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缓应当作为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

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杀慎杀”制度。现行死缓制度是对中国古代“少杀慎杀”思想的扬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了新的价值。在理论上具有概念的扩张作用,折衷作用,体现双重刑罚目的作用;在实践中,具有培育适度死刑观念,贯彻“少杀”政策,真正做到“少杀”的作用。将死缓作为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是全面废除死刑的必要准备,符合国情的需要和刑罚理性发展的趋势。

论我国刑法中的限制减刑

限制减刑是对死缓被告人缓期期满减刑后实际执行刑期的提前预设,是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对死缓制度增加的一项全新的内容,尽管其在实质内容上属于减刑问题,但其性质应当属于死缓制度的范畴。刑法规定了该项刑罚制度的适用条件,最高法院对其适用的程序进行了必要的规定,但对限制减刑的最高期限则给法官留下了充分的自由裁量权,需要进行进一步规范,以发挥其对死缓罪犯特殊预防的功能。

司法证明视角下受贿罪死缓量刑之优化

党的十八大后,死刑缓期执行逐渐取代死刑立即执行,成为惩处受贿行为最严厉的刑罚方式,并在废除受贿死刑进程中发挥着过渡与协调作用。死缓作为附属于死刑的刑罚执行方式,在裁量时应首先满足受贿罪死刑情节,并伴有从轻处罚情形。当下,受贿罪从轻情节的认定具有较为稳定的司法规律,但《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受贿死刑情节的表述不具可操作性,这导致了受贿死缓与其下位刑罚裁量的宽严失据。司法解释应优化受贿死刑情节并使之易于证明,以期准确地运用死缓判决对最为严重的受贿犯罪进行惩处。

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核准程序之构建

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核准程序与死缓犯的权益息息相关,但现有立法和司法解释对该程序却鲜有涉及。该核准程序之构建应当以对新罪提出指控的检察机关为适格主体。程序启动时间以新罪判决生效后15日申诉期届满为宜。为了便于核准程序操作,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宜增加定罪不量刑的判决形式。核准程序应采取公开审理、全面审查和一致裁决方式。

世界刑罚轻缓化的现实表现

刑罚轻缓化是当代世界刑罚的发展趋势,它具体表现为死刑没落、世界范围内开展限制和废除死刑运动;自由刑行刑方式发生变化,由完全封闭向公开、半公开变化,行刑社会化兴起以及非监禁刑的兴盛。

人格刑法理论视域下终身监禁的裁量因素分析

终身监禁是在我国新形势下兼顾"少杀、慎杀"与"严惩贪腐"的一项具体刑事政策,它是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为前提,以不予减刑、假释的无期徒刑为内容的新举措。其与死刑立即执行、死刑缓期执行之间的刑罚界限问题,须注焦于犯罪人的内部特征,以行为人的反社会性人格强弱与改造可能性大小为裁量依据。立于行为背后的人格才是责任非难的对象,而人格之形成乃系全部生活经历之结果,具体应考察犯罪人性格、成长经历及境遇、一贯表现等人格因素,从而发挥其在重大贪污受贿犯罪中的刑罚裁量作用。

死缓制度之检讨:法律逻辑与政治话语的双重展开

死缓虽然是彰显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但在控制死刑的实际执行上并无特效。相反,死缓的名不副实带来诸多的弊端,导致制度运行的结果是不得其利,反受其害。与其对死缓进行于事无补的改造,不如理性地予以舍弃,这既是法律逻辑的合理展开,也体现了对政治话语的准确理解。

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核准程序探讨

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核准程序与死缓犯的生命权息息相关,该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在内容上有所交叉,但在提起目的、审理对象、启动事由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认定构成故意犯罪的裁判生效之后,应由对新罪提出指控的检察机关逐级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启动死缓变更为立即执行核准程序。为了保障核准前申诉权的落实,新罪判决生效后应为死缓犯提供15天的申诉期,申诉应有阻止核准程序的效力。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核准程序应采取公开开庭审理方式,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并遵循一致裁决原则。

论死缓变更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死缓变更制度及其存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但似乎被法学界遗忘的课题。本文从变更程序。

论现行死缓制度与清代死刑监候之不同

死缓制度作为新中国的一种独创,历来是学界讨论的一个焦点。在以往的研究中,有的学者认为明清的朝审和秋审是现行死缓制度的萌芽形式,也有的误将二者等量齐观。然而,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经比较分析,我们便会发现它们本质的不同。

