度重视《死魂灵》的插图,为搜求各种插图而不遗余力,并自费出版了《死魂灵百图》。鲁迅认为这些插图能使中国读者更明白19世纪上半俄国社会情形,又可给中国的插画家提供借鉴。《死魂灵》中译本与《死魂灵百图》均已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珍品。

从“亡灵”到“祖灵”或“英灵”:清明墓祭的文化逻辑

清明节的复兴和法定假日化,为上坟扫墓和祭祖之类的民俗提供了不容置疑的合法性,也使得"慎终追远"的中国传统价值观有了可靠的传承依托。与此同时,清明的法定假日化还使得各地对"烈士"的公祭有了正当性的依据。清明为烈士扫墓固然是革命话语体系的一部分,但同时却又有传统民俗文化的依据。本文探讨与清明扫墓、祭祖有关的"亡灵"问题,在具体分析人死后其"亡灵"的"祖灵化"和"英灵化"过程的基础之上,试图更加深入地理解清明墓祭的深层文化逻辑,并进一步追问在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体系中,"灵魂"这一类范畴的意义。

《风景》的批判精神与价值承载

《风景》生动传神地呈现了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底层人物的报复心理、无措感及其扭曲的种种丑态。面对道德沦丧和"种的退化",作者不仅展示了造成"硬扭"病相的复杂原因,掀开孕育民族劣根性和生长七哥们之"怪胎"的土壤,而且深刻讽刺了没有觉悟而又拒绝启蒙的市民对"外来文化"的崇拜和对"本土文明"的鄙薄,强烈批判无处不在的拜金主义对传统价值和社会秩序的颠覆,充分反映了创作者所秉持的道德理想和人文精神。

彝族灵魂观透视

彝族灵魂观认为,万物有灵,灵魂不死。人是有灵魂的,人死了以后,灵魂就离开了人的躯体到处游荡,所以要请毕摩(巫师)作祭,悼念死者,给死者的灵魂指路,让他尽快回到祖先的发祥地,同幽冥世界的祖宗在一起,重新劳动生息,接受子孙的祭祀,庇护后人繁荣昌盛。彝族灵魂观具有多元性、游动性、永久性、现实性等特点。

从《亡灵书》看埃及人的灵魂崇拜和来世观

古埃及人有浓厚的来世信仰,关心死亡、相信来世生活是埃及宗教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信念产生的结果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制作"木乃伊",使它成为死者灵魂依存的基础,二是非常重视坟墓的营建和装饰。高大的金字塔和高超的"木乃伊"制作技术,强烈地表达了古埃及人酷爱生命、热爱生活、渴望永生的愿望。

论《死魂灵》第二部失败的原因

果戈理的《死魂灵》作为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经典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瑰宝,然而作家却亲手销毁了《死魂灵》的第二部手稿。从题材、构思、创作目的等角度,可以看到第二部没有成功付梓实属必然:首先,在一个丑恶的世界里,很难构造一座人间的天堂;其次,一群丑陋的灵魂,很难展现其灵魂的光明面;再次,作家急于实践他的宗教救世思想,所以在内心描写方面显得单薄。这些因素为《死魂灵》第二部的创作带来了无以挽回的灾难。

果戈里焚稿

《死魂灵》是果戈里在创作上达到顶峰的标志。而果戈里在创作《死魂灵》第二部时却两次焚稿,这震憾了世界文坛。焚稿固然是他思想矛盾和精神痛楚交加造成的,但人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严肃的作家是如何看待自己作品的价值,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责任的。

从《白鹿原》到《丁庄梦》——“死亡”的去意义化

从《白鹿原》到《丁庄梦》,是一个农村人自我德行逐渐丧失殆尽的过程,是从"仁义白鹿原"蜕变到"末世梦魇的丁庄"的过程。《白鹿原》人的自我始终生活在祠堂里,个人自我以道德自认,其外在表现则为"学为好人"。丁庄人丢了《白鹿原》的"魂’,人死如灯灭,完全去意义化。表现在丁庄人现世的生命如同果戈里笔下的"死魂灵"。丁庄最后的悲惨结局可想而知:人去村空,"穿过丁庄时,像穿过没头没尾的沟壑一样"。

评果戈理《死魂灵》的语言艺术

从语言艺术的运用这一角度来评论俄罗斯文坛巨匠果戈理的代表作《死魂灵》。指出作品语言戏谑、凄婉、犀利,运用了抒情插笔等。小说在运用语言刻画人物形象等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不仅有文学价值,而且有现实意义。

《死魂灵》的体裁独特性

关于《死魂灵》的体裁,历经百多年争论不休。《死魂灵》包容了整个19世纪上半期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视野广阔;它探讨了如何引导全民族由堕落走向复兴的哲学问题,意义深远;它抒情叙事的写作手法,各章节相对独立的结构形式都与史诗相吻合;它富于教诲意义,语言凝炼,形式独特,表现手法夸张,展示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全面和探讨俄罗斯命运问题的深刻,都使它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一部反映了整个俄罗斯的伟大史诗。

