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佛光寺塔坪新发现唐“没故和尚”经幢研究

2022年7月,佛光寺塔坪步道整修过程中,在杲公和尚塔东南方向发现一截经幢幢身。经幢八面,正面题额“奉为没故和尚造佛顶陀罗尼经幢”,第二面线刻“圣老人(文殊菩萨)见佛陀波利像”,第八面有“会昌二年”纪年。经研究,该经幢应为佛光寺僧众专门为“没故和尚”修建的一座墓幢,是目前五台山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经幢实物,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对唐代经幢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汉译密教观音经典的渊源与典型

观音经典是观音信仰的根本来源,是研究观音的主要依托。当我们关注汉传观音经典的时候,会发现汉译观音经典中带有丰富的密教元素。这种密教元素贯穿于观音信仰的各个方面,亦丰富的体现在观音经典之中,而这些密教观音经典的代表就是《大悲心陀罗尼经》,亦称为《大悲咒》。本文首先定义了观音经典的概念,在梳理现存观音经典的基础上,将观音经典总结为“一经独领、二经呼应、诸经支撑、伪经偕行”的观音经典体系。所谓“一经”为《普门品》;“二经”为《心经》《大悲咒》,而《大悲咒》则是非常典型的密教经典。因此,本文在第二部分尝试探索观音经典中的密教渊源,并将汉译观音经典中的密教传统追溯到了三国时期。观音在密教经典中的形象也从最开始的“边缘”人物,逐渐转变为密教修行的倡导者、维护者和实践者,并最终在唐朝时期逐步发展出观音特有的密教修行方式,这一标志性的代表就是出现了观音咒。第三部分,本文以最具有代表性的密教观音经典《大悲咒》为典型,尝试探究这部密教经典融入显宗信仰的缘由,并得出《大悲咒》神圣性与功利性的统一,是显教接纳密教观音经典的重要原因。

四川大邑药师岩新发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及相关问题讨论

通过与经文及敦煌相关图像的对比,确认大邑药师岩K7-2左侧的经变,应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其年代为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该铺经变是从敦煌传入蜀地后,为便于组合与雕刻而产生出的一种新的形式。该经变流传较少,与功能相同、供养简便的尊胜幢的大量流行有关。川渝地区唐末五代至宋初的石窟中有较多尊胜信仰的遗存,这些遗存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地狱救赎,与其他题材的造像组合出现,构成了现世、死后及来生不同阶段不同信仰需求的有机整体。而与同样担负地狱救赎的地藏信仰相关遗存的共同出现,显示出民众生前、死后均需地狱救赎,以达到地狱救赎"双重保障"的目的。

中英藏西夏文《圣曜母陀罗尼经》考略

《圣曜母陀罗尼经》是印度大乘密教经典,现存唐法成和宋法天两种汉文异译本,法天本为历代大藏经所收录。随着英藏、中国藏黑水城文献的刊布,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其传播情况提供了资料。黑水城等地出土文献中保存了多件西夏文《圣曜母陀罗尼经》。本文对英藏和中国藏西夏文《圣曜母陀罗尼经》进行了梳理、译释和考证,判定西夏文《圣曜母陀罗尼经》遗存情况;再结合法成本和法天本,探讨了西夏文本所依据的底本以及流行传播等情况。

房山石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其相关问题考论

在政权更迭频繁、多元文化交汇的背景之下,华北北部民间社会的佛顶尊胜信仰保持了很强的延续性;此信仰在辽中后期也影响到契丹贵族;辽代密教的渊源除了唐密,还包括杂密和直接来自印度的因素。辽中后期,汉族民众也为契丹统治者建造经幢祈福。这些都是中古时期不同文化交融互动和族群关系演进过程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敦煌莫高窟第320窟大方等陀罗尼经变考释

敦煌莫高窟第320窟南壁壁画题材不见于其他洞窟,一直未能定名。通壁壁画由中央说法会、下方宝池莲花化生、两侧莲茎和千佛三部分组成,论文认为这是依据北凉法众译《大方等陀罗尼经》绘制的一铺经变,宣传释迦说陀罗尼时幻现出的景观。《大方等陀罗尼经》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就十分流行,对中国佛教影响较大。第320窟大方等陀罗尼经变的发现,使敦煌石窟又增加了一种新经变。

成县大云寺石窟调查与研究

成县大云寺石窟部分唐、宋时期题壁、石刻文字尚存。寺内"汉永平十二年"刻字说明佛教很早就已传入今陇南市境内,"梁大同九年"刻字证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曾经在陇南境内兴盛及萧梁曾经统治陇南部分地方的史实。大云寺石窟开凿于北朝,创始于北魏的可能性最大,至隋唐时期已具有一定规模,"千佛"(遗迹)塑造于北朝至隋唐期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石幢立于中唐时期。"大云寺"之名始自唐代武则天时期,石窟主要表现佛教内容,也包括儒家、道教和社会历史内容。

汉译《法华经》陀罗尼译音所反映的韵母系统

利用汉译《法华经》三种不同时期的陀罗尼译音材料进行梵汉对勘,得出了三个时期大致的韵母系统,并得出了中古汉语语音的特点:1.重纽三四等韵有别,重纽三等韵对译顶音,可能有特殊的读音;2.二等韵和三等韵在对译上有相似之处,可能也有特殊的读音;3.《广韵》的一些韵,有合流的倾向;4.三等韵虽对译没有介音的梵音,但不表示其丢失i介音。