死缓制度浅析

死缓制度是中国独创的死刑制度。它设立的理论根据是报应与功利的折衷体现;它的适用标准包括罪该处死和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它的法律后果包括三类:一是在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的,2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二是在缓期执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2年期满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三是在缓期执行期间有故意犯罪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论死缓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司法适用

死缓制度是基于功利需要而创设的一种制度模式,其实质是死刑的转处制度,即:附条件的以其他刑罚代替原判刑罚的制度。死缓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有:量变质变规律、德治刑法文化的历史传统和刑罚个别化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死缓的适用范围,就是"死刑立即执行"的阻却条件,因此应在立法中为其规定一个指导模式。

贪污犯罪视阈下死缓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死缓制度作为我国刑法特有的宽容政策,在教育改造罪犯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具体到惩治贪污犯罪方面,犯罪分子在死缓制度的教育感召下,绝大多数能够认真悔过,改过自新。但死缓制度在实践中也陷入了诸多困境,主要表现为死缓制度成为贪污犯罪分子规避刑罚的工具以及死缓制度异化为无期徒刑等。为增强死缓制度在惩治贪污犯罪行为方面的作用,应该明确死缓制度的适用标准、细化死缓与无期徒刑的分档区分、灵活确定死缓的考验期等。

漫议我国限制死刑的理性抉择及死刑的司法控制

中国限制死刑的理性抉择之路是要逐步废止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再逐步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最后彻底废除死刑。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要充分发挥死缓限制死刑适用的作用以及时目前的死缓制度加以改进,来实现对死刑的司法控制。

死缓制度中的期限问题浅析

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是我国刑事立法的独创,有利于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但在死缓执行的过程中,死缓减为徒刑的期限、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期限及其相关期间的计算这三个方面存在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数罪并罚制度适用中的问题与应对

我国《刑法》规定的数罪并罚制度对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实现刑罚目的具有重要意义。生动鲜活的案例为检验数罪并罚制度的适用情况提供了契机。实践中,学者们对数罪并罚的原则、方法及与累犯、死刑相关的一些问题仍未能达成共识。对典型司法案例进行研究分析后认为:在适用数罪并罚制度时应具有正当性根据、符合立法目的和实现罪责刑相适应;死缓期间故意犯罪需要变更为执行死刑时,数罪并罚制度在审判程序中应暂缓适用。

被判死缓的犯罪人适用假释之制度检讨

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假释适用对象是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可以适用假释,这与刑法规定不一致。立足于假释制度的立法宗旨,从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假释的排除性条款、考验期、立法学等角度对我国的假释制度进行审视,力求从立法和行刑实践中完善现行的假释制度。

我国刑期折抵制度的立法缺陷与制度完善——针对死缓、无期徒刑的探讨

刑期折抵作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一项制度,对于因未决羁押而被牺牲的实体权利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救济途径。我国《刑法》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此均有明确规定。从字面上看,法律仅允许了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这三种自由刑的刑期折抵,对于死缓、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是否适用刑期折抵却没有规定,司法实务中也秉持不予折抵的态度,理论界对此则存在争议。其实,不管是对司法实务的总结,还是对现有法律的理解,又或是从理论层面的分析,都不难发现司法实践中不予折抵做法的不合理性。应透析司法现状的弊端,检思制度,查找法律的漏洞,探讨允许折抵的理论基石,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

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相关问题探析

死缓限制减刑制度,是我国刑罚制度在国际国内双重压力之下的创新之举。该制度脱胎于原有的死缓制度,同时为解决新形势下中国死刑适用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从宏观视角看,该制度的双重属性和符合逻辑的量刑思维进路之选择,于争论之理论中寻求优势理论,可为在微观视角下对该制度精细化解读奠定宏观理论框架。

死缓无期罪犯心理特点及监管改造对策研究

对随机抽取的39名死缓无期罪犯进行瑞文联合型智力测验和艾森克个性测验。结果表明:死缓无期罪犯的智力水平与一般人智力水平没有显著差异;死缓无期罪犯的精神质(P)、内外向(E)、神经质(N)得分显著低于一般罪犯的得分,但掩饰性(L)得分显著高于一般罪犯。研究建议:(1)个性稳定性为主要参考指标,结合智力水平和掩饰性对死缓罪犯进行分类,将其分为三个危险等级,分别采取相应的监管改造措施;(2)对死缓无期罪犯的监管改造要充分考虑到服刑时间因素和监狱环境因素对罪犯心理的影响,建立罪犯心理档案,定期进行跟踪非常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