从《死魂灵》看果戈理独特的艺术技巧

《死魂灵》是果戈理长篇小说代表作。作品集中地描写了俄国农奴制下地主的寄生生活,极其成功地塑造了地主形象,并通过“含泪的微笑”的独特讽刺手法再现俄国地主的性格特征,表现了果戈理对农奴的刻画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论果戈理《死魂灵》中的俄罗斯主题

根据果戈理一贯的创作思想、写作《死魂灵》的时代背景和创作构思,本文从这部号称为＂史诗＂作品的题材、体裁、典型形象、作品结构和创作手法的分析中论证,在《死魂灵》（主要是第一部）中,与乞乞科夫购买＂死魂灵＂的情节线索平行的还存在一条若隐若现、但贯穿作品始终的红线——俄罗斯主题。这是果戈理继承和发展普希金开创的民族性传统,使自己的创作成为俄罗斯文学走向独创性与民族性的重要标志,它有助于我们在不同以往的新的解读中来认识和理解这位语言大师的艺术魅力和精神遗产。

《死魂灵》中的反义词描写

《死魂灵》是俄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果戈里的名作。这部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语言艺术方面,都堪称文学作品中的典范。在《死魂灵》的描写中,果戈理使用了大量的反义词,达到了非常好的艺术效果。本文在阐述反义词的分类及其修辞功能的基础上,详细分析《死魂灵》中的反义词描写,旨在揭示《死魂灵》中反义词的修辞功能与艺术效果。

论《死魂灵》的叙述者

《死魂灵》的叙述者是一个外显的叙述者,他在叙述的同时,不时与受述者进行交流,对叙述作各种干预,这种处理使叙述的灌输意味得到了缓解。同时,叙述者的形象化,也使文本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

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转译小说地位之嬗变——以鲁迅《月界旅行》和《死魂灵》为例

鲁迅的文学生涯始于翻译,其中转译构成了其翻译活动的主体。以《月界旅行》和《死魂灵》为代表的鲁迅前后两阶段转译小说在题材与思想内容、语言与体例及创作特色三方面均呈现截然不同的特征。从多元系统理论视角对比分析两部转译小说,可以窥探转译小说在中国近现代小说文学系统中的地位由“边缘”向“中心”演进的趋势。

殊途同归 一致百虑——试论蒲松龄与爱伦·坡小说中的“借尸还魂”

蒲松龄与爱伦·坡在其小说中都涉及到"借尸还魂"这一特殊模式。他们对灵魂与肉体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描述各有不同。蒲松龄笔下的灵魂具有强烈的人格化倾向,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灵活多变。中国古人的灵魂信仰、佛教的轮回观以及道家的长生思想都对蒲松龄描写"借尸还魂"故事产生了重要影响。爱伦·坡笔下的灵魂具有幽灵的性质,它具有极大的恐怖性与极强的破坏力。爱伦·坡的灵肉观并不完全等同于基督教的灵肉观,古希腊人对灵魂与肉体的看法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哲学中的同一性问题对爱伦·坡产生了重大影响。除了以上诸多明显的差异之外,蒲松龄与爱伦·坡在描写女主角"借尸还魂"后的灵肉样貌、前世记忆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纳西殉情文化面面观

婚前自由恋爱与结婚不自由的矛盾,引发了丽江纳西族地区的殉情事件.对殉情天堂的向往反映了纳西族人民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观.大祭风仪式的举行,反映了殉情者亲属对逝去灵魂的畏与爱.

《管锥编·列子张湛注》中的东西方“力命之辨”

“力命之辨”即人力和天命的关系问题,是横贯东西方数千年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历代先贤探讨的焦点。《管锥编·列子张湛注》中的“力命篇”给予我们一种新的视角。先秦时期的庄子以“时命”居之,列子承接墨子以“力命”对举,不过墨子倡导的是“非命”认为“命者非仁者之言”,列子则主张“知命”即了解天命。西方的马基雅维利提出要取悦甚至征服命运,尼采说要“爱命运”,与中国“力命观”可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结合钱钟书在本篇中的训诂理论对东西方的“力命之辨”问题进行探析,可以得出他本人的力命观——“心死神活”。

麦积山瑞应寺清代小型纸像牌水陆画的用途

麦积山瑞应寺旧藏清代小型纸像牌水陆画,突出显示“唵哑吽”三字总持咒题记,可能主要用于小型瑜伽焰口施食道场。参考与小像牌水陆画关系密切的冥货文书、往生西方文书和麦积山下老人回忆,推测此种小型瑜伽焰口施食道场可能在特定时间如丧期、鬼节与冥货、往生西方文书的布施配合举行,在寺院或居民家中庭院或其他便宜场所,用于追荐超度刚过世的、久过世的亲属等亡故者。

汉译:捕捉原作的生命气息——以《死魂灵》汉译语气助词为例

对《死魂灵》平行译本汉语语气助词运用研究表明,情节决定生命气息的强弱,在发展和高潮阶段较强,在开端和结局阶较弱;使用语气助词的艺术手法按序为描述、叙述、抒情和议论;使用频率依次为带口字旁的语气助词、"的"和"了"、不合音的语气助词;句末语气助词远多于句中语气助词;语际全译转换催生了语气助词缀补机制,语义是语气助词缀补的直接原因,语用则是决定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