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弦乐Qing-Diao(《清调》)研究——贾国平音乐创作的观念、技术与文化

20世纪90年代,十二音创作技术与序列思维依然对中国作曲家的创作产生着影响。他们在借用这种思维与技巧进行创作的同时,亦采用了各种方式来阐释民族文化。贾国平的管弦乐Qing-Diao(《清调》)便是这样一部作品。其中,无论是从作品“标签化”的标题、对传统音乐素材的处理、作品中单声思维的观念,还是整体音乐语言的组织与陈述方式,无不显示出作曲家在传承中国民族文化过程中观念的形成与技术的创新。

腕踝针联合商调音乐在混合痔术后病人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腕踝针联合商调音乐对混合痔术后疼痛和相关并发症发生情况的影响。方法:选择2021年11月—2022年7月在我院肛肠科诊断为湿热下注型混合痔拟行混合痔外剥内扎术的114例病人,随机分为对照组、干预1组及干预2组各38例。对照组进行常规镇痛和中药换药、熏洗等常规护理;干预1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腕踝针治疗法;干预2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腕踝针与商调音乐疗法的联合治疗。于术后第3天、术后第5天采用视觉模拟疼痛评分(VAS)、Wexner便秘评分、便后出血评分、肛缘水肿评分评估病人的肛门疼痛、便秘、便后出血、肛缘水肿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干预1组及干预2组的术后VAS评分明显降低(P<0.05),首次排尿用时和尿流状况等排尿功能评分、Wexner便秘评分、术后便时出血评分及肛缘水肿评分明显降低(P<0.05),且干预2组术日、术后第3天、术后第5天VAS评分的改善优于干预1组(P<0.05),术后首次排尿时长、小腹状况评分及术后第3天Wexner便秘评分的改善优于干预1组(P<0.05)。结论:腕踝针联合商调音乐应用于混合痔术后病人,可减轻病人疼痛,改善术后便秘、便血、肛缘水肿等并发症,提高排尿功能。

“掉”的语义演变及语法化进程

基于语料库研究方法,文章从历时层面考察了“掉”的语义演变路径及语法化进程。语料分析发现,“掉”历经了古代汉语的语义扩大及现代汉语的语义缩小,语法化现象首次出现于宋代,至清代较为显著,在现代汉语中得到进一步凸显“。掉”在现代汉语中仍然存在语义滞留现象,语法化还不够彻底,处于后期加速阶段。

“以技为喻”释“雕龙”——《文心雕龙》书名再探

“以技为喻”是以百工技艺比譬文学创作的独特言说方式,是《文心雕龙》“象喻”批评最重要的分支与譬喻类型。《文心雕龙》书名中的“雕龙”一词,除与“雕龙奭”的典故相关外,亦是以雕龙技艺比类文学创作的“象喻”言说。在“以技为喻”视阈下考察,刘勰以《文心雕龙》命名其论文钜制,寄寓了三重意涵:一是借古代雕龙技艺渐趋繁复的历史演进以及“雕龙奭”典故的修辞指向,说明“雕缛成体”的文学规律;二是借雕龙技艺“金相玉式”“符采相胜”的审美经验,阐述“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文学理想;三是借“龙纹”沟通天人的媒介作用,确立文学“赞天地化育”之神圣功能。

刘勰文体论对《翰林论》的因革

《文心雕龙》文体论极大地受惠于李充《翰林论》所建构的关于各类文体的经典秩序、论文体例和简略评说;又充实、丰富、发展了《翰林论》“成文”“德音”“体要”等文体学思想,并探讨“深极骨髓”的文学根本问题,建构了完善的文学理论体系。其视野之开阔、思想之精深、方法之自觉、理论之完善远超出了李充论文水平。刘勰评《翰林论》“浅而寡要”大体合乎事实,“浅而寡要”之“浅”指精省浅近的措辞风格,未必贬辞;“寡要”为少要,亦并非完全否定判断。相较钟嵘贬之“疏而不切”,刘勰批评态度相对温和,且更公允。

当代《文心雕龙》研究的纯粹之作——评万奇、李金秋著《〈文心雕龙〉精义今释》

由万奇教授、李金秋编审主编,巴蜀书社出版的《〈文心雕龙〉精义今释》,是内蒙古《文心雕龙》研究团队推出的一部新著。本书精选《文心雕龙》中的二十五篇作为研究对象,由文原论、文体论、文术论与文评论四部分构成,以《文心雕龙》中的重要命题为线索,运用多种方法对《文心雕龙》精妙的批评理论进行了具有现代意义的阐释。论文立足于本书,从研究体例、研究精义、研究方法、研究团队、研究特色方面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介,并回顾了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历史、内蒙古“龙学”研究的传承及其对当代“龙学”研究的贡献,指出:本书的问世,彰显了《文心雕龙》的生命力与阐释力,为建构中国当代文论体系提供了一种楷式,必将推动内蒙古“龙学”研究进一步发展。

