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接高标准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问题研究

数字贸易作为当下国际经贸领域最具潜力的新兴贸易形式,不断助推全球经贸格局的深刻变革,加速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的演进,成为本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焦点议题。我国在对接高标准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谈判的进程中面临诸多挑战:与发达国家有关数字贸易的基本主张存在分歧;与高标准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对接有待深化;参与高标准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谈判存在局限性。对此,我国应当以自贸试验区为承载地,加快完善国内数字贸易规则体系;以贸易协定谈判为平台,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与更新,进而实现数字贸易领域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双向互动。

上海自贸试验区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研究

数字贸易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新引擎”,上海自贸试验区应率先全方位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以下简称“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以下简称“DEPA”)等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以更高水平压力测试推进制度型开放,为数字贸易规则创新和制度建设提供更多“上海方案”。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在对接CPTPP、DEPA上总体仍处于探索阶段,在对接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尚有所欠缺。对此,应加快建立安全合规、便利有序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持续深化数据技术应用创新,建立高效的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建立和完善数字贸易领域的风险预警和防控机制,构建适应国际规则的争端解决渠道,出台一系列支持和指导中小企业开展跨境数字贸易的政策和机制。

DEPA框架下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建构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创造性提出了“创新与数字经济”模块,对政府数据做出了自由开放共享的数据流动要求,这与我国政府数据开发利用理念相契合。在理念契合的基础上,却存在着政府数据开放标准不一致、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各方权利义务不明确和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安全保障机制有漏洞等问题。建构DEPA框架下的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机制需要我们客观审视国内现行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现状,以寻找问题起因。“央地互动”的立法模式、授权经营的实践探索模式和脱离DEPA的安全保障应对策略导致了前述问题。鉴于此,将从完善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目录、优化政府数据授权许可协议以及合理利用“合法公共政策目标”条款三大角度构建DEPA框架下的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机制。

中国人工智能治理的理论构想:基于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的思考

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随着中美两国之间竞争和博弈的愈发激烈,在美国的科技封锁和制裁之下,中国当下的人工智能发展备受掣肘,人工智能治理理论亟须进行重构。新加坡是世界范围内数字经济协定的先行者之一,自2020年以来陆续和5个国家完成了4个数字经济协定的谈判。同时,新加坡还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倡导者,通过对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中人工智能规则的梳理和先进发展经验的总结,可以更好地为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提供借鉴与启示。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中人工智能规则的共同目标可以概括为“搭建一个国际性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实现目标的方式是以《英国—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第8.61-R条为参照范本,充分发挥国际组织的力量,开展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促进人工智能技术“道德、可信、安全和负责任”地发展。对中国而言,今后应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出发,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治理方案。在国内层面,正处于研究制定中的《人工智能法》可以考虑采用“促进型立法”模式,以更好地推动中国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国际层面,应继续推进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进程,同时积极申请加入“人工智能全球伙伴关系”,建立风险分级分类治理机制,尽快搭建起体系化的国际人工智能治理框架。

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问题研究

CPTPP、DEPA等经贸协定构建了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的规制框架,但由于数字产品兼具货物与服务的特征,对其法律定性存在争议,难以明确其“同类性”和“较低待遇”判定标准,导致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的适用存在不确定性。当前既不宜简单地选择货物或服务的标准,也尚不具备条件构建统一标准适用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可行路径是在个案中根据被比较对象的法律定性,分析数字产品所具有的货物或服务属性,对应参考货物或服务的非歧视待遇判定标准,探索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的法理。我国应以加入CPTPP与DEPA谈判为契机,运用“负面清单”与“例外条款”合法有序开放数字产品市场,在后续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中明确数字产品法律定性的立场,深化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的实践。

上海自贸区制度型开放成效评估

在上海自贸区制度型开放的背景下,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和评估上海自贸区在服务贸易、货物贸易、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知识产权保护、“边境后”管理制度改革、政府采购领域改革和风险评估体系七个关键维度的开放成效。通过对上海自贸区官网发布的1300多条新闻文本数据的综合分析,本文采用KH Coder文本分析工具,提取出与这些维度相关的核心内容特征词,并进一步构建了一个综合评价体系。研究结果揭示了上海自贸区在各个维度的开放成效及存在的不足。上海自贸区在数字技术应用、环境保护和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而在劳动者权益保护、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及风险评估体系建设方面则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基于这些发现,本文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贸易协定,从上述维度出发,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旨在促进上海自贸区的全面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DEPA数据跨境传输规则研究——基于与综合性FTAs的文本比较分析

