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后期理学家的施政主张与地方治理——以真德秀为中心的考察

南宋后期,以真德秀为代表的理学家继承朱子学说,积极建构契合理学家社会理想的政教体系。在理论层面,真德秀提出“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的为政纲领,具体制定了地方治理的规章条目,不仅从为官品德上对各级僚属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也通过行政规章有效维护了基层秩序的稳定。在实践层面,真德秀将为政纲领贯彻到地方治理中,任职期间赈灾恤困,整军经武,兴建惠民仓、义廪,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荐举和按劾,真德秀将理学家的道德要求与地方官员的考课标准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行政措施的有效执行,推进了理学在基层社会的深入。

真德秀读书思想及其对当代经典阅读的启示

真德秀是南宋末年著名的理学家,对理学的传承和复兴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在长期的读书、写作、授徒的过程中,真德秀坚守理学,并形成了自己的读书思想。通过对《西山读书记》《文章正宗》《大学衍义》等真德秀的传世之作进行研究,发现他在读书次序、读书方法和读书内容等方面,传承了“北宋四子”(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以及朱熹的阅读思想,并创新了一种牢固的读书体系。这种读书体系对于解决目前经典阅读的诸多困境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真德秀与魏了翁文学之比较

理学家真德秀和魏了翁,文学观念同属于理学家文学观范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他们都重道轻文,重视用文学形式传达理学义理,强调文学的经世致用功能,主张温柔敦厚的文学风格论等。他们文学观的差异体现为魏了翁主张才学合一,真德秀认为文、学、气三者关系密切;魏了翁主张自得,真德秀偏重继承。在文学创作上,真、魏既有表现内容的一致性,也有表现技巧的专擅和艺术特色的不同,可谓双峰并峙,二水竞流,各有清辉,不可轻易轩轾。

论真德秀的“祈天永命”说

真德秀认为君心关乎天下,为正君心他提出了"祈天永命"说。"祈天永命"以"德性"为价值核心,指出有"德性"的君主才能施行"德政",巩固统治的根基。真德秀的"祈天永命"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君王至上体制的一种精神限制,寄托着真德秀的政治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士大夫阶层对时政的不满与变更的愿望。

真德秀与朱熹弟子交游考

在理学官学化的过程中,真德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与他私淑朱熹有关,同时也与他积极地同朱熹弟子交游有关。考察与其交游的朱熹弟子,对了解真德秀的道德操守和学术旨趣是十分必要的。

真德秀研究述评

真德秀是宋代理学史和文学史上一位比较重要的人物,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者对他的研究逐渐深入,在真德秀的理学思想、经世思想、文学思想以及他的生平和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等方面,已经取得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但过去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还有一些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真德秀的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应该注重从整体上的研究。真德秀所留下的思想资源还值得进一步挖掘。

论真德秀的诗歌理论批评

真德秀是朱熹之后南宋著名的理学家,不仅被视为理学正宗,其诗歌理论批评也继承并发展了朱熹的理学诗学观点,是理学家文学思想的典型,也成为官方正统文学思想的代表,表现出鲜明的理学色彩。

论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地位和意义

宋代文体学介于汉魏六朝和明代两个文体集大成的历史时段中间,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这可以从文体学史、文体分类、文体批评、文体纂述体例等很多方面反映出来。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宋代四大文章总集中,有三部继承《文选》体例,《文章正宗》虽也以《文选》为参照系,但另开门径,创立了真氏四分法。这种文体分类方法不但在理论上普遍为人们所认可,在实践中也影响深远,历宋元明清不乏效仿者。宋代文体学的最大贡献是其文体纂述体例上的承上启下,这主要表现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上。而宋代发达的文体批评则成为古代辨体理论的先声。

修身之道与治国之道的统一——古代行政管理经验的总结之作:《大学衍义》与《大学衍义补》

儒家学说以为,如何造就完美人格,对于社会的领袖人物与精英人物至关重要。《大学》一书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但这至多只是提供了一种道德原则和实用知识的理论"间架"(朱熹语),如何"填补"和充实这一理论"间架",则是留给后世儒者的任务。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和明代邱浚的《大学衍义补》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两部书集古代政府行政管理经验之大成,被当时及后世称为"帝王之学",是帝王以及各级官员的必读书。

南宋理学官学化原因探析

隋唐以来佛道畅行，严重冲击传统儒学。周敦颐、二程、朱熹等宋代儒者挺身而出，他们以维护儒家正统地位为己任，吸纳佛道的精华，推出新儒学体系——理学。理学倡导的“正心诚意”“存天理、灭人欲”均存在一定积极意义，基本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也能为统治阶级所接受。理学家们著书授徒、为民请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大官僚真德秀、魏了翁等人的推动下，理学最终被最高统治者定为一尊。

《金刚经十七家释义》之编纂者杨圭考——从朱棣《金刚经集注》之仙游翁说起

朱棣《金刚经集注》开篇经题下首个注为"仙游翁集英曰"。这一"仙游翁"就是《金刚经十七家释义》的编纂者南宋浦城人杨圭;"集英"二字,并非人名,而是"集群英之言"。通过爬梳相关史料,杨圭的名号、生卒年、科考、宦迹等生平事迹基本得以理清。杨圭以儒家为根基,同时又崇奉释、道两家,这种思想格局体现了宋代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时代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他编纂的《金刚经十七家释义》。

