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rative efficacy and safety between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surgery and definitive chemoradi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cT1N0M0 esophageal cancer

BACKGROUND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and surgical resection are the standard of care for cT1N0M0 esophageal cancer(EC),whereas definitive chemoradiotherapy(d-CRT)is a treatment option.Nevertheless,the comparative efficiency and safety of ESD,surgery and d-CRT for cT1N0M0 EC remain unclear.AIM To compare the efficiency and safety of ESD,surgery and d-CRT for cT1N0M0 EC.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hospitalized data of a total of 472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cT1N0M0 EC treated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between 2017-2019 and followed up until October 30th,2022.We analyzed demographic,medical recorded,histopathologic characteristics,imaging and endoscopic,and follow-up data.The Kaplan-Meier method and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ing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of survival outcome by treatments.Inverse probability of treatment weighting(IPTW)was used to minimize potential confounding factors.RESULT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patients who underwent ESD(n=99)or surgery(n=220)or d-CRT(n=16)at the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from 2017 to 2019.The median follow-up time for the ESD group,the surgery group,and the d-CRT group was 42.0 mo(95%CI:35.0-60.2),45.0 mo(95%CI:34.0-61.75)and 32.5 mo(95%CI:28.3-40.0),respectively.After adjusting for background factors using IPTW,the highest 3-year overall survival(OS)rate and 3-year 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rate were observed in the ESD group(3-year OS:99.7% and 94.7% and 79.1%;and 3-year RFS:98.3%,87.4% and 79.1%,in the ESD,surgical,and d-CRT groups,respectively).There was no difference of severe complications occurring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P≥0.05).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reatment method,histology and depth of infiltration were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OS and RFS.CONCLUSION For cT1N0M0 EC,ESD had better long-term survival and lower hospitalization costs than those who underwent d-CRT and surgery,with a similar rate of severe complications occurring.

新《公司法》若干重要问题解读(笔谈)

新《公司法》修订所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修订内容包括公司登记制度、股东出资责任、公司治理制度、公司资本制度、控股股东义务、董监高信义义务等方面。赵旭东教授指出,本次《公司法》修订在公司登记与信息公示制度、股东出资责任和法律后果、公司资本制度、公司治理制度、股东权益保护和控股股东义务这五个关键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和创新。周林彬教授集中解析了“国家出资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一章,认为新《公司法》的亮点之一是通过新设这一章积极回应了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的“本土实践”与“中国问题”,给出新时期国有企业治理的“中国方案”,推进了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治理制度的设计,重塑了国有企业的规范体系。刘凯湘教授对本次《公司法》修订中与公司资本制度相关的若干条文展开解析,包括限期认缴制、新增有限公司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责任承担规则、董事会的催缴出资义务、股东失权制度、董监高对股东抽逃出资的连带责任、类别股的规定、授权资本制等。赵万一教授深入探讨了这次《公司法》修改的主要特点,认为新《公司法》既坚持了其商法属性,同时又充分考虑了《民法典》的既有制度内容,适当兼顾了与《民法典》之间的制度衔接关系,从而既为科学解决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提供了理念和制度支持,也为中国式法律制度体系的创建提供了完美的立法实践样本。周友苏教授深入解析了新《公司法》在完善股东出资制度方面增加的股东出资缴纳、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股东失权、股东出资责任这四条新规定,认为新《公司法》在完善股东出资制度方面增加的这些新规定,积极回应了我国自2013年以来公司数量大幅增长所带来的股东盲目认缴、天价认缴、期限过长的现象突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纠纷案件呈明显上升态势等问题,极大地强化了保护债权人的力度。李建伟教授深入解析了《公司法》修订中与法定代表人制度相关的若干条文,认为新《公司法》关于法定代表人的规定较之以往更加体系化,并有望基本解决困扰公司实践许多年的诸多难题,但其中亦存在不完全规范的问题。

中国式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违规:监督者抑或合谋者

以我国员工持股计划重启为背景,以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验证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违规的影响。结果显示,员工持股计划降低了公司违规概率与频率。机制检验发现,员工持股计划一方面通过促进中小股东投票与委派董事涉入公司内部治理,另一方面通过信息传递提升独立董事履职效率并增加分析师跟踪。进一步地,区分违规类型后发现,员工持股计划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信息披露违规与一般违规;区分员工持股计划方案后发现,员工持股规模高、锁定期长、高购买折价、无杠杆、无控股股东担保或兜底、无业绩条件的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违规的抑制更显著。经济后果分析发现,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违规的监督能够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研究结论从公司违规角度验证了员工持股计划的监督者角色,为我国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基础研究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作用研究

