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HOLDS THEMATIC BRIEFING ON SPIRIT OF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FOR FOREIGN DIPLOMATIC ENVOYS

On 1st Nov.2017 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held a thematic briefing on interpreting the spirit of the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for foreign senior diplomats in China,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transnational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enterprises.Over 260senior diplomats from over 150 countries including more than 90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State Council Release Opinions Concerning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 Mechanism, and Policy System for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n May 6,2019,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State Council released the Opinions Concerning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Mechanism,and Policy System for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shortened into the Opinions in the following part).The Opinions suggests that by 2022,a primary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An institutional channel for free flowing of urban and rural elements should be basically opened up,the restrictions on urban permanen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hould be gradually eliminated,the unified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use market should be set up,the capacity of finance serving for countryside revitalization should be apparently promoted.

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的理论逻辑与重点任务

地方机构改革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要准确把握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以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为重点的理论逻辑,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地方党政机构职能体系。地方机构改革的重点任务包括统一组建地方党委社会工作部门,结合实际优化地方科技、金融监管、数据管理等领域机构职能配置,整合农业农村与乡村振兴机构职责,优化地方机构编制资源配置。实施地方机构改革须进一步完善机构职能运行机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

中共六大至中央撤离上海前中央出版组织机构考释

中共六大以后,中央出版组织机构主要包括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和中央宣传部出版科。党报委员会的职能最具代表性,宣传部也兼有部分出版机构的职能,这是上海时期中央出版机构设置的一大特色。由于上海环境严峻,这一时期的中央出版组织机构的设立很不稳定,出现了中央发行部与中央出版部等出版组织机构,其职能也各有侧重。

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硕果新征程——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解读

习近平同志根据党所面临的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需要,提出以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新理念为核心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发展。《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是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纳入党内法规的重要总结。十八届六中全会是全面从严治党伟大远征的又一个里程碑,开启了新的征程。文章还对针对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存在的"压力没完论""割韭无用论"和"无人干事论"三种错误思想进行了澄清和辨析。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统战机构考辨

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先后设立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西北局民运部、延安交际处,以及具有统战性质的西北局友军工作委员会和友军工作核心组等负责统战工作的机构,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在调查和研究各党派各友军的情况,落实"三三制"中有关统一战线政策,管理非党干部,调查、研究、管理少数民族工作和外事接待,情报收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建设和发展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把边区建设成团结、抗战、民主的坚强堡垒,奠定了稳固的基石。

中国共产党与伊朗政党及政界的交流:动态、特点与趋势

中国共产党与伊朗政党及政界的交流是中伊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考察了以中联部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机构及部分党代表团与伊朗相关政党、重要机构及部分智库的交流发展过程,试图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结合不同时期国际形势的变化,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与伊朗伊斯兰联合党、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及外交关系战略委员会等机构的主要交流活动及特点,发现中伊党际交流在增进两国对彼此治理理念及发展模式的理解,协调外交立场,共建"一带一路"和发展经济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伊斯兰联合党成为中国共产党与伊朗政界进一步交流的媒介。在中伊合作不断密切的背景下,未来中国共产党与伊朗政党及政界交流的扩大趋势是可以预期的。

7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发展成就和理论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支持世界正义事业,为新生共和国屹立于世界奠定基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对外工作发生了历史性转变。集中到一点,就是过去“战争与革命”年代神秘封闭的“党的对外工作”,转变发展成公开透明符合国际惯例的“政党外交”了。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正以自己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召力汇入世界政党交流合作的大潮,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朋友遍布五洲四海。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带来了党的对外工作的大转折大发展,实践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思想认识上的飞跃和理论上的创新。

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战略部署——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体会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同党的十九大制定的现代化纲领相匹配的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战略部署,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不断深化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中国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卓越有效性、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总体要求,就是要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而总体目标,就是“分三步走”,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中国向世界贡献了一种非西方化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

流水孤村花数朵,于无人处最销魂——教育家杜国庠功行的铭述追望

杜国庠澄海志学,东瀛修习。毕业归来,任教北京大学,兼行自由研究和个别教育,宣传新兴学说,剖析学校制度。出任中学校长,试行"亲爱力学"说。指导上海左翼文化团体的秘密活动,参加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战文化建设。战后在上海,有公开的文化身份,有隐匿的政治使命。1950年始,政治角色和文化角色合二为一,在学术复元、基础重建、制度改革、文化再造等方面,不舍昼夜。杜国庠的信仰与行动一体,性情与职业无隙,气节才望及其教育家形象,固不显扬。年谱、文编、诗文全集之类基础材料未备,有关论文不多,专题著作罕见。对这位摩诘稀声的教育家的研究应进一步加强。

