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iavelli,Roman Empire and the Concept of“Oriental Despotism”

Machiavelli is generally held to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becoming of the concept "Oriental Despotism"in modern political theory.His paragraphs on eastern countries and Asia in general,this essay argues,are susceptible of quite different readings.A careful textual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east is invoked as a foil to compare and measure the transforma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west.Thus,Machiavelli is not intent to put up an orientalist thesis but is more concerned with a general lesson about liberty and empire that can be applied to both the occident and the orient.

南宋地方性备荒仓的兴衰及其原因

南宋时期,地方性备荒仓如社仓、平籴仓、平粜仓等纷纷涌现,形成了以常平仓、义仓等全国性备荒仓为主,地方性备荒仓为补充的备荒救灾仓储体系。与常平仓、义仓相比,社仓等地方性备荒仓因地制宜,管理经营灵活多样,有利于吸收地方的各种资源为救荒服务。南宋地方性备荒仓的兴起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地方财政的困窘和常平仓、义仓救荒功能的削弱是其兴起的现实原因;地方官与乡居士人、富人等基层势力是地方性备荒仓蓬勃发展的主要动力;南宋地方性备荒仓的兴起也源于儒家社会政治理想的推动。然而,南宋地方性备荒仓在积极发展的同时,大多数仓储却难以维持长久,吏治腐败、豪强把持以谋私利是其主要原因。

经济政策、政治构想与私人财产权——作为重农主义反对者的卢梭

重农主义是18世纪下半叶欧洲重要的政治-经济改革思潮,兼有政治经济学和宪制规划的特点,而卢梭的相关思想不同于重农主义者的关键主张。他以与米拉波的书信往来为契机,在经济政策、政治构想和私人财产权三个方面与重农学派展开正面交锋。卢梭认为,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会导致农业破产,其政治构想不仅不符合语言使用习惯,在实践中还会陷入两难,而且私人财产权的性质要远比自然权利复杂。这些批判也展示了卢梭对自然法的重新界定。

清末民初梁启超“法治主义”的内在理路变迁

辛亥革命爆发前,宪制思想在中国的研究与传播,有着显著的工具特征,以救亡图存为目的。梁启超以“法治主义”的名义对救亡图存路径的探索便是鲜明的例证。相较于戊戌时期以洋装推销古制,流亡日本后的梁启超反其道而行之,将传统的法家思想等同西方的“法治主义”,并糅合西方干涉主义的政治思想,在传统思想的缘饰下阐释“法治主义”和“开明专制”等西法学说。梁启超在欧游以后离开政坛,以历史考证的立场,对早年提出的法家法治主义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否定。梁氏“法治主义”路径繁复多变,大体上仍呈现从救亡图存向思想启蒙的根本转折。

民国合作运动与国家权力的共变(1928-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合作运动经历了从地方自下而上发展到中央自上而下的转变,其运作模式随国家权力的变化而变化。建政之初的国民党政权对于发展基础性权力的诉求,促成了合作运动的启动,意图以此种渐进的改良政策替代大革命时期的“农工运动”。而主张合作改良的地方政府官员实际掌控了合作运动的基本原则与发展方式,在限制国家有限参与的原则下,通过合作组织建立起国家进入乡村金融市场、渗透地方产业的制度化渠道。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格局变动,国民党中央通过强制性权力推动合作运动朝向强制与集权的方向发展以服务“安内攘外”的目标。合作社服务于土地分配的改革,并出现兼营化趋势以实现统制经济。合作运动的根本逻辑在于服务国家权力的发展需求,也由此呈现出激进化的趋势,并最终走向失败。

民主的教育哲学

如果说杜威哲学的使命是批判二元论,恢复连续性,维护自身即是目的的教育实践,那么就杜威而言,由于近现代的科学革命使得经验的连续性与完整性成为可能,教育哲学的现时代使命就被他定位在批判专制社会的教育的二元分裂,恢复教育经验的连续性与完整性,实现一种以自身为目的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民主生活方式上。在这个意义上,杜威的教育哲学就是民主的教育哲学,批判专制的教育,守护民主的教育始终是杜威教育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从基辅罗斯、莫斯科罗斯到彼得堡罗斯:俄国政治制度的演变