数字经济浪潮已然掀起,DEPA作为全球第一个专门数字经贸规则在数字治理中占有重要地位。数据跨境传输是数字经济的关键议题,基于与USMCA、CPTPP和RCEP的文本对比可知,DEPA数据跨境传输规则与上述三大国际协定多有关联,亦存在诸多差异。DEPA数据跨境传输规则是高自由化、高标准的规则,中国对标DEPA,需要适时转变观念,在对外宣传上强调对数据跨境自由传输的支持,同时完善国内数据跨境治理规则、持续提高数字科技,争取更大的国际数字治理话语权。

DEPA赋能数字丝绸之路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与思考

自2017年正式提出建设数字丝绸之路以来,数字丝绸之路为促进中国与沿途各国和地区之间的数字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为发展数字丝绸之路提供更多机会,为扩大数字贸易做出贡献,促进全球数字市场深度融合。本文从DEPA、数字丝绸之路的相关概念入手,通过探索相关文献了解基于DEPA发展数字丝绸之路的意义,分析总结了DEPA框架下数字丝绸之路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在DEPA框架下围绕数字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人才培养、金融监管等方面,针对性地提出促进数字丝绸之路高质量发展的策略。

对标国际:粤港澳大湾区先试先行DEPA数字规则的探索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可以促进国内大循环的构建,也可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即实现“双循环”相互促进。发挥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先行先试的作用,对接DEPA数字规则,成为湾区重要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大湾区战略位置的“中转性”、地方立法的多重性与聚焦性和湾区前瞻性先行发展为对接DEPA规则提供了充分的可行性条件,很大程度上也倒逼了大湾区的法治创新。但粤港澳大湾区对接DEPA数字规则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的因素、自身约束性条件和风险性,特别是要面对可能出现的规则排斥和规则缝隙。因此,大湾区应在发挥前沿数字技术的支撑作用、优化湾区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衔接与创新探索数据安全监管机制三方面克服规则对接难题。

DEPA框架下降低技术贸易壁垒的经济效应研究——基于GTAP模拟分析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作为全球首项纯数字经济协定,兼具全面性及前瞻性的特点,有助于解决数字经济中的关键问题。文章通过构建GTAP模型,模拟分析加入DEPA后对我国宏观经济及产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加入DEPA将对我国的GDP和福利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随着成员国的增加以及技术贸易壁垒的减少,该影响也会逐渐增大。但是在数字化产业层面上总体呈现出负面影响,我国数字经济强国建设任重道远。

中国-中东欧数字经济合作对我国数字贸易的启示——基于DEPA与RCEP差异比较

随着数字贸易的发展,我国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贸易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但在数字贸易规则建设上仍处于起步阶段。我国2021年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本文针对电子传输免关税、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数据存储本地化等方面,与RECP进行对比研究,完善发展方向,更有效地对接DEPA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同时,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上的重点地区,中国-中东欧数字贸易存在巨大的潜力,本文从中东欧目前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出发,结合中国-中东欧数字贸易合作基础,探险中国-中东欧数字贸易合作新机遇,并从中东欧使用的“欧式规则”和双方合作中探索我国数字贸易规则的发展方向,在推动本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目标下扮演积极角色。

大连对标DEPA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策略研究

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不仅是推动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抓手,也是发展区域数字贸易的必经之路。本文在对比DEPA、RCEP与CPTPP三大贸易规则基础上,提出大连高水平对外开放“三步走”的路径设计和对标DEPA规则的重点领域及实施策略,即以积极对接高标准DEPA规则为契机,依托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发挥推进数字经济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作用,加大制度型开放压力测试,逐步摸索形成开放环境下可复制可推广的“辽宁模式”“大连经验”,为促进辽宁国际贸易便利化和高水平、高质量制度型开放,推进外向型经济深度融入世界提供智慧和经验。

DEPA数据开放共享规则:中国立场与规则对接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是全球首个针对数字经济而制定的专项协定,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数字贸易”概念。数字经济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只有促进数据的开放共享,才能实现数据驱动型创新。DEPA“创新与数字经济”模块要求以企业数据共享和政府数据开放促进数据要素价值的释放,加入“创新与数字经济”模块,既符合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相关规划部署,也有助于我国参与新兴数字议题国际制度的构建。DEPA倡导在安全框架内实现企业数据的充分共享,并对政府数据开放设定了治理框架,而我国数据开放共享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规则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与DEPA规则的要求存在差距。我国应积极对接DEPA规则,建立健全数据开放共享法律制度体系。一方面,应完善企业数据共享制度,制定企业数据共享合同的指导性原则和示范条款,出台数据中介服务监管规则,创造包容性的跨境数据共享绿色空间;另一方面,应适时制定统一的政府数据开放立法,对数据开放方式、开放范围、许可模式、数据格式作出明确规范。

数字贸易中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新发展——基于《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与DEPA的比较

