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地区近20年城镇化与景观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分析

针对城镇化进程加快导致的珠三角地区生态景观胁迫程度日趋严峻,亟需加强区域生态保护的现状,构建新型城镇化与景观生态安全的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度2000—2020年珠三角地区城镇空间扩展与景观生态安全耦合协调时空格局以及发展状态,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和灰色预测模型揭示其驱动机理,并预测2040年城镇空间扩展和景观生态安全耦合的发展趋势。结果表明:珠三角地区9市城镇化与景观生态安全的耦合协调度在20年间呈现缓慢波动上升的趋势,耦合协调度由2000年的0.305~0.436升至2020年的0.385~0.545,现处于拮抗耦合阶段,未来20年将继续向着协调同步、有序发展的方向前进。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城镇开发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难以同步发展,景观生态状况不乐观,生态环境滞后型的地市逐渐增多,尚未全面形成良好的协调发展状态。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投入水平等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较为显著(P<0.05),今后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需要加强耦合协调的机理研究,持续关注城镇空间拓展与景观生态安全的协调发展趋势及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网格化管理的“均衡三角”探析

网格化管理在我国已经有20余年历史,但是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绩效导向与民生导向、管理主义与治理主义三对矛盾。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求下,网格化管理形成管理、服务与治理的三角结构,三者在共同作用中动态适应。这要求实现以“稳定为基”的管理技术现代化、以“民生为本”的福利模式现代化和以“参与为道”的治理理念现代化。网格三角的提出旨在解释地域差异造成的动态网格类型化问题。“均衡三角”是中国式现代化网格化管理自我适应的理想样态,其路径是在党建引领下实现管理与服务并重,在多元参与下实现服务与治理共促,在结构优化下实现管理与治理协调。

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兼论“数字鸿沟”的调节效应

研究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对统筹城乡发展和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分析了2011—2020年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及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空间分布分别呈“南高北低、东高西低”和“中间高、两翼低”的格局,二者呈显著空间正相关;②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整体发展水平以及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具有显著的“倒U形”影响,但对生态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不显著,对新型城镇化发展产生显著的非线性直接效应和负向空间溢出效应;③数字使用鸿沟和数字能力鸿沟会增强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倒U形”影响。研究结果可为促进数字经济稳步增长、缩小“数字鸿沟”以及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赋能作用提供参考。

黄三角濒海区土壤盐渍化的驱动力分析及预测模拟

摸清土壤盐渍化的发生机制是盐渍土改良利用的重要基础。本文选取了黄河三角洲濒海区-垦利区为研究区,首先通过地理探测器分析蒸发量、降水量、地下水埋深、地下水矿化度、土壤粘粒含量、相对高程、植被覆盖度、距海远近8个因子对土壤盐分的影响力大小,进而进行主要驱动力的筛选;接着分别构建了MLR、PLSR、BPNN和SVM模型,并选取精度最高的模型实现土壤盐分预测模型的构建;最后在地下水变化情形下分别设定对照组、地下水位下降0.5 m和上升0.5 m 3种情景,进行了土壤盐分的情景模拟。地理探测器中因子探测结果显示,不同影响因子对土壤盐分的影响力大小为地下水矿化度>植被覆盖度>地下水埋深>距海远近>粘粒含量>地表高程>降水量>蒸发量;交互作用探测结果显示,地下水因素、植被覆盖度、距海远近之间的交互作用影响力较强,确定地下水矿化度、地下水埋深、植被覆盖度、距海远近为土壤盐分主要驱动因子;精度最高的预测模型为BP神经网络模型,模型建模集R2为0.8847,RMSE为1.1350,验证集R2为0.7999,RMSE为1.1204;地下水情景模拟结果显示,适当降低地下水位可以改善土壤盐渍化状况,水位下降时轻度、中度、重度盐渍土和盐土的变化率分别为0.22%、-5.46%、15.28%、-10.04%;水位升高时轻度、中度、重度盐渍土和盐土的变化率分别为-0.02%、-14.77%、22.51%、-8.02%。本文筛选出土壤盐分的主要驱动因子,构建了最佳预测模型,并根据设定的情景对土壤盐分进行模拟分析,为黄河三角洲土壤盐渍化的调控及防治提供了依据。