企业在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中具有重要作用。从企业视角研究基础研究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有助于理解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掌握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规律,制定有效的科技创新政策。本文从科学关联度、专利引文时滞、科学循环周期、学科多样性等角度构建分析指标,并以上市公司为例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上市公司技术创新对基础研究成果的吸收较少;②领域内龙头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基础研究的支撑作用显著;③科学关联度越高的产业领域,基础研究成果向技术创新转化的速度越慢;④基础研究向技术创新传递知识的速度逐渐加快;⑤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学科多样性高于其他传统产业领域。

论公司法规制国家出资公司的口径与路径

新修订的公司法增加了第七章“国家出资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实现公司法对国家出资公司的规制体例编排“从节到章”、条款数量“从少到多”以及适用范围“从国有独资到国家出资”的重要进步,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原公司法中存在的规制理念陈旧、口径局限、路径紊乱等缺陷。但新公司法仍存在规制口径模糊、组织规范制度供给不足等痼疾,需要进一步校准国家出资公司的规制口径,将国有独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纳入其中,保证规制逻辑的周延性;继续改进规制路径与立法技术,通过引致技术简化关联部门法的重复性规定,增加具有制度特色的治理规则供给,包括完善党组织条款,细化外部董事条款,鼓励并引导国有控股公司章程设置赋权性的差异化治理条款,以提升公司法的适应性品格。

新《公司法》背景下的审计委员会研究:综述与展望

审计委员会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关键部门,其履职效能广受关注。新修订的《公司法》实现了审计委员会的职能入法,弥补了审计委员会履职依据在顶层制度方面的缺失,为审计委员会研究赋予了新的研究背景。本文以企业审计委员会相关研究文献为分析对象,通过构建审计委员会特征与治理功能的二维框架来整合已有研究,结果发现: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检验审计委员会个人与群体特征能否实现预期治理功能,对预期外治理功能的探索不足;关系网络与兼任、独立董事视角与透明度研究等新兴研究视角普遍落脚于信息披露,落脚于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的研究不足。此外,本文还围绕审计委员会成员面临的关系约束与履职困境、多个会计专家的聘用动机与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的咨询职能进行研究展望。

反向刺破一人公司面纱的现行法规则

法答网问题: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股东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此种情形下,一人公司应否对公司股东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问题?一、简单的理论介绍一人公司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情形,如果是公司的债权人向公司主张承担债务责任,并追加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称之为“正向刺破公司面纱”;如果属于股东的债权人向股东主张承担债务责任,追加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称之为“反向刺破公司面纱”。

《公司法》修改中治理制度的创新、不足及完善

组织设置不合理、权责配置失当、股东行权保障不足、信义义务内容过于抽象是引发我国公司治理实践出现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公司法》修改中,三份草案和修订案都赋予章程设定除股东会及董事会之外的其他公司组织的自主权。新法通过降低股东临时提案权行使门槛、优化知情权行使规则、细化信义义务内容等方式力保股东权行使顺畅。但优化后的公司治理制度仍然存在不足:审计委员会的职能内容、人员构成及保障独立性的手段不合理或缺失,股东提案审查、持股期限要求及救济途径不够具体,针对董事和控股股东的责任规则亟待完善。立法应明确审计委员会的监督职能,区分其与监事会的责权界限;规定股东会召集人作为提案审查主体,增设事前救济机制作为股东行权保障;确认控股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实质地位,并实行职权代行制度;还应通过立法强化控股股东的行权规范。

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财务绩效影响研究

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上市公司良好的绩效水平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一定导向作用,而资本结构既影响企业的财务绩效,也影响农业企业价值的提升。文章以资本结构为切入点,研究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选取农业上市公司2017—2022年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建立评价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揭示其资本结构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财务绩效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流动负债率与财务绩效之间呈线性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财务绩效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优化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提高企业财务绩效的相关建议。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必要性及其构想研究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取得了空前发展,其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也日趋加深。2020年,为规范金融控股公司健康发展,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正式确立了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2022年3月,中信金融控股公司和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我国首批持牌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自此金融控股公司作为金融业综合经营的重要形式正式进入金融监管主体名库。长久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资本充足率等经营风险,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则较少论述。本文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提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开展消保工作的必要性,并就现行制度下,如何从公司治理层面规范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进行构想。

