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传导效应研究

本文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出发,着重考察金融危机期间欧洲各国的财政刺激政策和救助措施及其对主权债务危机的传导。结果表明,美国次贷危机所带来的全球金融动荡和欧洲银行业的经营情况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较大影响。对于政府而言,为金融机构提供担保是比直接的财政支出救助更好的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选择。

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形成机制的动态分析——基于审计报告的研究

基于审计署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审计报告,利用动态不一致的博弈模型,分析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出现和膨胀原因,结果显示中央政府默许了地方政府的借债行为,而且当地方政府出现债务危机时中央政府的救助概率较大,加之惩罚约束机制的缺乏,导致地方政府性债务出现并持续扩张。调整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完善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制度,加强基层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审计、监管和风险评估,将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扩张及其风险形成有效的约束。

爱尔兰债务危机的近距离观察

爱尔兰债务危机主要因爱尔兰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以及政府对陷入困境中的银行业地毯式注资所引起,更由于外部力量的复合作用而恶化。这场危机不仅将放大欧洲银行业的风险敞口,而且可能危及欧元的存续。也正因如此,欧盟委员会和国际社会采取了果断的援救措施。不过,由于欧元区自身固有的体制性缺陷,欧债危机可能还会在其他国家继续上演。

债务救助、救助预期与地方政府性债务扩张——基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转移支付策略互动视角

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策略互动行为。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存在策略性反应,转移支付刺激了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并且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基于债务扩张的竞争性行为。但中央政府在转移支付分配决策中并未考虑地方政府的债务因素。因此,财政转移支付在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中的作用主要是基于地方政府的债务救助预期,并非实质性的救助行为。在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中,需要关注地方政府救助预期形成的原因并进行适当干预。

股权质押纾困基金与民营上市公司解困探析---以水晶光电和雷曼光电为例

股权质押纾困基金是在特殊背景下设立的短期应急金融救助资金,政府监管机构高度重视纾困基金在化解民营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纾解股权质押困境中的作用。本文分析了股权质押困境的形成机制,考察了股权质押纾困基金的运作模式及实施效果。研究发现:股权质押纾困基金确实能够“解救”民营上市公司,帮助其有效缓解质押困境;民营上市公司选择不同类型股权质押纾困基金的依据是融资成本与纾困双方的利益诉求;尽管股权型和债权型纾困基金均能有效缓解股权质押风险,但股权型纾困基金的作用更明显。本文研究丰富了纾困基金运作的经验证据,拓展了股权质押的研究视角,不仅有助于完善民营企业股权质押纾困体系,也有助于推动我国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救助预期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基于城投债利差的证据

救助预期容易导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定价扭曲,生成系统性风险。如何打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双重兜底是化解当前中国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的关键。本文从城投债利差的视角,结合PPP项目规模数据,检验了2014年以来新《预算法》等一揽子治理政策的效果。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兜底被有效打破,但地方政府对其隐性债务的担保仍然存在。政策之后,城投债利差开始反映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表现为地方政府人均公共财政收入越高,PPP项目规模越小,房地产价格越高,城投债利差越小。这表明,硬化预算约束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地方政府角色归位是风险治理的关键,宜有序推进财政体制与经济增长模式改革,进一步贯通城市建设与市场化投融资间的机制通道,实现地区经济发展与债务负担的平衡。

债务视角下的经济危机

按照债务率高低可将经济运行分为两种状态:债务正常状态和债务非正常状态。在债务正常状态下,负债对经济没有反馈作用,不过经济运行对债务具有反馈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如稳定状态下的贷款利率大于经济增长率时),债务随经济增长而不断累积,从而使经济体从债务正常状态转向非正常状态。当经济进入债务非正常状态时,高负债开始对经济运行产生负反馈作用,进而导致经济危机。由债务所引发的经济危机通常无法由需求管理型的常规宏观稳定政策予以熨平,唯有非常规宏观稳定政策才能帮助经济摆脱危机。所谓非常规宏观稳定政策,本质上就是以政府直接购买债务的方式来缓解企业或金融机构的债务问题。不过,非常规宏观稳定政策会产生"动态不一致"和"道德风险"等问题。有鉴于此,政府救助必须辅以相应的惩罚,"惩罚性救助"是政府应对债务危机的根本之道。

救助预期、公共池激励与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大国治理

本文在一个隐性担保的大国任命制分权架构中,构建内嵌政治激励的博弈模型,分解了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秉持的救助预期。结果发现,地方政府救助预期受晋升考评压力、成本自担份额、中央救助倾向影响,在卸责心理驱使下,地方政府寄望通过"公共池"分享举债成本和谋求事后救助,但无论基于人口规模还是外部性压力的"大而不倒"假说,都不适于解释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膨胀。以新兴国家的共性基础和大国相对独特的融资环境为条件,随传统治理模式释放的策略性举债加剧了地方政府资产负债期限结构错配,诱发偿债压力的区域布局失衡,风险在流动性层面积聚;但流动性风险管控恰能彰显大国制度优势。本文进而认为,从"加力"到"增效"的治理模式的转换,有助硬化地方预算约束,塑造后危机时代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大国治理之道。

金融风险、政府救助与主权信用风险

本文构建政府、企业、银行的三部门经济模型,研究政府救助行为对主权信用和金融风险的影响,理论模型指出政府对金融救助所增发的债务越多,财政缺口引发的主权信用风险越高;被救助银行作为政府债券的持有者和被担保者,其风险随着主权信用风险上升而上升。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保障性支出等经济社会因素后,政府债务增长率对主权信用违约互换价差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政府救助后,主权部门与金融部门之间形成了风险"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