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暴露与股价暴跌风险

基于1997~2017年间沪深两市A股股票数据,将EPU指数与最新的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相结合,采用滚动估计方法,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暴露程度与股价暴跌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个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风险"暴露程度与其股价暴跌成正相关关系;在A股市场中,"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投机因子,其暴露会引发投资者的投机行为,进而加剧股价暴跌崩盘的风险;企业规模、所有制性质、盈利状况以及市场情绪等因素会增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暴露对股价暴跌的影响。因此,经济政策制定者应提高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合理引导公众预期,以降低市场投机行为,从而促进资本市场的稳定性。

新常态下如何防止低通胀演变为通货紧缩

当前我国物价持续低位运行,CPI与PPI出现史上最长的背离现象,国内关于是否进入通货紧缩的争论此起彼伏。就业、收入、消费、CPI和PPI构成等多角度的数据表明,当前国内处于低通胀阶段,没有进入通货紧缩时期,物价低位徘徊既有良性因素也有不利因素,但通货紧缩的风险不容小觑,需要高度警惕。须采取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实施物价区间管理、加强定向调控等一系列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防止低通胀演变为通货紧缩。

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检验——基于对114家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查数据库构建中国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综合指标,同时选取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价值比上限代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检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有效性。通过对2008—2018年间我国114家商业银行的实证检验发现,无论是单一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还是宏观审慎工具综合指标,均能抑制信贷规模以及房价的快速增长,减少系统性风险的积累;且针对特定目标设立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政策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在微观层面也能有效抑制银行风险。就具体的政策效果而言,相较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规模较小的城商行和农商行对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反应更为敏感。

互联网金融、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研究了互联网金融发展如何影响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调控机制。整体上互联网金融发展弱化了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调控机制。基于GMM方法对2007—2019年我国194家银行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发现:适度宽松的价格型、数量型货币政策都能扩大银行风险承担,进一步研究发现4种细分互联网金融业态——支付结算、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信息处理也都一致弱化了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调控机制。异质性检验与银行分样本检验结果表明,相比城商行、农商行、外资银行等中小银行,国有、股份制等大型银行更能缓释互联网金融对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的影响。另外,互联网金融被纳入监管体系后,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调控作用仍然有效,但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银行风险会受到互联网金融的抑制。最后本文对商业银行、货币政策制定者等提出有关建议,这对宏观货币政策调控以及稳定金融风险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FTPL对于通货膨胀治理的政策含义:一个述评

与货币理论相比,新近发展起来的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是更为一般的价格理论,所提政策建议具有优势。文章作者在详尽阐述了财政理论的代表性人物Woodford政策建议的理论依据的基础上,报告了国际学术界的分歧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即在正常时期,更倾向于积极型货币政策和局部李嘉图政策的搭配,而在非正常时期,则倾向于被动型货币政策和非李嘉图政策的搭配。但是,如果在正常时期,利率上调受到限制,那么政策组合应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非李嘉图政策的组合。

通货膨胀表现形式的变化、主要原因及建议

过高的通货膨胀率会对民众生活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货币当局普遍将维持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调控目标。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供应量对物价的影响持续下降,货币过度发行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论点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其根本原因在于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四轮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但在2012年后,我国物价水平开始持续维持低位运行,出现类似于发达国家的现象。本文认为,我国完善的工业生产体系、经济发展模式加速转型、消费行为及人口老龄化等因素从供需两端压制了物价上涨,特别是金融的大发展吸纳了大量货币,延长了生产及消费过程,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导致货币供应量对物价的影响持续减弱。过于重视物价水平可能会忽略货币对其他领域的影响,继而产生风险隐患。因此,金融发展需要立足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同时,为适应通胀形式的新变化,需要从强化监管、稳定供给及完善统计方式等方面进行应对。

警惕通缩风险,完善宏观调控

当前我国经济已面临较大的通货紧缩风险,本文分析了我国通货紧缩风险的成因,并提出了完善宏观调控,应对通缩风险的政策建议。主要观点是:经济下行、高杠杆率、资产价格下跌、产能过剩、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中长期颓势等均是形成我国通缩风险的重要成因,应在处理好需求端管理和供给侧改革的关系的基础上,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加有效的货币政策,促进结构性改革尽快显出实效,并加强宏观调控政策的国际协调来妥善应对通缩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