国际能源化工公司生物化工业务发展策略分析

生物化工通常以生物质为原料,或采用相对温和的生物发酵过程,具有典型的绿色特征,已成为“净零碳”目标下国际能源化工公司战略布局的重点之一。巴斯夫、道达尔能源、杜邦、埃克森美孚4家公司生物化工业务入局较早,且非常重视技术创新,结合自身优势各有侧重地部署新业务。巴斯夫推出生物质平衡方案,重视关键中间体的生物替代,围绕工业生物技术超前布局;道达尔能源以生物燃料为切入点,上下游统筹布局,不断强化产品优势;杜邦公司敏锐捕捉市场机遇,持续追求差异化竞争优势;埃克森美孚坚持油品业务主线,适时调整生物燃料布局重点,保持技术的领先性。我国企业可借鉴国际主要能源化工公司的发展模式及经验,结合公司业务定位,加速科技创新向产业应用转变。

论公司外部表示行为的法律逻辑

公司法以调整公司的设立、运营和解散为主要目的,其规范构造也主要采用内部生效规则,与合同法等交易法主要关注外部合同如何成立、生效有明显不同。这种公司法与合同法分野的逻辑,虽有利于区分不同部门法律规范的调整任务及分工,却忽视了交易实践的复杂性,以及公司内部治理干预特定交易之成立对于维持公司法人格的重要性。公司法依托合同工具而成立,对于公司这一拟制主体,仍需解决基于董事或经理等自然人之代理行为而成立的交易如何归属于公司的问题。公司法首先建立了代理行为的“合法原则”与“职务原则”。同时,区分常规交易与特定交易,前者仅需董事、经理或雇员等自然人的个人行为即可成立,后者尚需取得公司内部机构的审议或同意即私法上的批准行为方可成立。因此,公司交易可能是由一元性的表示行为构成,也可能是由二元性或多元性的表示行为构成。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等内部治理机构的批准行为,不仅具有形成公司内部意思的效果,还具有决定外部交易是否成立生效的表示行为的力量。合同行为造就了公司,公司也不应完全游离在合同效力之外。唯此,才能形成控制公司代理人行为的有效机制。

基于机器学习的上市公司审计风险识别

审计风险的准确识别有助于提高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规范上市公司行为,对于促进资本市场健康运行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机器学习框架,主要由因变量增强、自变量筛选和LightGBM模型训练三部分组成,以准确识别上市公司的审计风险水平。通过利用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5—2019年的28918个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机器学习框架在高审计风险样本中的识别准确性达到94%,显著优于传统的审计风险识别方法,并且发现真实盈余管理、市场化程度、会计稳健性、预付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的比重、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等变量对于准确识别审计风险起到重要作用。

CEO变更是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灵药”吗?——基于财务困境公司的实证研究

结合财务困境的特殊背景,从CEO的角度探讨2007—2020年我国财务困境公司CEO变更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财务困境公司的CEO变更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将CEO变更分为正常变更和非正常变更后发现,这种负相关关系在非正常变更的情况下更为显著。机制检验显示,CEO变更能够降低财务困境公司的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进而作用于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分析发现,CEO变更和非正常变更对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效应仅在非国有公司、股权制衡度较高以及外部审计质量较低的情况下存在,而正常变更的降低效应却在国有公司更加显著。

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长期价值创造的盾牌还是管理层防御的工具

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有助于促进管理者专注于长期价值创造,还是被用于维护职位稳定?学术界和资本市场监管机构对此高度关注。本研究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公司章程中反收购条款设置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反收购条款设置不仅没有对公司价值产生提升作用,反而降低了公司价值。进一步研究发现,反收购条款降低了管理层强制变更—业绩的敏感性,抑制了公司创新投资和资本支出等长期投资行为,且诱发了管理层在职消费和超额薪酬,意味着反收购条款有助于巩固管理层职位稳定,加剧了管理层短视,产生了管理层“壕沟”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章程中的反收购条款并非长期价值创造的盾牌,而是管理层防御的工具。此外,深入分析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主要设置的反收购条款的性质和内涵,发现这些条款大多数体现了对管理层的保护,并且管理层权力较高和无实际控制人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设置管理层保护条款。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股权分散企业或无实际控制人企业中,反收购条款设置的管理层“壕沟”效应更加显著。本研究克服了已有文献仅根据反收购条款对公司绩效正向或负向影响而间接推断其效应的不足,为上市公司和监管部门规范反收购条款设置提供参考。

商业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能够实现风险隔离吗?

