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缕梅叶器官的宏观与微观结构及系统意义

银缕梅〔Ｓｈａｎ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ｓｕｂａｅｑｕａｌｅ（Ｃｈａｎｇ）Ｄｅｎｇ，ＷｅｉｅｔＷａｎｇ〕叶表皮毛为星状毛，气孔器为平列式中周缘型，叶缘齿型为弗特吉型，叶肉栅栏组织一层细胞厚，三叶隙三叶迹的节，从茎节到叶之间的维管束呈分离合并分离的变化格局，并且呈续次合并和续次分离发育模式。这些结果进而说明银缕梅属的独立性，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它应属于狭义的弗特吉族（Ｆｏｔｈｅｒｇｉｌｅａｅ）。

江苏宜兴市龙池山银缕梅种群的生态位研究

以江苏省无锡市宜兴林场龙池山的银缕梅种群为研究对象,通过5块调查样地,采用7个计算公式,对生态位开展了研究,结果表明:江苏宜兴市龙池山群落中银缕梅的生态位宽度小于青冈和其它阔叶树种;银缕梅与青冈、银缕梅与其它阔叶树、青冈与其它阔叶树的生态位相似性比例均小于0.5;银缕梅、青冈及其它阔叶树种间生态位重叠值的大小反映了各树种在不同层次上利用资源的相似程度;按Shannon-W iener公式计算的生态位宽度比按L ev ins公式计算的生态位宽度更能体现树种间生态位的差别;青冈在群落中是优势种群,而银缕梅居于次要和从属的地位.

邓小平对列宁经济制度渐变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列宁和邓小平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和国度 ,但他们的经济制度渐变思想却具有相同或相近之处 ,主要表现在关于执政党对经济制度渐变必要性的认识问题、关于渐变过程的启动问题、关于渐变过程的全面推进问题等方面。了解和掌握他们的经济制度渐变思想 ,有利于深刻理解渐进式变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 ,有利于防止盲动、急进思想的产生 ,有利于消除那些关于我国现行改革开放是否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的非恶意担扰 。

关于《唐前宣州参军白君(幼敏)妻南阳邓氏墓志铭并序》与《玉泉子》的几点思考

《全唐文补遗》第八辑收录了邓敞为其女撰写的《唐前宣州参军白君(幼敏)妻南阳邓氏墓志铭并序》一方墓志,此方墓志证明了邓敞确为《玉泉子》所记牛僧孺之女婿,非杜牧墓志所谓之"邓叔"。同时结合唐代墓志、史籍、笔记小说等文献材料,通过此方墓志考证邓敞之郡望、籍贯及职官,纠正了《玉泉子》记载邓敞与牛僧孺女婚配时间之舛误,发现《玉泉子》所记邓敞事迹存在驳杂拼凑痕迹。

僜人社会文化变迁调查——以西藏察隅县下察隅镇为例

本文以西藏林芝市察隅县下察隅镇新村僜人村落为研究对象,对其经济生活、婚姻家庭、丧葬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开展了田野调查,呈现了现阶段僜人社会在政策导向、现代科技等影响下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并分析其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因。

银缕梅茎皮的化学成分

银缕梅（Ｓｈａｎ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ｓｕｂａｅｑｕａｌｅ（Ｈ．Ｔ．Ｃｈａｎｇ）Ｍ．Ｂ．Ｄｅｎｇ，Ｈ．Ｔ．ＷｅｉｅｔＸ．Ｑ．Ｗａｎｇ）的学名最初是由张宏达定为小叶金缕梅（ＨａｍａｍｅｌｉｓｓｕｂａｅｑｕａｌｉｓＨ．Ｔ．Ｃｈａｎｇ），并收入《中国植物志》中...

试论李昌祺《剪灯余话》的创作思想——兼与瞿佑《剪灯新话》比较

从人生经历和朋辈交往中 ,可见李昌祺刚正性格之有自 ;而其小说《剪灯余话》则反映了其谪贬房山时的特殊情怀。与前此瞿佑的《剪灯新话》相比 ,在个人的情绪宣泄方面 ,《余话》体现的是李昌祺对仕途前程暂时的灰心和跻身功名淡淡的悔意 ,《新话》体现的是瞿佑的“感离抚遇”和“哀穷悼屈”;在同以战乱为背景的篇目中 ,李昌祺旨在重建理学的道德规范 ,瞿佑则多“只怨干戈不怨天”的反战呼号。出现彼此差异的原因 ,是由于两人所处之时代环境、人生遭际和个人性情有较大的不同。

