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创立安徽大学堂的两份奏折

光绪二十二年(1896)安徽巡抚邓华熙以及光绪二十八年(1902)安徽巡抚王之春向光绪皇帝所上的关于创办求是学堂和安徽大学堂的两份奏折,一直未能引起有关学者的重视。细微探讨和剖析这两份奏折,将有助于从源头上了解安徽大学在创办之初的原因及其艰辛历程,对更清晰地透视安徽教育和社会的近代化,当不无裨益。

晚清变局中邓华熙的仕宦心态与为民思想探赜

晚清政局中官僚士大夫扮演着近代社会思想流变的重要角色。这一社会群体不仅在言行举止间暴露出晚清危局将至的官场百态,且以不尽相同的处世之法与晚清社会形成“默契的合奏”。对于官僚士大夫自身来说,既要“上慰圣心”又要“下安黎庶”,且须与时势达成一致的“合拍协奏”,这无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晚清官员邓华熙即在此情势下走上了一条顺应时势且为民请愿的求全之路。这不仅是睿智明理之举,更是走进符合普通黎庶“心声”的“理想世界”。邓华熙践行的“幸运”官路得益于对时局的精准预判,但究其根本则更多倚仗于体恤民意的赤子之心。邓华熙为政的初心与坚守,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观念中晚清官僚士大夫“腐朽”与“不作为”的刻板印象,这已然构成了观察晚清官僚士大夫仕宦生活的新视角。

清末黔抚邓华熙对日本教习的聘用

1902年,贵州省引进首批日本教习任教武备学堂。黔省地处西南,也不是最受日本重视的区域,却领先多省与日本建立官方往来。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与黔抚邓华熙的个人因素密不可分,包括他所具有的趋新思想、此前在安徽巡抚任上积累的招聘经验以及与日人建立的交往联系等。邓华熙接任贵州巡抚不久,为"开风气"、"宏教育"而向日本方面提出聘订教习。双方就教习的聘用期限、权限、薪酬及人选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商议,并最终确定了招聘合同。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当地的发展。以教习为主的在黔日人,则成为日本与贵州联系的重要中介;在商谈招聘的过程中已渐显强势的日本,亦借此机会加强了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