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角膜的诊断与治疗

圆锥角膜是一种双侧非炎性角膜扩张性疾病,其特征主要为中央和旁中央区角膜基质变薄和呈圆锥形突起。早期圆锥角膜的诊断标准并未完全统一。现今用于诊断圆锥角膜的仪器主要有Orbscan角膜地形图、Pentacam眼前节测量分析仪、共焦显微镜、眼反应分析仪等,手术治疗方法主要有角膜移植术、基质环植入术、交联疗法等。本文综述近年来用于圆锥角膜诊断的常用仪器的优缺点及手术治疗方法,为临床上选择更适宜的检测仪器和治疗方法提供依据。

唐小说集《玉泉子》的政治倾向

昔人认为《玉泉子》所记皆唐人杂事 ,今考出此书记事中有褒贬爱憎 ,显现出扬李德裕、抑牛僧孺的政治倾向 。

“我居石潭上,君居临小洋”——陶澍与邓显鹤

陶澍和邓显鹤是在清道光时期生长在资江边的两位名人。陶澍官至两江总督,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诗人;邓显鹤仅任宁乡训导,却一生致力于搜集、整理湖南文献,是著名的学者和诗人。二人十分友好,书信往来,诗歌吟唱;邓显鹤对湖南地方文献的整整理,得到了陶澍的大力支持。

法家先驱的“礼治”观

法家先驱管仲、子产、邓析和叔向等人,都对"礼治"作过探讨,并运用于实践。管仲强调"四维"、"八经";子产折中于礼法之间,认为礼是最高的自然法则;叔向坚决维护传统的"礼治",邓析则"不法先王,不是礼义"。他们的言论与实践对后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硕鼠》省略所悟出的问题——善阁读《诗》记(三)

从《韩诗》与《毛诗》在《硕鼠》三章每章后二句的不同,推断《生民》诗"于豆于登"句也是因古人抄写遇重文省略而误解原文所致。

博征、确证、的论——邓骏捷博士《刘向校书考论》平议

从"发掘史料,审辨真伪"的材料观、"结构谨严,逻辑清晰"的方法论以及"内容新颖,精见迭现"的内容本体三大方面分析了邓骏捷博士《刘向校书考论》一书的突出优点。重点指出该书在充分利用《别录》、《七略》的辑佚成果、出土简帛文献乃至国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结构谨严的章节安排和推论缜密的详尽论证,从技术、知识和信仰三维统一的高度揭示了刘向校书的一些隐而未发的细节,堪比秦始皇"统一文字"的"统一文本"工作的学术史价值,以及刘向将具体校书之"技"上达"申明大道"境界的价值论内涵。

《资江耆旧集》的成书过程考

明末清初,湖南士子如周圣楷、廖大隐等人已开始注意对本土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清代前期产生了一大批与湖南文学有密切关系的诗文集,但没有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湖南本土诗歌总集。合邓显鹤与陶澍二人之力编辑并刊刻成书的《资江耆旧集》,是湖南文学史上第一部地方性的诗歌总集,它的成书过程复杂艰难,本文就这一过程进行考证。

对江油戍有关史实的考辨

三国后期曹魏征西将军邓艾走阴平道伐蜀,占江油戍,攻成都,降刘禅,是中国历史重新走向统一的一件大事。邓艾伐蜀成功,既巩固了司马氏在曹魏集团之实权地位,又是导致中国历史结构重新整合之关键,其在中国大历史上的意义至为重大。而对于地方区域社会而言,邓艾从阴平道伐蜀,对于今涪江上游平武地区的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从对江油戍的情况之梳理出发,考辨这一关隘之设置时间、具体地点,在此基础上讨论邓艾伐蜀之战的意义,兼论及掩盖在大历史背后的"小事件"对地方史的叙述结构塑造之意义。

谈邓邦述的《书衣杂识》

江宁邓邦述的群碧楼是清末明初著名的私家藏书楼,其收藏多为宋元旧椠及稿抄校本。《书衣杂识》是邓邦述倚据其藏书所作的善本题跋集,涉及版本、校雠、经藏、史论、掌故等诸多方面,对于后人认识邓氏藏书价值及其本人学术素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龙鳞装”与《刊谬补缺切韵》装裱关系考析

龙鳞装是古代书籍从卷轴向册页过渡阶段出现的一种装帧形式,又称鱼鳞装,也有人叫旋风装。前者指展开的时候书页的排列序如鳞片;后者指卷收的时候动如旋风。也有人认为龙鳞装与旋风装是不同的装帧形式。本文从书画装裱角度探讨了"错缝裱法"的起源,分析了"龙鳞装"与《刊谬补缺切韵》的关系,认为"旋风装"与"龙鳞装"应该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书籍装订形式发展中的一种动态变化过程。

月印万川、理一分殊和分映万灯背后的共同价值

"和而不同"是儒家重要价值观之一,也是儒家政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应当允许不同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的合法存在;二是不同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应当求同存异,相向而行,和谐相处。在其影响下,佛教提出"月印万川"来隐喻其内部诸派及外部与儒家、道教"圆融无碍"的关系。与此相应,宋明理学也提出"理一分殊"来描述"太极"与"万物"、"一理"与"万理"的关系,以体现中华文化主体性与多元性。伊斯兰教还提出"分映万灯"来隐喻自身与其他宗教、文化的关系。这几种不同隐喻的背后都反映了"和而不同"的共同价值观,在历史上发挥了促进外来宗教中国化、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积极作用,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平签名”图式的生成与传播——以新年画为中心

本文以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举办的1951年全国新年画展览会中的“和平签名”题材作品作为观察切片,回到1950年新年画创作语境中,探究其中邓澍的《保卫和平》何以突破图式“一般化”的倾向,并成为“和平签名”图式中典型的代表作。从中立足于“和平签名”题材年画创作的表现形式,通过题材、构图、形象和具体表现手法的对比,探索“和平签名”图式在新年画运动中的创作生成及其传播影响。其他作者的和平签名画作以及相似图像的泛化,也为观者观看1950年“和平签名”图式的生成和传播提供了多样化的解读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