关于莫高窟第217窟南壁壁画的思考

莫高窟第217窟南壁的壁画,以前考证为法华经变,近年日本学者下野玲子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来比对这幅壁画,推翻了以前的法华经变的结论。但下野的考证仍存在很多问题,本文在检讨了诸多问题之后,认为这铺壁画既不是法华经变,也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壁画的主题仍须进一步探讨。

西夏文《圣广大宝楼阁善住妙秘密论王总持经》考释

对俄藏西夏文ИHB.No.5098佛经《圣广大宝楼阁善住妙秘密论王总持经》释读,首次刊布了该佛经的西夏文原文,通过与藏文、唐不空及唐菩提流志译本对勘,认为此经当参考藏汉文本译成。相对藏文本,西夏本佛经与不空、菩提流志两汉文本更为接近,行文风格与不空译《大宝广博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经》最为相似。

莫高窟第449窟东壁北侧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辨析

有学者提出莫高窟经变中的经架只出现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而且是判定《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特定标志,从而认为第449窟东壁门北有经架画面的《报父母恩重经变》应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本文对第449窟东壁门北是否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进行了辨析,并说明经变中的经架并非判别《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唯一标志。

莫高窟第217窟南壁经变新解

本文对敦煌莫高窟第217窟南壁一直被认为是《法华经变》的图像进行重新辨认,找出其佛经依据,并提出整个南壁内容应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新解释。

灵隐寺吴越国经幢短柱造像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相

叙录灵隐寺吴越国两经幢短柱所镌造像,与经文及其他相关佛教图像的比照,确定经幢主体造像(一级短柱造像)的依据为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造像可视作最为简化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相,是该经变相的晚期形态。造像性质的揭示亦明确了经幢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相的一种载体。

从写经题记看敦煌地区的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

敦煌写经题记作为记载写经者身份、写经时间、写经目的等内容的重要材料,其对分析和研究敦煌社会历史背景、各阶层民众生活及信仰心态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对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相关写经文献题记的整理与分析,可发现唐宋时期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在敦煌地区广泛流行,敦煌民众不仅抄写相关佛经,还举行相关仪轨活动。从敦煌写经题记所记录的情况来看,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具有信仰群体的广泛性、信仰动机的功利性以及与佛教其他信仰的交融性等特点。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西夏文佛经木雕版考论

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藏有6块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木雕版,其中4块为西夏文佛经木雕版。通过与西夏文献、敦煌文献以及房山石经的对勘,发现X-2023号佛经木雕版的内容为西夏文《佛说长寿经》,X-2025号、X-2026号以及X-2024号三块佛经木雕版的内容为西夏文《圣摩利天母总持》。

印刷术起源新论

通过对相关文物及论述的重新检视,提出韩国庆州佛国寺所出《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不可能刻印于朝鲜的,也不能作为朝鲜发明雕版印刷术的依据。根据唐代最早雕版印刷的陀罗尼经咒,可以推测出印刷术产生的时间上限为唐玄宗开元年间。印度瑜伽密教的入华及其在社会大众间的广泛传播,正是促使印刷术产生最重要的社会因素,并促成了在复制经咒时从分块捺印向整版雕印、从印制梵文向汉文的演变。

論《心經》版本的流變、書寫、信仰等問題兼及歐陽詢《心經》僞作的意義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簡稱《心經》,是佛教大乘般若類經典的精要。歷代《心經》翻譯版本甚多,其中以玄奘本流傳最廣。論文探究了早期般若類經典的傳入與《心經》流傳之關係,以及玄奘本廣遠流傳的原因。歷代書家在選取佛典作爲書寫文本時,較偏愛玄奘本《心經》,這涉及《心經》義理、信仰、書寫等多方面問題,亦是論文研究的關鍵。基于此,論文選對歐陽詢本《心經》作僞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

永泰寺铜钟考

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的永泰寺铜钟由清代山西巡抚苏克济捐资铸造,整体保存较为完好,具有较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文章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资料,梳理了铜钟曾经所处寺院永泰寺的历史情况,分析了铜钟与永泰寺之间的关系与变迁;对铜钟铭文进行了分析,指出铭文《大悲心陀罗尼》与其他版本的异同;对重要捐铸人苏克济的生平和任职经历等进行了介绍,对于捐铸人任职经历和铜钟捐铸时间、官职表述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初步探讨。

唐东都洛阳履道坊白居易宅院出土经幢研究

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53岁的白居易杭州刺史任期届满后，被皇帝召为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宦海沉浮多年的他，开始了“吏隐”生活，“老爱东都好寄身，足泉多竹少埃尘”，并于同年秋在洛阳购买了宅院。宅院位于履道坊西北隅，是“故散骑常侍杨凭宅”。此后白居易又短期外任。至大和三年（公元829年）。

成都百花潭锦江河道出土石经及相关问题研究

成都百花潭锦江河道出土石经为五代至北宋时期比丘尼正仪所造。石经上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咒、广大宝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根本真言、文殊菩萨五字真言等三种佛教咒语。其独特之处在于经文雕刻于石板的正面和顶面,而且"安于江中"。本文认为"破地狱"和"疾证菩提"思想在川渝地区的传播是这三种真言被糅合在同一石经上的信仰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