俄国政治制度从基辅罗斯演变到18世纪初,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1)基辅罗斯的"维彻君主制";(2)莫斯科罗斯的"等级代表君主制";(3)彼得堡罗斯的"绝对君主制"。在俄国,"专制君主制"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现象,它既不同于东方的"独裁君主制",也不同于西方的"绝对君主制",而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俄国专制君主制是金帐汗国的传统、拜占庭的遗产、东北罗斯的地理环境三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从伊凡三世自称"专制君主"起,专制君主制经历了等级代表君主制的发展,到彼得一世时确立了绝对君主制。但是,俄国的"等级代表君主制"和"绝对君主制"虽有与西方相近的形式,却并没有与西方相近的实质。不过,不能把俄国政治制度的演变看作专制政体的直线式发展,其间还存在着其他选择的可能性。

论儒学与专制有必然的联系——与蒋国保先生商榷

蒋国保先生的论文《论儒学与专制没有必然的联系》标榜"以理性而非情感的态度"探讨儒学与专制的关系,实则是壁垒森严的先入之见:割裂了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将儒学解说成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超越性存在,以及关于"仁爱"和"平等"的教义。由于对批评的对象并不了解,他的批评成了悬鹄以射的仪式化表演。对传统文化或儒学,刘泽华先生及其团体也不是视为"糟粕"而简单地全盘否定,只是主张扣紧时代课题,在现实实践中实现传统价值的转化与开新,并且在开始大规模的文化建设之前,先要下功夫做好基础性清理工作。他们不是执意与"弘扬"派为敌,只是强调思想者应当捍卫批判的立场,在风尚的熏染和利益的纠缠下保持应有的警觉,因为对传统的"弘扬"过度会导致对现实真问题的遮蔽和消解。

从暴力犯罪看乡村秩序及其“豪强化”危险 国家法/民间法视角反思

对东北四所监狱"民事转刑事"暴力犯罪案件的调查显示,现代乡村社会存在一类特殊的纠纷:第一,它的广泛存在,标志着民间秩序整合力量在特定情境下的失败;第二,它也没有被国家法系统处理和吸收。本文通过对结构性访谈中7个案例的详细剖解,检视了这类纠纷背后乡村秩序的可能图景。与传统的民间法理论的预设相反,国家法秩序的"外来性"是地方性社会中日渐增多的"陌生人"获得保护的可能途径。然而,国家法的实践依赖于基层政治运作,其调整功能取决于民间秩序的配合,民间秩序整合的失败迫使国家法直接面对个人的实质性需求,而其调整无力反过来增加了个人对国家法的失望,并可能将失望导向对国家法独立性的质疑。在此背景下,"豪强化"的危险可能在乡村社会出现:"强力人士"依赖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力和控制力,向下瓦解传统秩序的力量;借助国家法和国家政权在权力来源上的同一性,向上瓦解国家法秩序的合法性。

专制主义概念辨难

中国诸子百家之不同,不在于是否主张专制,因为他们都是肯定专制的专制主义论者;也不在于主张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应该专制,因为他们都认为专制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是应该的,他们都是永恒的超历史的专制主义论者。他们的不同只在于主张怎样的专制:是王道的、开明的、仁慈的专制主义,还是霸道的、野蛮的、邪恶的专制主义?因此,中国专制主义便可以归结为两大混合类型:以孔子和儒家为代表的“永恒且开明专制主义”与以韩非和法家为代表的“永恒且邪恶专制主义”。

论王权主义传统下现代公民社会的建构与生成

公民社会的生成是现代社会政治体系趋于合理化的重要路径,也是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考量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进度,不仅要看相关民间组织(NGOs)的数量和增长态势,而且重在考察公民个体及其社会意识在促进政治体系良性发展方面的实际作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王权主义视界中的权力本位、臣民意识、民本思想、崇圣观念等传统因素则是现代公民主体以及公民意识生成的内在蔽障。这就要求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克制传统王权主义对公民社会生成的消解,由权力本位转向权利本位、臣民意识转向公民意识、民本观念通向民主观念,逐步实现公民主体重塑和公民社会的生成。

波斯帝国的“专制”与“集权”

本文从古典著作和波斯帝国的文献出发,讨论它的统治方式及其特征,指出波斯大王掌控着对所有重要官职的任命以及财政资源,以书信指导着行省总督的管理,据此控制着贵族的命运,确有专制自为的意味。但作为波斯国王,国王权力的行使,较多地取决于国王个人的能力和意愿,他缺乏从中央到地方一以贯之的官僚系统支持,总督在军事、内政和对外政策上大体自主,较少受到国王的具体干涉。而在地方共同体中,虽然法律上国王和总督拥有无限权力,其命运有时会被国王与总督左右,但在日常管理中,它们大体自治,由此造成了波斯帝国统治中国王的专制与地方自治合作的特征,两者的结合,是帝国得以长期维持的基本原因。这种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与古代国家的统治能力以及波斯作为一个征服性帝国有关,因此,波斯帝国的中央集权基本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而实际的政治运作,需要更有效率的地方自治。