本文以中国商业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8—2021年84家银行的季度财务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商业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的风险隔离效应。研究发现:设立理财子公司显著降低了母公司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够实现理财业务与其他业务的风险隔离,且设立时间越长,风险隔离效应越显著。异质性检验和机制分析表明,这种风险隔离效应在城商行与农商行中最弱;“去嵌套、降杠杆”和“去池化、缓错配”是实现风险隔离的主要机制。对母公司商业银行和理财子公司并表的进一步分析发现,设立理财子公司不能降低银行控股集团的整体风险承担,仅能实现风险隔离。这些研究发现对于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具有重要启示。

公司濒临破产时董事破产申请义务的立法建构

公司濒临破产时已经或者即将失去债务清偿能力,此时的经营风险将由股东向债权人进行转移。董事破产申请义务是助力债权人应对上述风险的重要支点,因为这一制度能够有效地遏制股东、董事以及债权人内部的机会主义行为,防止公司资产的持续恶化。在学理上,“直接义务论”和“间接义务论”都可以为其立法建构提供逻辑支持,前者强调当公司濒临破产时董事对债权人直接承担信义义务,后者则认为此时董事依然对公司整体承担信义义务,但是应在决策中重点考量债权人利益。从我国公司治理实践来看,也有推进该制度立法建构的现实需求,包括平衡认缴资本制对法定资本规则的弱化、弥补破产程序启动规制的不足、顺应董事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的发展以及填补公司法与破产法之间的制度缝隙等。无论是德国和奥地利对该制度的明确规定,还是美国的“加深破产理论”与英国的“不当交易条款”等功能性替代规定,都能够为我国的立法提供参考。就具体的本土方案而言,可以“直接义务论”为指引,将该制度嵌入破产法体系之中。同时,围绕董事破产申请义务触发条件的界定、董事破产申请义务启动主体构成边界的明晰、董事破产申请义务限制期限的规制、董事破产申请义务中重整程序的融入、董事违反破产申请义务的责任承担以及董事违反破产申请义务的债权人追诉机制等相关内容,建构系统化的具体规则。

中国公司监事义务的独立证成与法律实现

中国对公司监事义务的安排历来具有非独立性的表征,不仅立法对监事义务和董事义务长期坚持同质假定的立场,监事义务条款在司法实践中也呈现出附随启用的现象。而公司监事义务与董事义务的一贯混同,客观上轻视了监事与董事之间的角色差异,模糊了信义义务的适用场域,也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监事制度弱效的实践窘境。实质上,中国的公司监事并非公司法信义义务的适格受托人,其并不满足承担信义义务的特定条件。而公司监事义务的独立能够充分发挥义务的强制属性和行为内容的具体指引作用,且监事义务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也使得公司监事义务具有独立的可能。因此,为助益公司监事制度运行的有效实现,监事义务的制度配套适宜采取独立的规范模式、实质内容以及适用方式。

多情景下中型航空公司碳排放预测研究

在国际国内减碳的大背景下,文章选择国内某中型航空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利用ICAO碳排放计算法,依据航班进程的两个阶段(LTO和CCD阶段),对2015—2019年的碳排放量状况进行计算分析,再通过设置不减碳情景、基础减碳情景、快速减碳情景和理想减碳情景4个民航发展情景,使用基于Python语言的蒙特卡洛模拟方法,以2021年为基准,对该航空公司2022—2035年内的碳排放进行仿真预测。结果表明:由于中型航空公司的发展需求,4种情况下都无法完成碳排放总量达峰,但其每万架次碳排放量明显降低,表明碳减排措施的有效性。最后从国内外理论研究和现实应用的角度出发,为中型航空公司提出了多条低碳发展建议,以助力我国民航业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目标。

公司战略定位与年报语调管理

文章选取2003—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公司战略定位对年报语调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战略定位越激进,管理层在年报中的净积极语调越多,表现出的异常积极语调也越多,这说明实施激进战略公司的管理层更可能操纵年报语调,这一关系在稳健性检验及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融资需求和融资约束是公司战略定位影响年报语调管理的内在机制。横截面分析结果表明,在CEO学历越低、代理问题越严重以及分析师关注度越低的样本中,公司战略定位与年报语调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显著。文章将管理学中的战略理论与信息披露行为相结合,不仅丰富了两个领域的相关研究,而且对监管层和投资者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