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信仰何以可能--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及其现实性重建

与宗教信仰相对立,康德试图要在主体自身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起对道德的信仰。主体自身"纯粹的实践理性"是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但是,"纯粹的实践理性"存在着现代性道德困境,如果不能化解这一悖论,那么"道德"就难以成为理性存在者的普遍信仰。为此,康德试图以制度公正作为现实中的上帝来确保建立"善恶因果联系"的理性法则。因此,康德的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包括个体的道德理性和制度的道德理性两个方面。尽管由于康德的矛盾心态和他所处的社会现实,他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实践哲学最终是不彻底的。但康德的意义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把对道德信仰的思考从"纯粹的实践理性"导向更加理性和成熟的"实践的理性"。

从《拉摩的侄儿》看狄德罗对启蒙伦理的认识

在《拉摩的侄儿》这部小说中,狄德罗通过对拉摩的侄儿这一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他对启蒙伦理的反思。狄德罗虽然反对“拉摩的侄儿”的处世原则,但又无法有力地反驳他,反映了启蒙运动的局限以及狄德罗能够意识这种局限但又无法克服的内心矛盾。

人性追寻的对立与互补——美国文学人文主题解读

美国文学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人文红线,即人性追寻主题。从《红字》《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老人与海》三部不同时代的代表作品剖析人性追寻这一人文主题的具体体现——理性与原欲、信仰的对立与互补。对立与互补在这三部作品中分别体现为:原欲与理性的角逐,人道、道德与宗教三者合而为一,理性与信仰的对立统一。通过对三部作品人文主题的深层剖析,从而揭露美国文学人文关怀的根本特征。

“道德信仰”还是“好人的信仰”?——康德道德信仰学说的悖谬推理及其有效性

康德伦理学始于道德法则,终于“道德信仰”;他用宗教辅助道德,又用道德为宗教辩护。在对信仰所做的“道德论证”中,康德运用了悖谬推理的方法,即从至善如若不可能将导致实践悖论出发,推论出保障至善实现的一些信仰对象。这个“道德论证”向来为人所诟病,不仅由于其中包含某些逻辑矛盾,也由于其结论令人失望。“道德论证”所推论出的“道德信仰”不过是道德的副产品,被私人化为纯粹的个人选择,甚至是“好人的信仰”。这恐怕与康德“为信仰留地盘”的初衷相悖,没有证成信仰,反倒促成了不信。

儒家知行学说的特点与问题

与西方哲学相比,儒家的知行学说表现出一些特点,如在道德的能力根据方面并不偏执理性或情感一方,而是考虑到心与情的关系;以道义性的"气"作为从知到行的助力因素等。不过它的"知"的概念具有伦理与认知的双义性,未能将"知识"与"信念"区分开来,甚至没有产生"信念"这一概念,并且未能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相分离等,这些造成了它在学理上的一些不足,以及相应地带来一些诸如"知识"与"道德"不分的结果。此外,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可说是预设了一种"君子国",即人性是善的。它在以下两方面的根本问题上未予考虑:一是人的权利问题,二是对于人性恶的方面的防范。因而,这种"君子国"的预设使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人权与法治等重要领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