自2022年9月1日起施行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反映我国对数据跨境流动的态度,是我国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水平的最新表现。若我国成功加入DEPA,《办法》构建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机制将在DEPA框架下的数字贸易往来中不断接受他国(地区)审视并直接影响对中国数字贸易意愿。本文通过解读二者条款内容,挖掘DEPA“促自由、严治理”的数据跨境流动理念及其相关制度设计,提出明晰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范围、填补出境数据事后监管空白、完善跨境数据司法执行体系的立法思路,以期把握《办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机制的未来发展方向,探索我国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与先进FTA协定的有效对接,理清国际数字贸易治理的发展脉络,最终实现我国数据安全与自由兼顾的数据跨境流动。

“新式”数字贸易规则的演进趋向研究——基于UKSDEA和KSDPA的视角

UKSDEA和KSDPA是“新式”数字贸易规则发展演进的最新产物,在规则深度和广度上相较于DEPA均有所提升。升级后的“新式”模板不仅深化了既有的新兴技术规则,还独创性地增设了新兴技术标准规程条款,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了新兴技术规则制定的标杆。同时,升级后的“新式”模板细化了数据治理规则,提出数据创新的具体举措,尤其是针对金融服务数据的跨境流动和存储进行了专门规定。此外,升级后的“新式”模板还强化了数字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并且聚焦于构建更为安全的网络环境,着意打造更加完备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在中国加入DEPA工作持续推进的背景下,“新式”数字贸易规则的发展动向值得中国重点关注与理性借鉴。要厘清我国现有数字技术的实施标准,对其中与国际通行标准不符的部分进行更新调整;应积极磋商,寻找规则中与我国国情存在冲突之处合作的平衡点;以攻为守,积极提炼和对外输出数字贸易规则“中式”模板。

DEPA视角下的数字贸易规则发展与应对策略

本文概述数字贸易规则的主要议题与主要经济体的基本主张。DEPA协定创新性较强,涵盖新兴技术领域的标准设计等议题,且更加注重中小企业的合作与发展。文章解析了DEPA协定中的创新性数字贸易规则:促进数字贸易便利化、受信任的数据跨境流动、新兴技术与数据驱动型创新、促进数字参与机会。最后针对我国加入DEPA协定后上述规则的潜在影响,提出物流及电子支付、数据传输免征关税、数据跨境流动、数据驱动型创新、金融科技、人工智能技术、中小企业合作等规则的应对措施。

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数字化建设之法律保障问题研究

我国倡导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承接点,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目前,国际多边规则存在立法缺失,区域性规则各异,我国的立法也刚刚起步,缺乏对此问题的专门调整。我国作为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未来可通过参与制定数字经济多边规则,参与加入更多的区域性规则,完善国内立法等路径,为境外经贸合作区数字化建设提供更有利的法律保障与支持。

新加坡数字经贸规则体系构建及对我国的启示

数字经贸规则是我国制度型开放的焦点议题,也是我国增强全球经贸话语权和主导权的重要引擎。已有对数字经贸规则的研究重点关注“美式模板”“欧式模板”,对新加坡的研究相对缺乏,而且已有对新加坡的研究重点关注DEPA,鲜少关注到新加坡签署的其他数字经济协定。基于此,文章聚焦新加坡已签署形成的“1+N”数字经济协定框架,系统总结了新加坡数字经贸规则体系的发展现状、基本特征及核心主张。借鉴新加坡经验,我国应在做好数字贸易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完善数字经济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关数字技术标准和业务规范,拓展数字贸易议题的深度和广度,搭建数字平台促进协同治理,推动制度型开放。

上海对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对策研究

上海数字经济要素较为集中、开放程度相对更高,率先对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具有更加坚实的基础。从协定内容看,可重点考虑便利“端到端”的数字交易、发展值得信赖的跨境数据流动、切实保护数字产品的知识产权,努力创造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率先试行一批高标准规则,打造上海数字经济发展高地。

DEPA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导向与因应

数字贸易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数据跨境流动则是国际数字贸易开展的新动能和加速器。作为全球首份数字经济区域协定,DEPA特设单独模块规定了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对接DEPA的高水平规则切合我国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规划,也有助于完善我国数据治理体系和打造国际化数据市场宜商环境。在当前全面推进中国加入DEPA谈判的重要阶段,剖析我国数据跨境治理规则与DEPA及其所涉成员国之间的差异与差距,并针对我国当前面临的基础规则完备度不足、规则适用灵活度不够、数据流动自由度不高等问题,提出DEPA视域下我国数据跨境治理规则的应对方案。为顺利推进中国加入DEPA的进程,我国需要进一步提高数据要素的流动型开放水平,并在准确把握数据流动和安全发展平衡点的基础上,提升跨境合作水平,完善数据跨境合作运行机制与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