《文心雕龙》中语气词“也”“矣”“夫”的修辞认同功能——融合体认语言学的结构对称性研究

古汉语语气词的语义、句法等功能广受重视,但修辞功能尚未获得关注。借助新修辞学奠基人肯尼斯·伯克认同理论中的形式认同策略以及体认语言学中的对称性体认方式,论文分析了刘勰《文心雕龙》中使用数量最多的“也”“矣”“夫”。研究发现,反复出现的三大语气词均与对称结构紧密相关:“也”“矣”衬字足句,形成对称结构,使节奏协调工整;“夫”后可引出对偶、反问等对称结构,有力地激发了读者的参与。这三大语气词在对称结构中均拉近了作者与读者间的距离,促进了认同的实现。本研究为古汉语语气词提供了当代修辞学与体认语言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路径与方法。

石塘碉楼特征及其空间布局形式初探

在浙江温岭石塘的石屋聚落中分布着数量众多的碉楼,碉楼是聚落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探析碉楼特征及其空间布局形式对研究石塘聚落具有较大意义。对此,文章通过实地调研和测绘,观察石塘碉楼现状;同时结合文献资料,对比国内其他聚落的碉楼,分析总结石塘碉楼的特征,将碉楼分为纯防御性碉楼与宅碉一体碉楼,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石塘碉楼空间布局特征以及与聚落的关系。

《文心雕龙》与朱湘译诗美学

朱湘汲取《文心雕龙》中的诗学元素,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译诗美学。就翻译目标而言,朱湘译诗肩负复兴中国诗学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就译诗本质而言,诗歌翻译并非“字义”的简单对换,而“意境”的整体再现,实现诗学效果的对等转换。就译诗路径而言,诗歌翻译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朱湘译诗美学集文学性、接受性、科学性于一体,无论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翻译体系,还是指导诗歌翻译实践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王荆公体”特征新论

王安石晚期作品特别是绝句,在艺术表现和审美风格上最为成熟,以其独特的艺术风貌被称为“王荆公体”。这些作品奠定了宋调的基本特征,又与苏、黄诗有着不同的风貌。当苏、黄等人正将宋调特征推向极致的时候,王诗晚期绝句却在呈现宋调特征的同时表现出向唐诗复归的倾向。“王荆公体”的独特风貌主要表现为精丽圆熟、生新工巧的语言特征,秀丽密集、轻灵明快的意象特征,清新淡远、空灵明净的意境特征,含蓄蕴藉、深婉曲折的风格特征。

昆腔研究(四)

昆腔,与高腔并为南北曲腔两大宗,自明中叶至清中叶曾达到当时的民族艺术的高峰,在我国民族戏剧音乐史上始终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昆腔在“韵”“板”“腔”“调”四个方面皆有其特点。

关于《文心雕龙》中“博徒”一词的理解问题

“博徒”是一个偏正词组,中心词是“徒”,“博”字为修饰语。表示“局戏”的“簙”字,在古代典籍中大多写成“博”字,但只是音借,而非义借。如果“博”字是义借,就与表示“局戏”的“簙”为通假关系。如果把“博徒”的“博”字理解成“局戏”之意,就是借用了“簙”字的本义,其实这是一种误读。我们的“龙学”家把《文心雕龙》中的“博徒”理解成“局戏”之徒,由此将“博徒”引申理解为“赌徒”“贱者”“卑贱”“低下”等贬词,这是受了汉儒的影响,而忽略了“博”字的本义。“龙学”家既看到了刘勰在《辨骚》篇对楚骚的高度评价,又习惯于前人对“博徒”一词的误解,陷入了一个矛盾圈而不能自拔,笔者觉得只有通过训诂学才能跳得出这个矛盾圈。

陆侃如“龙学”的思想倾向

关于刘勰对现实主义的态度,部分《文心雕龙》研究者浅尝辄止地表述了其肯定倾向,陆侃如则从“情”“志”“物”三者的关系入手进一步阐述了文学创作的主客观统一性与文学作品的认识性。关于刘勰对于浪漫主义的态度,文艺理论界众说纷纭,在此基础上,陆侃如阐述了刘勰对于积极浪漫主义的肯定,同时给出了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创作边界,提出形式要依附于内容,文辞要传达真挚的思想。