可达性视角下高铁对于长三角地区“融城化、同城化、一体化”的空间影响

作为贯穿城市区域的重要通道,高铁的网络性与外部性使其呈现多维空间尺度属性,但现有研究缺乏对高铁多维空间效应的系统性分析。鉴于此,研究立足高铁的多维空间尺度属性,从城市内部、边界、区域3种尺度,架构不同尺度条件下可达性评价方法,系统测度高铁对于城市和区域发展的综合空间影响。结果发现:①“一城多站”已成为长三角城市高铁站点空间组织的普遍模式,高铁使中心城区和郊区县城的联系更加紧密,高铁公交化时代融城化发展趋势将更加明显。尤其对于浙江省而言,高铁已经成为其内部城市中心城区和郊区县城联系的重要纽带。②高铁已经成为重组相邻城市间生产、生活的关键纽带和桥梁,但从邻界尺度可达性指数空间分布格局来看,同城化发展格局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当前已初步形成7个同城化水平较高的区域,且基本围绕长三角重要中心枢纽城市(上海、南京、杭州、温州、合肥、徐州、无锡)展开。③高铁具有明显的中长途运输优势,使得其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影响更大,高铁影响下长三角一体化格局呈现较为明显的“Z”字型格局,且已经向西延伸至合肥,但周边城市参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程度依旧较低。

基于贪婪投影三角化的散货料堆体积测量

文中基于自动化抓取以及库存盘点所需的料堆参数信息,研究料堆体积的求取方法,提出一种基于贪婪投影三角化的三角网格微积分的体积求取方法.运用贪婪投影三角化算法将点云数据分成无数个三角网格,求取每个三角网格与地面组成几何体的体积,其体积和即为料堆的体积.并与实际测量数据以及传统算法求解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验证了算法求取料堆体积的准确性.

珠三角城市群“五化”协调发展对城市韧性的影响研究

以2010-2020年珠三角城市群9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区,采用熵权-TOPSIS、耦合协调度及地理探测器模型,在测度“五化”和城市韧性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探究了“五化”协调发展对城市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珠三角城市群“五化”和城市韧性总体水平相对较低,均处于稳定提升态势,但地区之间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具有显著的异质性。(2)“五化”协调发展程度相对较好,耦合协调类型占研究区的81.48%,失调衰退类占比为18.52%。(3)单因子探测显示,影响城市韧性水平的强弱顺序为城镇化(0.782)>信息化(0.497)>绿色化(0.275)>工业化(0.162)>农业现代化(0.151),“五化”协调因子影响力大小为0.643;交互探测结果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型,其交互影响力均强于单因子作用。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协调水平及动力因素

基于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协调发展机理,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变综合评价指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模型和面板Tobit模型探究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变耦合协调发展及动力因素。结果表明:从综合水平看,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变耦合度不断提升;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城市群中心城市处于极度协调阶段,次中心城市处于高度协调阶段,边缘城市处于中度协调阶段;从相对发展度来看,中心城市上海及各省会城市为产业结构滞后状态,苏州、芜湖等城市为两系统同步发展状态,部分城市为新型城镇化滞后状态;从动力因素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是经济水平、市场化程度和地方财政分权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省份间主要动力差异显著。

基于CiteSpace文献可视化的三角梅属植物环境适应性分析

目的:为梳理三角梅属植物环境适应性领域的发展历程,总结未来的研究方向。方法:以CNKI数据库中1992~2023年间的文献为原始数据,运用CiteSpace软件开展定量可视化分析。同时结合WoS核心数据库的6个环境适应性方面文献进行总结。结果:我国三角梅属植物环境适应性的研究起步较早且发文量日益增多,以学术期刊、学位论文、标准和成果为主;主要研究机构及作者集中在华南和西南地区但有向多地区扩展的趋势,合作主要基于地域或内容相似性;研究重点集中在干旱、低温和应用场所方面。结论:未来有望在多因子结合、提高适应性的实践拓展和现代分子技术应用下环境适应性的机理等方面开展更为深入且系统的研究。

人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研究——以长三角与东北地区为例

人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及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利用耦合度及面板模型,对比分析长三角与东北地区人地城镇化水平协调度的时空特征、成因及其内在驱动机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人地城镇化水平均高于东北地区,且长三角地区人地城镇化水平的增长势头更为强劲;长三角地区人地协调度由轻度失调到勉强协调,东北地区由中度失调到濒临协调,东北地区空间特征逐渐呈现以省会为核心、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次核心的圈层结构,长三角地区则形成比较明显的“核心—外围”逐层递减的特征;产业结构对长三角地区人地城镇化协调度影响最大,经济发展因素对东北地区的影响最大,土地财政因素仅对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度有正向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因素对两个地区都是负向影响。

长三角绿色金融一体化协同创新机制研究

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及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重点发展长三角地区绿色金融等产业,不仅提高了地区间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还促进培育了绿色新动能,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同时也对长三角地区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强跨区域协同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以长三角金融一体化和绿色金融发展为背景,分析长三角金融同城化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现实问题,以绿色金融协同发展为突破口,提出以绿色金融创新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建议,以期助力于推动长三角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的实现。

县域城镇化视角下的长三角地区县域发展研究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深入,县域城镇化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载体。长三角地区县域由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和自下而上的城镇化方式,正在迈入区别于一般县域的区域性城镇化发展路径。然而,目前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对于县级规划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在各类指南中未区别县级与市级的规划重点。本研究从历史维度审视县域单元的特殊性,阐明历史尺度对当今县域发展形成的特殊影响;其次分析县域城镇化的重要性及实际发展态势,总结县域发展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最后结合长三角县域发展特征阐释其尺度上移的特殊城镇化模式,提出对长三角地区县域发展的建议及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应对措施。

