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邓志谟“争奇小说”探源

邓志谟的“争奇小说”《花鸟争奇》、《山水争奇》等篇,是明清小说中面貌十分独特的小说。但它们并非无源之水。本文认为其远源乃是盛行于隋唐时期的论议伎艺,其近源则是民间始终流传有绪的两物争功故事。

邓志谟著述知见录

明万历、天启间,邓志谟数十年服务于福建建阳余氏书坊。他一生中至少曾撰述、编纂、校注30多种书籍,包括通俗小说、戏曲、类书以及自著诗文集。

明代通俗文学的商业化编刊与世俗宗教生活——以邓志谟“神魔小说”为中心的探讨

"宗教生活"是世俗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不仅在通俗文学中有着极为深广的展现,同时其所蕴含的社会一般信仰也赖于通俗文学予以传播、抟合与催化。明代中后期"神魔小说"的兴盛特别是其商业化编刊,是与当时社会一般宗教生活对通俗文学的深层需求紧密相关的。雇佣写手邓志谟编创、建阳书坊翠庆堂刊刻的三部神魔小说,正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类书山人邓志谟和他的“物名”剧

邓志谟是生于江西生活于明末的通俗文学家,创作过不少小说戏曲作品。他又是通俗读物的编撰者,在福建建阳书林编纂有类书多种。受宋金杂剧院本以果名、百草名、棋名等院本名目的影响,他以编纂类书的知识积累为基础,创作了《玛瑙簪记》《八珠环记》《并头花记》《凤头鞋记》《玉莲环记》等串联物名的传奇。现存四种,分别串联百药、骨牌、百花、百鸟,以其命名人物,展现剧情,连缀曲词文句,形同游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物名”戏剧形式。这四种传奇,内容上全都演述才子佳人故事,情节不脱才子佳人婚姻、仕途、小人拨乱、外族入侵、佳人守贞、才子立功、赐婚团圆的套路。四剧受“物名”的限制,在语言文字上多堆砌名物,炫耀博雅,成类书化文辞的代表。作者也有较深的文学素养和通俗文学的功底,剧中时见清新流畅、蕴藉隽永的文字,体现出不同的语言风格。邓志谟是一位游走于基层文化圈的山人墨客,他的剧作也是明代末年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戏剧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晚明七种争奇中的杂剧作者考论

晚明七种争奇中的杂剧作者归属向来存在争议,很可能是因为前人对“争奇”类作品文体界定不明。《花鸟争奇》等“争奇”作品是小说而非类书,其中的杂剧并非简单收录,而是作者创作,与小说文本相关。杂剧作者就是“争奇”作者,理由有三:“争奇”中的诗词赋都标明作者,唯独杂剧并未题署;杂剧与“争奇”内容上对应工巧,精妙契合;杂剧《青楼访妓》内容表明作者对邓志谟极为熟悉,可能是邓志谟借此自夸。《花鸟争奇》、《山水争奇》、《风月争奇》、《童婉争奇》、《蔬果争奇》为邓志谟所作,原因在于其作品题署为邓志谟,且收录了大量邓志谟的诗作。《花鸟争奇》中的杂剧《秦楼箫引凤》、《唐苑鼓催花》、《折梅逢驿使》、《见雁忆征人》,《风月争奇》中的《青楼妨妓》,《童婉争奇》中的《举烽取笑》、《泣鱼固宠》亦为邓志谟作。《梅雪争奇》作者为魏邦达,《梅雪争奇》中的《踏雪寻梅》亦为魏邦达作。《茶酒争奇》暂不讨论。

俗文学的跨文体编创策略——以“召将除妖”主题为中心

吕洞宾“召将除妖”故事在从仙传《纯阳吕真人文集》到小说《飞剑记》再到戏曲《长生记》的跨文体流动中,呈现出地名符号化、人物类型化、场景程式化等演进规律。在表演性更强的戏曲和说唱曲艺的跨文体改编过程中,无论是场景表现还是人物设置,都受到同类文体既定文本的深刻影响,只要有现成可用的程式套语,改编者就会优先使用同时代、同文体演出文本中的既定套语,甚至不惜将原故事中的人物换成同文体相似故事中的其他人物。新的文本往往体现为纵向(故事主题)和横向(同文体其他故事中的套语、人物、场景)两个维度的“编创”,体现出俗文学的“文体优先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