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痹中医古籍证据的评价、推荐及辨证规律研究

目的:运用中医古籍证据评价方法对中医古籍中治疗胸痹的方剂证据进行系统评价和推荐,并总结其辨证规律。方法:文献来自第5版《中华医典》及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开发的“国医典藏”数据库。对1911年(包括1911年)以前治疗胸痹的古方进行收集、筛选,应用《中医古籍防治证据评价分级量表》(胸痹)进行评价与分级,用拟定的推荐标准进行证据推荐。结果:最终纳入155条治疗胸痹的中医古籍证据,其中31条证据被评价为高等级证据,65条证据被评为中等级证据,59条证据被评为低等级证据。遵循“以方测证”思维方法,可得胸痹的证型为寒凝心脉(34.19%)、气滞心脉(23.87%)、瘀血痹阻(16.13%)、痰浊凝滞(9.68%)、心阳不足(5.81%)、心气不足(4.52%)、心阴亏虚(3.87%)及心阳痹阻(1.94%)。源自《金匮要略》的人参汤、茯苓杏仁甘草汤、瓜蒌薤白半夏汤、枳实薤白桂枝汤、瓜蒌薤白白酒汤,《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苏合香丸、失笑散,《正体类要》的归脾汤8条古籍证据进行强推荐,乌头赤石脂丸、丹参饮、血府逐瘀汤、橘枳姜汤4条古籍证据进行弱推荐,其他古籍证据暂不推荐。结论:《金匮要略》是治疗胸痹的经典古籍,具有完备的辨证论治体系;化痰法和活血法是治疗胸痹的基本治法,瓜蒌薤白三方、血府逐瘀汤等是治疗胸痹的重要方剂。

桥本甲状腺炎中医辨证分型标准的建立及证型分布规律

目的探讨桥本氏甲状腺炎(Hashimoto′s thyroiditis,HT)中医辨证标准的建立及证型分布规律。方法以文献研究为基础,结合专家意见,初步确定30项证候要素,选取2020年6月—2021年3月期间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中医外科门诊就诊的桥本甲状腺炎患者,通过收集患者四诊信息,运用SPSS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和聚类分析,咨询该领域经验丰富、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的8位专家,最终确定桥本甲状腺炎中医辨证分型标准的建立及证型分布规律。结果通过证候要素频数分析、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经该领域专家咨询,得出桥本甲状腺炎辨证分型标准四型:肝郁脾虚证(32.50%)、痰瘀互结证(25.63%)、脾肾阳虚证(30.63%)、阴虚火旺证(11.25%)。结论通过研究分析桥本甲状腺炎辨证分型的四个证型:肝郁脾虚证、痰瘀互结证、脾肾阳虚证、阴虚火旺证,确立了桥本甲状腺炎中医临床分型标准,为桥本甲状腺炎的临床辨证论治提供了依据。

碳中和时代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新样态及其规则完善

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批准了《巴黎协定》第六条全球碳市场规则框架,标志着国际气候法律制度进入新阶段,全球气候治理进入“行动转向”的碳中和时代,这一治理特点也得到沙姆沙伊赫气候大会的进一步确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指引气候行动并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核心原则,其发展可归为两个阶段:一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下的“南北国家二分法”阶段,二是《巴黎协定》及实施细则下的“国家自主贡献”阶段。为了促进碳中和目标实现,鼓励更多主体参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趋向灵活性、程序性、动态性的同时,也引发了内涵模糊、属性不明、制度缺陷等问题。基于“原则—规则”理论,碳中和时代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重释其内涵,调适其实施标准,建构其保障制度。在此问题上,我国应当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坚持捍卫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及其法律属性,加快《应对气候变化法》的立法进程并完善碳市场规则,助力实现碳中和目标。

论非法电子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路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至关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在司法中的适用直接关系到诉讼程序及诉讼结果的公正性。电子证据作为法定证据类型,应当属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然而,目前我国非法电子证据排除存在缺少明确法律规定、缺少非法电子证据认定及排除标准、电子证据合法性审查效果欠佳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进一步完善非法电子证据排除规则,需要以立法形式将电子证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针对不同类型的电子证据设置不同的排除标准,并发布指导性案例以引导刑事司法实践。

