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规制的场景、困境与进路:作为法治场域的元宇宙

元宇宙是数字规制的新场景,相关参与场景和产品应用的广泛性决定了元宇宙风险丛生、亟待治理。元宇宙治理面临伦理治理困境,具体体现在主体性、算法正义、数据伦理等方面,这些也是数字规制的难题,在人工智能等运用场景也有显现。由于技术基础设施发展、传统法律监管滞后、数字货币监管缺位等客观情况,元宇宙法律监管也面临挑战,针对元宇宙的治理困境进行规则设计具有必要性。设计进路方面,元宇宙治理的相关规则应当以元宇宙的技术特征为底座,以算法和数据规制为抓手,以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互动为方案,在国内法治、涉外法治和国际法治等不同层面确保元宇宙治理规则的宽覆盖、高效力与体系化。数字规制在确保实现人的价值的同时,需要推动数字经济和数字法治的发展。

数字司法的法治边界

随着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现代司法发生了基础上的底层变革,在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数字司法创新,演绎出数字司法的时代逻辑,形成了新型的数字司法运行机制,使得司法质效获得了空前提升。然而,数字司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风险,需要在司法能动与司法谦抑、数据业务与数字正义、数字技术与法治人文上进行恰当的“三重”平衡,从而确立数字法治理念,推进司法制度变革,厘定数字正义原则,构建数字正当程序,实现数字司法的形态转型和迭代升级,进而绘就数字法治的“中国图景”。

论新质生产力基础上的“新质民主”与“新质法治”的辩证统一

从分析“新质生产力”的性质、内涵、特征、构成要素及意义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可以明确提出“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和发展可能引起“新质生产关系”的形成,继而通过“新质经济基础”推动上层建筑朝着“新质上层建筑”转变的重大法理判断。“新质生产力”所引发的社会变革是客观规律,民主与法治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会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呈现“新质民主”与“新质法治”的特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质民主”的重要标志,而数字法治、涉外法治构成了“新质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学界要及早规划、超前研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可能引发的包含了民主与法治等要素在内的上层建筑可能发生的深远影响,从法理上进行深入分析并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

数字政府视阈下的算法行政:兴起、风险与法治纠偏

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目标的确立,算法技术嵌入行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是算法在促进行政的同时,也带来了法治价值失序的隐忧。算法基于海量数据运算配置社会资源,辅助甚至独立作出行政行为,或许将会成为行政权行使的中枢性力量。但是,过度依赖算法可能导致强调技术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算法技术本身所带的内生性风险与算法应用中潜在的风险,暗含着行政权力的“技术延伸”和公民权利被侵蚀的隐患,算法行政遭受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诘难,数字政府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面临耦合困境。为防范算法行政异化风险,政府的数字化必须与法治化同步建设,警惕技术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观念,并从算法的创制、适用以及事后追责的各阶段构建起算法行政的合法性约束机制,避免“权力—权利”格局的失衡,从而促进政府数字化建设和法治化建设的深度融合。

数字时代图书馆法治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五维审思

图书馆是文化资源的储存库和提取库,担负着凝聚民族亲和力与团结力的历史使命。数字时代《公共图书馆法》及其相关法律为数字化法治化图书馆的设立、运行及服务等提供了规范依据,呈现出布局时空、内驱外引、业态迭新、为民服务的发展优势。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印发《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指出要大力推动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数字化发展,加快线上线下服务融合。图书馆所蕴含的文化、教育、开放、共享等价值理念成为人民实现和平与发展的精神品格,有助于保障人民公共利益权利,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资源获取的美好期待,有助于团结全体人民智慧共建人类文明共同体。

公共数据开放的逻辑意蕴:现状考察、问题检视与法治进路

[目的/意义]数字法治政府是与数字中国、数字社会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新样态。数据要素已成为数字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公共数据开放则是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议题。[方法/过程]文章选取中央及浙江、山东、贵州、广东、四川、福建、广西、海南、江西、江苏10个省份的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作为研究样本,对当前我国公共数据开放法规政策体系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检视数据开放中存在的问题。[结果/结论]研究发现,我国公共数据开放存在内涵边界存在不确定性、法规政策体系存在缺口、行政法治制度供给欠缺、公民数据权利保障机制尚未成熟等问题。为此,应明确公共数据概念界定和权属性质、完善公共数据开放法规政策体系、建构公共数据开放行政法治秩序、健全公民数据权利保障体制机制,进而将公共数据开放融入法治轨道之中。

数字法治时代背景下复合型人才培养研究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法治作为现代法治的新形态,对法律职业的影响日益显著。数字法治通过数据驱动、技术赋能、平台化管理和智能化服务等特征,正在重塑法律实践的时空场景、方法手段及功能作用。在此背景下,复合型法治人才的培养成为法学教育的重要任务。通过跨学科课程体系的构建、复合型师资队伍的培育、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以及国际化培养途径的探索,培养具备法律专业知识与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的复合型法治人才,以适应数字法治时代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意蕴·藩篱·突破:数字法治时代视角下面向未来的复合型法治人才培养