多重三角关系抑或阵营化:国际体系演化逻辑及其前景

纵观国际体系演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多重三角关系和阵营化构成了两种不同的演化逻辑和路径。阵营化造成了集团对抗,或者引发大战,或者陷入冷战;多重三角关系基于议题而形成灵活外交,保持了国际体系的动态平衡。互通-互动是推动国际体系演化的动力,交通、通信等功能型互通-互动扩大了国际体系的规模,最终形成了具有全球广度的国际体系。在功能型互通-互动的推动下,国际体系的广度延伸、密度增强,到19世纪中后期,多元区域性国际体系朝着“全球性”的单一国际体系迈进;而以价值型互通-互动为主导的国际体系朝着阵营化演变,阵营化国际体系的对抗强化了体系阵营内部的凝聚力和等级性。经济社会的发展冲击着阵营化国际体系,多元权力中心的历史性回归为多重三角关系的重构奠定了基础,是未来国际体系的前景之一。

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本文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法以及地理探测器对2011-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同程度展开研究。研究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逐年上升,耦合协调性逐年增强。(2)从空间聚集的角度上看,2011-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莫兰指数呈下降趋势。高-高集聚区主要位于上海都市圈,低-低集聚区主要集中在皖南地区。(3)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化程度和数字产业化程度是影响两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为推动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仍需积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建设,推动城市群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均衡发展,利用数字赋能建设智慧城市,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苏州对接服务上海策略研究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深入推进阶段,上海与苏州已经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重要内核。苏州积极对接服务上海是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积极举措,是苏州上海两地发展的现实需要。苏州对接服务上海不是单纯的承接上海功能疏解,而是要在对接过程中,形成与上海各有优势、功能协同、深度耦合的一体化区域发展共同体。基于此,本文提出了苏州对接服务上海的总体思路和在交通互联、科创协同、产业合作、人才服务、营商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具体思考。

长三角一体化数智化交通执法模式的思考和建议

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加强互联网+监管,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技术条件。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和交通运输的迅猛发展,长三角一体化交通执法协作不断加强。本文就如何推进数智化监管,赋能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交通执法进行实践探索。

无人机倾斜摄影空中三角测量解算优化及精细化模型制作研究

无人机倾斜摄影数据存在解算容易分层失败,自动重建的模型存在建筑物变形、悬浮物等问题,对倾斜摄影技术的应用带来限制。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笔者对倾斜摄影空中三角测量优化和精细化模型制作展开研究,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给出解决措施,以某一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数据生产为例,解决了倾斜摄影空中三角测量解算容易失败的问题,并制作得到了精细化模型成果。本文的研究可以为倾斜摄影数据的高质量解算带来参考。

长三角区域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物流全要素生产率互动研究

基于长三角一市三省的城镇化发展数据测算出2009—2020年新型城镇化指数水平,借助非参数估计方法讨论数字物流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变动情况,通过计算考察期内的全局莫兰指数分析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物流全要素生产率两系统的空间相关性,最后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两系统的协同互动关系。结果表明:1)长三角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不同省市间存在一定差异且逐渐收敛。2)数字物流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源于数字化技术进步的助推,并存在阶段性波动特征。3)相对而言,数字物流全要素生产率比新型城镇化具有更高的空间相关性,集聚效应明显。4)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物流全要素生产率两系统的耦合协同状况较好,一市三省的耦合协同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倒锥形且逐年趋于扁平。因此,应充分发挥数字物流在大循环、大市场中的贯穿优势,带动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建设,在竞合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长三角地区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异的影响研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的财政支出在城乡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共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资金保障。本文基于长三角城市群2014—2020年的有关数据,构建计量经济模型研究新型城镇化和财政支出的规模以及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通过熵值法测度新型城镇化指标,并将其作为门槛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上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区域内部水平具有非均衡性;新型城镇化、财政支出规模、社会保障支出和科教文卫支出均存在门槛效应,当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到一定的门槛值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增强,财政支出规模和科教文卫支出的作用由扩大差距转向缩小,社会保障支出的作用由不显著影响转向缩小。

上海苏州轨道交通相接助推长三角同城化

上海和苏州两个城市的两条轨道交通11号线即将实现对接。预计从2023年上半年起,乘客可以乘地铁从上海浦东陆家嘴到达“姑苏城外寒山寺”。两条轨道交通11号线联通后,将给两市市民往来两个城市之间提供更多选择,适应不同人群的需要。在民国年代,沪苏两地的中产阶层人士,很愿意让男人在上海挣钱、把家眷安排在苏州居住。旧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只有举世闻名的苏州园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