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功能及其实现

只有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功能进行正确定位并使其实现,才能更好地促进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完善。从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加强、证据制度的主要内容、司法证明的发展趋势等方面来看,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应以防止冤案为主要功能,以保障程序公正、社会公德、社会关系的稳定性等重要利益作为次要功能。为实现上述功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对现有证据能力规则进行梳理和完善;在把握证明规律和经验法则的基础上合理创设证据推理规则,并使之保持必要的灵活性;对证明标准进行更为精细化的界定,增强其可操作性;对包括举证方式和范围、被告人讯问规则、证人询问规则、新类型证据质证规则等在内的举证质证规则进行完善。

规范医疗文书是适应法律规则的基本要求

医疗法治的进步和法律规则的变化,对医疗工作和医疗行为提出了更高要求。医疗文书具有重要的医学价值和法律意义,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需要依法规范医疗文书。

隐结构分析与西医疾病的辨证分型(Ⅲ):辨证规则的建立

目的:通过使用隐树模型对症状数据进行分析,为西医疾病的辨证分型提供证据,初步建立辨证分型方案和辨证规则。方法:本文为一个文章系列的第3篇,前两篇论文探讨了通过分析症状数据为辨证分型提供证据的基本原理,展示了隐树分析可以系统地揭示数据不同侧面,并且提出基于数个相关侧面对患者群进行综合聚类,获得辨证分型方案。本文以综合聚类的结果为出发点,提出一种建立辨证分型规则的方法。结果:使用该法对一组血管源性轻度认知障碍数据进行研究,获得辨证分型方案和相应的辨证规则。结论:通过一系列文章构建一套研究西医疾病之辨证分型的完整方法,遵循该法以从疾病患者群的症状数据出发,最终得到辨证分型方案和辨证规则。

家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反思与重构

家事诉讼具有公益与私益、法律与伦理复合的特点,注重对于案件客观真实的追求,使其与以财产纠纷为主的普通民事诉讼具有不同的诉讼理念。家事诉讼应采纳限制的辩论主义审理原则,该原则支配下的证据规则亦应独立于普通民事诉讼。目前我国相关实践中两种证据规则在适用上并无二致,导致家事诉讼目的难以有效实现。限制的辩论主义原则在尊重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和处分权的基础上,强调法院的职权行使,认为法院在事实主张和证据收集方面可以不受当事人诉讼行为的限制,促使当事人和法院之间相互协力。除家事身份类案件无法适用主观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外,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在家事案件中亦可适用。有鉴于此,应当区分家事案件类型,建构以高度盖然性为基准、以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和优势证据标准为辅助的多元化证明标准体系。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据规则:检讨与重构

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制度中无论是原则性的证据规则还是具体性的证据规则都存在很多问题,严重影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实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予以确认,但是对其涉及的特殊性的证据规则鲜有涉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证明标准应采取定罪证明标准与量刑标准相互区分的双阶标准,以充分体现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特殊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具体性证据规则,包括侦查阶段重点重构有关保障认罪自愿性的取证规则;起诉阶段的具体性证据规则突出认罪认罚的量刑合意证据规则;审判阶段的具体性证据规则要体现事实审查和自愿性认罪的双审查具体性证据核查规则以及认罪撤回的证据规则。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据规则的立法路径上,必须考虑中国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要求,将证据性规则与程序性规则,将实体性证据规则与程序性证据规则有机统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文本中。

医保药品支付标准中的差比价规适用分析

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大背景下,科学合理地制定医保药品支付标准是改革成功的重点。本文在研究药品定价中差比价规则应用的基础上,探讨运用差比价规则制定支付标准的适用方案,以期为制定我国民营医院和社会药店医保药品支付标准提供参考依据,有效实现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全方位控费目标。

论民事诉讼之证明标准

从"客观事实"、"法律事实"到"盖然性"证明标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随着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而不断完善。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证明标准进行了界定,但这个界定并不是非常明确,降低了其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为解决实践操作中的困难,应选择"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并在实践过程中对证明标准的适用进行必要的限制。

论公共行政中的证据规则

证据是公共行政的事实根据 ,证据规则是公共行政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离开了证据规则 ,公共行政就会成为野蛮行政。公共行政中的证据规则根本不同于行政诉讼证据规则。通过总结我国现行立法中有关公共行政的证据规则 ,分析了现行规则的缺失与不足 。