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与中国科学院的关系变迁——兼谈郭沫若的角色

1949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是一个综合性学术研究机构,兼顾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1955年召开学部成立大会后,因为和意识形态关系紧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所走的道路较为特殊,和中国科学院的隶属关系呈现了阶段性特征。身为院长的郭沫若同时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从筹划到组建学部,他是事实上的掌门人。学部党组力量加强后,郭沫若逐步将领导权转交。当学部划归中宣部领导后,郭沫若的学部主任职务仅是挂名,除了形式上参加学部的重大活动,事实上已经脱离了对学部的领导。

坚定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制度供给研究

制度是信仰不可或缺的构成,一定意义上就是信仰本身。信仰为完善制度和落实制度提供最大动力,制度又为信仰筑起铜墙铁壁、钢筋铁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出台了两个重要文件,确立了习近平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使党员干部信仰的制度构架更加坚实。

民族精神与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的重建,意味着文化共同体对世界和自我的重新定义,意味着文化共同体发展战略的重新定位。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包含着时代认同和民族认同两个性质不同的认同重建。对民族精神的肯定,必然要求从文化的民族性方面对中华文化的全部历史予以总体肯定。从文化认同的角度看,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但有鲜明的时代性,也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民族性。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长期扎根,就必须妥善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并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型,即由一种革命理论转向一种建设理论。在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就是要在人类普遍利益的指导下更好地实现民族和国家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部门机构改革的历史与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部门先后开展了5次机构改革。适应不同历史条件,历次机构改革呈现不同的改革重点、改革方式和改革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历史地看,5次机构改革共同展现了反映时代变迁的党中央部门机构改革全景图。在党掌握领导权的大前提下,在党的领导下,党中央部门的机构从精简、调整到重构,党中央部门的职能从转变、调整到重构,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创造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百年历程及经验启示

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强有力的党中央权威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与成效。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思想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威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权威理论,而且不断完善了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每一代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领袖核心地位的确立与维护,都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转折与变革。党的百年历程表明,维护党中央权威,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权威思想、扎紧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制度笼子、必须以维护党的领导核心作为关键。总结上述经验启示,对新时代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以及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制度建设的逻辑和框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论述和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深层次的制度化任务,明确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制度是基础,治理是抓手,以一系列重大举措做出全面部署,为推进新时代伟大实践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通过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及其《决定》的中心主题和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与治理状况的把握,可以梳理出这一主题产生的逻辑脉络,这一主题充满了国家治理的问题意识,又蕴含深刻的改革方法论。因循这一逻辑,从治理所涉及的组织与权力关系的维度,可以更加明确《决定》所要推进的制度建设的结构框架。新时代把制度体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在回答好“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政治问题的基础上,对建设什么样的制度体系、怎么样建设制度体系、形成什么样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等一系列问题做出规划和部署,并以执行制度来保证规划的落实。

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制度的历史变迁和新时代发展

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制度是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制度,不仅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也是完善党内法规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制度发展的历程中,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制度体现了现代国家治理的一般规律,不断适应着党的执政思维和领导方式的实践需要。制度变迁逻辑影响着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制度的新时代发展,应当据此对这一制度进行相应完善。

一份践行群众路线的制度保障性文件——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解读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必须全面理解《决定》的纲领性意义和坚持落实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新形势下,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党面临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执政考验。《决定》的起点和归宿是实现和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纲领性文件把全面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与践行群众路线统一起来,无疑从制度上为党今后践行群众路线提供了保障。

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历史贡献

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组织部作为党的组织工作的助手和参谋部,积极参与土地改革运动,并结合土改指导整党;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完善程序,规范制度,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在干部培养方面,认真组织培训、选拔、考核、审查、调配与培养干部,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历史渊源、时代价值和实践路径

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智慧结晶,是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不仅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还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在实践上,是对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治党思想在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中凸显巨大的政治和理论意义,也在关照现实和引领未来的交互下延续时代价值。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将“中国之制”提高到新的高度,在此背景下,以制度供给的基础性、制度执行的实效性、制度监督的关键性、思想制度的耦合性为着力点,创新制度治党实践路径,以新时代“政党之制”加强“政党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