邓以蛰中国绘画发展论中的继承与创新理论——创、述、变理论

邓以蛰在他的中国绘画发展论中,提出了绘画继承与创新理论——创、述、变理论,这一理论是从宋代苏轼《书吴道子画后》的一段名言中引发出来的,邓以蛰并进行了独到的解说。邓以蛰明确了述中有创,变是兼创述之能,三者互相渗透,循环反复地上进而无所底止,范围由古而今,透露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思想变化的信息。这一理论较好地勾画出中国绘画发展不同阶段上出现的绘画类别、画家派别,便于人们认识艺术的继承与创新的规律问题,对于研究中国绘画史、中国美学史,促进中国当代绘画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义利观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义利观,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三个方面:"先富与共富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义利关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义利关系;"三个有利于标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义利关系。邓小平所创设的义利并重与义利辩证统一的义利学说,从宏观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伦理活动和道德建设的发展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义利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断裂与错位——论《长明灯》的空间解构意味

《长明灯》作为一个关于空间的寓言,不仅揭示了人物活动场景的文化意义,同时揭示了与这些场景相对应的言说主体位置及价值体系的意味。正是通过揭示这一生活空间—文化空间—话语空间—价值空间交织中的一系列延异与断裂,《长明灯》解构了传统的空间观。

社会主义观的历史流变与现代拓展

在立足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基础上 ,对马、恩、列、斯、毛的社会主义观的历史流变进行追溯与述评 ,对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进行时代背景、思维方式、哲学基础等方面进行深层探析 。

简析邓小平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变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根据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了路线方针政策不变论,其主要内容包括路线方针政策不变对象论、路线方针政策不变原因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变途径论。在当前,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变,关键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论青年邓子恢的思想转变

青年邓子恢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历了种种主义的比较、选择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个转变大致经历了朴实的发家阶段、空洞的爱国阶段、执着的追寻阶段。社会的动荡与黑暗、家庭境遇与个人修为以及同时代的先进人士的影响,共同推动了青年邓子恢的思想转变。青年邓子恢思想转变包含了在生活中经受磨砺、在学习中提升修为、在工作中体现担当等特点,对当代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疯癫的悲剧与沉思

学术界对《狂人日记》和《长明灯》中的“狂人”形象都做了深入的挖掘和丰富的阐述, 但研究者对此两部作品不是一概论之, 就是并列或者个案研究, 没有看到这两部作品内在的思想联系。本文试从鲁迅对这两部作品中的“狂人”形象刻画的变化来探讨鲁迅思想的变化, 以及他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国民性的一贯思考和深入认识。

由扬情到崇理──“剪灯二种”之比较

“剪灯二种”均为明初的文言小说集，既往的研究多侧重二者的相通之处。本文采用文学社会学及文本分析的方法，从瞿佑和李昌祺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及两位作者的遭遇入手，阐释“剪灯二种”的同中之异，即情与理的对峙。这突出地体现在“剪灯二种”对同一题材的不同处理方式及艺术风格的差异上。

甲午海战中名垂青史的粤籍名将邓世昌

邓世昌是中日甲午海战中涌现出来的一位民族英雄,探讨他的海防观的形成及爱国主义思想具体表现,对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精神有重要的意义.

“三位一体”的伟大变革──对邓小平政府改革理论的再认识

本文通过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们逐步加深对邓小平政府改革理论的认识，实现了从“允许市场发展到适应市场发展，”从“向企业放权到维护企业权利”，从“政府简政放权到重塑政府”的观念更新的过程，阐述了这样的道理：要从根本上解决历次行政改革中反复出现的“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必须进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政府管理体制和市场调节机制的制度创新这“三位一体”的配套改革，实现政府管理模式的根本性转变。

李昌祺《剪灯余话》述论

李昌祺《剪灯余话》是明初重要的文言小说集,标志着明代文言小说的复兴。其中的作品或关注古今政事,或叙写爱情婚恋,或表现商人生活,或炫耀才华,多以元明之际的动乱为背景,大力揭露批判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同时,这些作品想像奇特,情节曲折,叙事细腻,对后世小说的创作、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小平睿语与中国社会变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强国富民的改革开放之路,扭转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朴实而睿智的话语,引领中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拉开了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序幕;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向;揭示了科学技术对于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第一位的变革作用,指明了中国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起了巨大作用。

邓小平制度经济理论与我国经济制度变迁

邓小平制度经济理论可以归纳为七个方面:(1)制度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它能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2)在各种制度中,产权制度的作用最重要;(3)中国的宏观制度变迁是个渐进的过程;(4)人是现实的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制度可以抑制人的机会主义动机及行为;(5)意识形态是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它可以降低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6)中国制度改革的关键是下放权力;(7)稳定的环境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最基本条件。邓小平的制度经济理论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变迁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