美国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的分析与借鉴

为深入理解美国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的内涵和要求,结合经典判例与成文法规定,对美国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分析认为:可采性标准从Frye标准之机械的"普遍接受"原则,历经《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和Daubert规则,逐渐发展成为法官依据法律原则对可采性进行自由裁量;法官以科学的经验性为哲学基础进行自由裁量,是判别科学证据可靠性与科学性的发展趋势;借鉴美国的历史经验,中国的鉴定意见可采性制度可以从可采性判断的程序设置、深入实质进行审查判断、加强司法领域与各领域联系3个方面加以完善。

论私法与公法的区分标准

私法与公法区分标准的确定应当从研究市民社会的理论入手,并以家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这三者的关系为基础。根据法律的调整对象是否为非国家统治关系,可将私法与公法区分开来。这种区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私法观。对于今日中国的民法法典化而言,这种新的私法观有助于将未来的民法典建成宏伟大厦,而不是将其弄成"三根棒棒";对于民法的理论研究而言,这种新的私法观有助于丰富现有的民法理论,使其更加充实和丰满。

论证明的协调性

“协调性”所蕴含的本质特征包括:匹配性、一致性、完整闭合性和动态性方面。协调作为高级表现形式的价值理由在于协调不存在对立价值。协调是平衡诸价值的价值,即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其他价值正是通过相互协调升华为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证据群作为证据通往事实的中间环节而存在,它构成相对于单个证据更高阶的证据层面,同时又低位于最终事实,用以解决证据组合问题的一种中介性工具。证据规则的协调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证据规则与证明事实相协调与否;二是证据规则之间相协调与否。

欧盟反倾销调查不同阶段关于产业损害认定的法律标准及证据规则

根据欧盟现有的反倾销立法及其实践,欧盟反倾销产业损害认定能否成立大致可以分成立案审查阶段、初裁前调查阶段、终裁前后续调查阶段和复审阶段等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中,欧盟反倾销调查机构关于损害认定的法律标准的侧重点各不相同,而且在利害关系方证据材料的要求方面各具不同特点。欧盟产业损害调查各阶段法律标准和证据规则侧重点不同的做法并没有违反WTO《反倾销协定》之原则和精神,欧盟反倾销调查各阶段产业损害认定采用不同标准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于检察机关非法证据排除权限的规定是适当的。我国审判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应当被设定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非法证据承担一定举证责任,以避免被告人任意提起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只承担提供证据责任,提供的证据使法官对证据的合法性产生合理怀疑即可。而控诉方应当对证据的合法性承担说服责任,证明标准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当控诉方未能证明其证据为合法所得或证明未达到证明标准时,法官应当推定该证据系非法手段所得,并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该证据予以排除。从我国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来看,应当赋予被告方就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独立地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的权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全面有效实施,还需要相关制度予以配合。

古代保辜制度与当今人身伤害鉴定

保辜制度作为我国古代独特的一项法律制度,从历史文献中探究其基本内容、起源与流变、制度背后的法律思想以及法律功效,尤其是结合我国当前人身伤害案件的司法和鉴定实践中存在的诸如司法鉴定时机、时限与司法机关办案期限、羁押期限之间的冲突,损害后果与涉案行为之间因果关系重要性认识不足,被害人的民事权利难以得到切实保障等现实问题进行针对性分析更具有制度意义。借鉴保辜制度的立法思想,能够有效地改良当前的法律移植活动,完善我国人身伤害司法鉴定制度,提高鉴定技术,尤其是区别化地对待刑民事案件,解决疑罪案件的民事赔偿等问题。

从中美比较法视角检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程序性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源于美国法制,我国新近《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之立法难免受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影响。本文以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为视角,考察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关于证据排除的适用阶段、启动程序、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以及救济程序等程序性规定的立法内容,以期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相关内容进行准确认识和解读,并探求我国语境下应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而谋求对其改进与完善之道。

新规则下的医疗文书应对要略

医疗法治的进步和法律规则的变化,对医疗工作和医疗行为提出了更高要求。医疗文书具有重要的医学价值和法律意义,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需要依法规范医疗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