在数字法治建设背景下,复合型法治人才培养是法学教育的核心使命。如何进一步创新与改革传统法治人才培养,培养面向数字法治的复合型法治人才,更好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实现,是当代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必须思考和回应的重大课题。从数字法治时代视角出发,以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为研究主体,以“意蕴、藩篱、突破”思路探究面向数字法治时代的复合型法治人才培养路径,为新时代复合型法治人才培养提供有益参考。

教育法典中数字教育规范图景及其实现

新时代,教育立法的核心任务是提升立法品质、实现良法善治,随着教育法典编纂工作被列入立法计划,教育法法典化研究受到广泛关注。面临数字社会快速发展新形态,数字教育新问题日益凸显,数字技术的应用为传统的教育模式带来一系列新挑战,现阶段的数字教育法律体系难以满足数字教育治理的迫切需求,数字背景下的高质量教育立法显得至关重要。将数字教育规范深度融入教育法典之中,应当成为法典编纂设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编纂教育法典的系统性工程中,遵循数字教育规范进路,以数字教育法律原则、数字教育主体规范、数字教育行为规范和数字教育技术规范为基础,充分补充、调整和升级相关数字教育法律规范,形成以数字教育法律原则为统领的数字教育法律规范图景,为教育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中国数字法学研究的奠基与深拓(2018-2023)

从研究热度、人员规模以及成果产出看,数字法学已成为当前我国法学研究的热点,并从基本范畴、基础理论、司法实践、学科建设等方面,促进了现代法学的全方位革新。理论上,数字法学从法理学和部门法两方面,提出和构建了法学新问题、新理念、新价值和新方法;实践中,数字法学秉持新文科建设要求,高度重视数字技术在法的运行全过程中的运用,努力构建新兴交叉学科。当下,我国数字法学研究具有理论的横断性、内容的创新性、方法的交叉性和视域的国际性等特征,但也存在两方面的不足:因忽视法学基础理论与范畴而招致“制造学术泡沫”批判,交叉研究有待深入融合各学科话语体系。当下的数字法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三阶段”特征,为助力数字法学研究实现阶段跃升,应继续重视法学基础问题研究,以实现科学创新,从实践立场发掘数字法学的新问题与新对策,以及兼顾数字法学研究的立法立场和司法立场。

数字经济地方立法的统一与差异

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地方立法发展迅速,已形成综合立法和专门立法两大类型,对其可从立法名称、立法地域、立法时间、立法宗旨、立法内容、促进手段等进行多维比较,从而梳理其中存在的统一与差异。在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国家政策之间,以及地方立法相互之间,都存在统一与差异问题,应在法治框架下,分析需要推进的统一,以及应当允许保留的差异,由此有助于理解地方立法相关制度安排的共性与个性、必要性与可行性、合理性与合法性等问题,从而在求同与存异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数字经济领域的地方立法,推动公平竞争和统一大市场建设,进而为国家立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并为推动整体数字经济领域的良法善治、提炼数字经济的立法理论和法治理论奠定基础。

论自动化行政中相对人权利的保护

为适应时代发展,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质量,政府主动在公共行政领域引入数字技术,“自动化行政”应运而生。自动化行政在提升办理行政业务便捷性的同时,因法律语言与机器语言无法完全对应、自动化行政领域的立法欠缺、算法黑箱、算法运算的瞬时性及模型训练的海量数据需求、算法歧视等因素,侵害了相对人的知情权、陈述申辩权和听证权的行使,使个人信息权与平等权的保护面临困境。现阶段可考虑通过完善行政实体法与程序法规制自动化行政,设置基本程序要求并细化各类自动化行政的程序来规范执法流程,优化事后救济制度来推进自动化行政在法治轨道上发展,实现自动化行政中相对人权利的全方位保障。

数字时代我国可持续金融融入ESG体系的法治路径

ESG(环境、社会、治理)体系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以强大的信息供给能力满足了资本市场各类主体对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的紧迫需求,从而成为当下各国金融发展的基本范式。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积极融入ESG体系不仅是我国可持续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是加快解决我国可持续金融发展面临的标准缺乏、信息不对称、“漂绿”现象严重等问题的重要途径。以法治引导和规范可持续金融融入ESG体系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应在深刻理解和把握ESG国际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以完善可持续金融法制为根本,以增强透明度为核心,以提升披露和管理能力为保障,促进我国可持续金融在ESG理念与数字时代交融背景下获得高质量发展。

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治维度及展开

自2015年“互联网+”行动计划以来,近十年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以互联网平台为组织体,以“数据、算法、算力”为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给现有治理结构和机制带来了诸多挑战。为保障和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构建多维立体的法治体系,以规范数字经济有序发展为基线,以支持其高质量创新发展为主线。在监管方面,应坚持分类分级原则,以常态化监管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监管效率;在立法方面,健全市场经济法律法规体系,以科学立法引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司法方面,适用动态竞争观审慎规制各类尚待观察的数字经济活动,以公正司法保障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市场上的公平竞争;在合规方面,构建政府主导,企业、社会、行业协会与消费者及其组织参与的多元共治体系,以促进企业合规管理的引导与激励。