在自由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政党中心主义的起源分析

政党中心主义是政治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但学界对其起源的四种分析范式,即传统延续论、革命需要论、苏联影响论与发展中情形论,并不令人满意。事实上,政党中心主义处于自由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两端的谱系之间。因此,一种新的解释模式是将政党中心主义所处的政治生态置于自由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的谱系中。从政治生态的结构要素、文化要素与行动者要素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会发现,"国家—社会"结构的"双弱"格局、政治派系结构的"两极化"、政治文化的"对立性张力"、执政党的严密组织性是政党中心主义起源的关键成因。俄国、中国、法国三个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政党中心主义特质可以为这种新的解释模式提供验证。当然,政党中心主义并非一个固化的政治现象,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党中心主义也面临不同的发展取向。俄国与法国都恢复到专制主义,而中国则继续探索政党中心主义的政治现代化模式。

“负志”之罪与秦之立法精神

秦代法令中的"负志"表示怀有志向或坚守节操,"负志"之人试图与当政者保持距离而拒绝入仕,因而受到法律的惩罚。法家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利用人性的弱点为专制君主服务,以"富国强兵"的名义无视个人的权益,甚至蔑视个人的人格,秦代相关律令正是法家思想的集中体现。

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是否可行?——由刑罚的宽免说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可疑

对中西历史进行比较研究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学术工作,学者们对其可行性和方法论尚未给出清楚系统的说明。比较史学是否可以成为像比较文学和比较法学这样为学界所公认的成熟学科还有待学者们的研究实践来证明。以中西法制史上刑罚的宽免为例,历史研究的对观或对照方法在某些个案研究中会有拓宽视野和思路的作用;而通过对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流行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概念的质疑性分析,我们发现,另一种可行的同时又是宏观的历史比较研究可以是超越时间和空间局限的社会科学研究。至少,这样一种宏观的思维将会帮助我们突破一些陈旧和可能错误的思维框架。

专制领导对员工工作家庭生活的影响机制研究

为探究上级专制领导对员工工作家庭的影响,采用问卷调查法分3次共收集了224个时间滞后数据,以资源保护理论为基础探究专制领导对下属工作家庭冲突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使用SEM结构方程模型、层次回归进行数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情绪耗竭在专制领导与员工工作家庭冲突之间起中介作用,当下属的焦虑增加时,专制领导与下属工作家庭冲突的正向关系和专制领导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负向关系都加强,专制领导带来的危害会加剧。

中医要发展 必须过三关

半个世纪以来,制约中医发展的根源可以概括为三大难关。第一是近代科学主义。它主张用西医的观念与方法解释、改造中医,将中医推上了一条"不可能被西化的西化"歧途。第二是近代哲学贫困。它使中医学与自身的方法论相分离,导致中医没有厘清自己的科学定位,未能向这个时代正确地回答"中医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第三是非典型性文化专制。它是一种"操好心、办坏事"的文化专制现象,将近代科学主义和近代哲学贫困的错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体制上牢牢地固定了下来。摆脱制约中医发展的三大难关,必须以中医的科学定位为突被口。并在此基础上,牢固地确立起中医的科学发展观。中医的科学定位厘清之日,就是中医复兴和人类医学革命来临之时;也是果断终止"西化"中医歧途,全面改革中医科研与教育,彻底改善中医医疗与管理之时。

专制的卢梭,还是自由的卢梭——对《社会契约论》的一种解读

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常把卢梭视为专制政治的拥护者。这是对卢梭政治哲学的误读,误读的根源在于没有从《社会契约论》的通篇论述中去理解公意和绝对主权。卢梭对生命、财产和自由等权利同样关注,对权力导致专制的趋向十分警惕;他不仅严格界定了公意、全体和主权等被反复误解的概念,避免人们将多数理解为全体,将多数的意志理解为公意,还设计出种种方案限制政府权力,保证公意的实现。

从工匠控制到管理控制——隐性知识显性化之于科学管理的价值探究

科学管理中工人所拥有的具有个体性、稳定性、难以流动性等特征的隐性知识,让磨洋工在生产劳动中成为可能。为了消除工人各种形式的磨洋工现象以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泰罗通过动作研究、工时研究以及工具研究等科学研究手段,将那些隐藏在工人个体身上的隐性知识转化为经过简单培训就可以学会的显性知识,藉此实现了管理的科学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资双方的富裕以及生产过程控制权的顺利转移,终结了工匠控制,开启了管理控制,推进了资本主义从工匠资本主义向管理资本主义转换的进程,实现了美国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