清代以来《文心雕龙·通变》研究文献考论

文章通过对清代以来《文心雕龙》译注本的考察,着重研究了纪昀、范文澜、周振甫、牟世金和陆侃如、黄侃、刘永济、马宏山、张长青和张会恩、童庆炳、黄叔琳等人对《文心雕龙·通变》篇所作的解读,对于其中一些观点不一致、不明晰之处进行对比分析,并从当代文学的视域出发,试为当代文学之“通变”作出一个合理的阐释。

杨慎批点《文心雕龙》考

杨慎是明中期重要文人,在明代文坛有很大的影响力。作为《文心雕龙》明代的首个批点本,杨慎批点本反映出杨慎本人乃至明代文学风向之转变,并开启了明代《文心雕龙》评点的潮流,这对明朝中后期的诸多文学流派借鉴、继踵六朝之风均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前人对批点本成书时间并无深入研究,忽略了杨慎其他著作中对批点本的征引及杨慎生平经历中存在的确定撰作时间的线索。考证可知,杨慎批点《文心雕龙》在嘉靖四年,这展现了杨慎与张含文学交往的一个侧面,印证了杨慎文学研究重心自先秦两汉至六朝的转变,以及其强调“情”的价值、将风雅传统与六朝绮靡风格进行弥合的尝试。

И.С.李谢维奇对《文心雕龙》的术语学解读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伊·萨·李谢维奇于1979年出版专著《古代与中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思想》,选择中国古代文论最重要的概念或范畴,在书中进行了追根溯源的探析和阐释。他的这些论述,很多是以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概念术语为例,因此本文将他对《文心雕龙》中的“道”“德”“文”“气”“志”“心”“风”“风骨”等基本概念的论述加以归纳,供国内外“龙学”界及中华学术著作外译界同仁参考。

“和”文化与美学意蕴——以《文心雕龙》为中心

《文心雕龙》作为中国文学中的一部经典文论,全书贯穿着“和”文化的美学意蕴。就谋篇布局的技法层面,文中运用“唯务折衷”的方法进行话语建构。就语言修辞的形式层面,调节声律、对偶、用字等创作技巧使文章展现匀称、平衡的特点。就审美追求的意蕴层面,彰显“温柔敦厚”的创作风貌和审美特征。“和”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华民族的致思趋向与价值取向,对中国文化体系以及文化心理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清代滇籍学人许印芳批评《文心雕龙·乐府》篇论析

许印芳(1838-1901),字茚山(一字麟篆),云南石屏人。他对我国古代诗歌创作及诗歌理论有精深的研究,他的代表性著作《诗法萃编》是清代云南地方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一部文艺理论著作。在《诗法萃编》中,许印芳以跋文的形式,对《文心雕龙·乐府》篇展开批评,内容浓缩、言约而义丰、直捷要妙,他所阐释的独到的见解,颇有精妙之处,自有意味。但也存在新论与误读瑕瑜互见,并暴露出某些问题,如对“俗乐”的阐释过于宽泛,忽略了刘勰乐府观形成的时代背景,导致对刘勰乐府观的认识不够公允,可商榷之处颇多等。

刘勰与元好问创作观的相似性析微——以《文心雕龙》和《论诗三十首》为考察中心

刘勰与元好问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文心雕龙》与《论诗三十首》亦震古烁今。生逢朝代更迭之际,二人皆有匡正文风之心,创作观亦存在相似之处。一则刘勰“修辞立其诚”观与元好问“以诚为本”观皆对创作者的道德、情感作出要求;二则刘勰重道和宗经,元好问明辨正体和伪体,二人皆推崇合乎中庸的“雅正”风尚;三则刘勰与元好问皆力主骨峻风清、刚劲健直的“风骨”之美。使用联系与比较的方法探讨跨文体、跨时代的文论观,对刘勰研究、元好问研究及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皆有参考意义。

郭濬《增定评注唐诗正声》体例及其“平调”观述论

明末郭濬所编的《增定评注唐诗正声》,参考了唐汝询《汇集唐诗十集》合编明代具有影响力的唐诗选集的做法,将高棅《唐诗品汇》、李攀龙《唐诗选》两种唐诗选本用新的体例进行合编,且将李《选》独选的篇目及郭濬自认为属于唐诗“正声”而高、李二人漏选的篇目增入。注释及评语方面,高棅《唐诗正声》原编收录评语计27家,以唐宋间最多。而郭濬本精选评语23家,以明代评语最多,高氏所收评语大多汰去。此外,郭濬又将高、李两种选本中属于“平调”的诗作别编为附录,附于每卷之后。选诗的增删和评语的辑选,体现了郭氏作为晚明唐诗选家有别于明代前期以高棅、李攀龙为代表的审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