数字赋能基层治理法治化:模式嬗变与机制设计

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也是法治中国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基层治理法治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助推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稳步提升。基于对数字赋能基层治理法治化的优势、目标和机遇进行的系统化探讨,可以发现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基层治理能够实现向源头治理与融合治理的模式嬗变,而基层司法所应当在数字科技发展的环境下发挥牵头治理的作用。结合数字技术助力乡村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在全面解析数字赋能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优势和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提出的包括观念培育、技术配套、风险防范和人才培养等四大方面的机制设计,能够助推数字技术在乡村基层治理中焕发新的活力,使其在优化基层治理水平的同时提高推动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效率和质量。

新文科视域下法律史研究的法学化论纲

作为法学学科体系中一门特征明显的交叉学科,法律史学可成为新文科理论与实践改革的优质素材,新文科理念的融入可有效提高法律史研究的科学性。法律史专业在国内法学院中的边缘化处境,不利于满足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要求。法律史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要素与法律实践较为脱节;同时,其研究成果的碎片化和表象化等倾向,严重影响法律史研究的科学发展及研究共同体的形成与稳固,也就难以形成能够反映中国风格与气派的学术研究成果,削弱我国法律文化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认识新文科之于法律史研究的总体意义,并以新文科为标尺,检视当下法律史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把新文科作为促进法律史研究法学化的重要抓手,探索其着力发展的具体路径,切实推动具有自主性的中国法律史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学科价值。

数字营商环境国际评价体系与中国法治化实践

当前,中国已明确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作为营商环境建设的基本要求。进入数字化时代,世界银行开创性地将“数字技术指数”设置为《宜商环境报告》跨领域评价指标,将数字立法融入各一级指标测评。这些动向表明,经济体营商环境的数字化、法治化水平已成为营商环境国际评价体系的重点评价环节。尽管中国数字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成果丰硕,但是在对标以宜商环境数字指数、数字营商指数等为代表的数字营商环境国际评价体系指标上仍有不足,尚需提升数据治理法治化、平台治理法治化、数字市场监管法治化和立法数字化能力。为此,中国应以完善数据治理规则为核心,加快数据治理法治化进程;以数字平台融合建设为重点,提升平台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以激发数字市场竞争活力为要义,推动监管数字化转型;以建立数字法治体系为目标,加快数字立法进程,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数字时代基于数字能力提升的权利实现进路研究

网络化、智能化和数字化导致数字时代权利实现的条件发生深刻变革。权利义务实现的场景重建、公民自由受到限制、社会参与和司法救济能力的差异是数字时代权利实现的系统性挑战。在数字时代,实现从自然公民向数字公民转型,保障数字权利的实现,不仅需要自然人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更需要从法律层面强调数字能力的概念。基于此,为了回应数字时代权利实现的复杂境遇,需要培养和提升公民相应的数字能力,强化数字权利的制度保障。这就需要从塑造数字公民精神、提升公民数字能力、完善数字权利实现的制度保障、提供畅通的权利救济渠道四个方面入手,探索基于数字能力提升的权利实现的法治化策略。

12345平台的法律地位——数字法治政府的组织法观察

12345平台内生出一种不同于行政权力、社会权力的新型权力——数字权力,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治理需要,基础是合作行政,载体是数字技术。12345平台数字权力的扩张带来行政组织法难题,包括数字权力改变传统权力结构,挑战组织法的职权法定原则;数字权力模糊传统权力边界,带来行政合法性难题;数字权力带来去中心化,引发主体归责机制模糊化。12345平台是一种新的行政组织运作模式,“新”表现为一种以行政任务为导向的整体运作模式,形成一个动态化的数字生态系统;是以新公共管理为基础、逐渐转向网络治理范式的新型合作模式。12345平台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产物,应受行政组织法调整。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背景下,应以整体政府改革为面向,科学调整行政组织法体系;以数字素养、监督机制、技术和法律手段解决行政合法性难题;从采购思维转向规则制定思维,依法设计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数字检察赋能行政公益诉讼:从技术嵌入到制度融合

在数字法治的命题下,数字检察旨在赋能法律监督,解决其“权”与“能”的不匹配问题。数字检察赋能行政公益诉讼并非仅是数字技术的援用和辅助,乃是技术与制度、组织的结构性碰撞。数字技术在嵌入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过程中,最初表现为技术对制度层面的程序步骤和监督方式进行逻辑修正,前者表现为将发现、调查核实以及诉前程序(检察建议)统合在同一逻辑层面,后者则指向于以数字画像拓展案件范围,监督视角可深入行政裁量,也投入数字空间。随着互动的逐级演进和议题的不断深化,检察机关置身于“许可网络”,数字信息与技术成本抵消治理效能,数字思维超越法律立场等问题开始涌现。因之,需要在组织层面予以回应,在不改变原本组织单元的情形下,对数字技术做新的理解、安排、保障,主要包括实施数据过程集成模式,借助数字技术深入介入“行政乱作为”,推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融通共享,从而实现技术与制度充分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