贯通形上形下的努力——试论真德秀对朱子理学本体论的发展

真德秀的哲学本体论与朱子理学有明显区别。其“道”是自然规律,主要体现为天时与地利;其“理”是必然与应然的统一,必然是因果,应然是中正标准;其“太极”追求乾元与吾身的一体,集中体现了他贯通形上形下关系的努力。其“气”范畴具有阴阳之间感应、人赖以生存的条件、生命现象和人的精神等多重含义;其“器”范畴包括人的才质和独立人格等含义;其“物”范畴则具有客观对象和人的创造与实践成果等意义。真德秀专门讨论形上与形下二者关系时,既认识到“道”、“器”不可分,同时又强调“道”、“器”不相混。在“理”与“物”的关系中,强调二者未尝相离,以论证社会规范与自然规律的统一,避免了“理”独立于“气”的概念虚化之弊。

论真德秀诗歌创作中的理学特色

真德秀是南宋后期重要的理学家之一。受其理学思想中重道轻文观念的影响,真德秀诗歌创作内容多谈道说理,结构多平淡无奇,由此而形成了其质木无文的诗歌风格特色。其诗歌创作遵从了自己理学家的身份,也实践了其理学诗观。

《宋史·真德秀》本传献疑几则

《宋史》是目前最好的版是中华书局1975版。但由于原书过多的错误,校勘时难免疏漏。作者在翻阅了有关真德秀的文献后,还是发现了几则错谬,现摘录如下,以祈教于方家。

真德秀心论的理论指向

对于真德秀,很多学者认为其思想摇摆于朱子理学与象山心学之间,甚至视其为朱陆合流的源头。而从理学与心学在心论上的根本分歧来看,真德秀始终严守了朱子知觉之心的基本立场,没有出现将心形上化与本体化,从而使心与性在本质上相同一的思想倾向。就此来说,其思想系统只能属于朱子学,并不具有心学的思想内容。

霅川之变与真德秀政治命运分析

霅川之变在南宋理宗朝引起了震惊,各派对此反应不一。真德秀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不顾性命为皇子竑鸣冤申屈。他的举动惹怒了权相史弥远,史弥远发动党羽对其进行弹劾,真德秀连落三官,最后回归浦城。他的政治命运受到了极大的打击。霅川之变是史弥远一手策划和实施的。这一事件真实地展现了权相专制、党争激烈、后宫预政的南宋后期政治。

论《宋元学案》对朱熹弟子的评价——以黄榦、辅广、陈淳、真德秀、魏了翁为例

《宋元学案》编纂者明确了黄榦作为朱熹道统继承人的思想史地位,肯定其阐发和传播朱子学的贡献,批判了持门户之见的朱陆末流。编纂者基于学术传承不问社会地位的纯粹学术态度,肯定辅广传承朱子学的贡献,并依据魏了翁本人的记述纠正了前人关于其师承记载的失误,确定了魏了翁与辅广的讲友关系。编纂者肯定陈淳在本体论、人性论、道德观、工夫论、异端论等方面对师说的阐发,同时指出其不免持门户之见而挑起朱陆两派之争端。黄宗羲受明末清初回归先秦原典的经学思潮影响,一反成说将以经学为主的魏了翁的学术成就和地位置于以理学为主的真德秀之上,肯定了魏了翁不迷信朱熹权威的实事求是精神。全祖望进而基于史家立场对真德秀的人品提出了非议。

宋代不孝行为及地方官员的应对——以真德秀为中心

弃养、侮辱、控告、虐待甚至谋杀祖父母、父母,是宋代社会较为常见的不孝行为。南宋名儒真德秀在处理、应对不孝行为时,除诉诸法律手段外,更多地运用劝谕、奖励孝行的方式。借助劝谕榜文,向民众传布孝养思想,是真德秀推行教化、砥砺风俗的重要手段。通过榜文的发布,使“孝”这一道德准则从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体的行为,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内化为一种观念、习惯。真德秀对割肉疗亲行为的奖励,更多的是基于对民间不孝现象的不满,希望通过扬“善”抑制不孝行为的发生,但并无法感化不孝子孙,反而使民众的孝养行为趋于异化。

真德秀评点中的公文本体论与文体论

真德秀《文章正宗》所收文章中公文所占的分量极大,而且在其评点中还隐含了大量的公文思想。它首先论述到了公文本体方面的各种问题。还论述了公文中主要文种的概念,并先后对“对”、“谏”、“论”等文体进行过全方位的考察,使后学者真正了解这些实用公文文体的特性。由真氏对“议论”这类公文文体的评语,可见其在公文文体理论史上的地位。真氏评点中的公文理论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宋代的劝农教农活动管窥——以真德秀《劝农文》为中心

宋代劝农政策在前代基础上形成定制,中央表现为劝农令和农书的颁行,在地方则是劝农文的颁布与传播。在南宋理学大兴的背景下,劝农文书写也受此学术风气的影响。真德秀作为朱熹之后重要的理学大家,其劝农文既包含以促进农事生产为核心的农业技术和经验,也具有以风俗教化为目的的理学道德秩序内容,反映了承袭朱熹劝农文内容的特质。尽管劝农文的实际作用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业新技术的传播途径,在思想教化上也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