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宝桢奏疏拾遗

晚清黔籍文士丁宝桢工诗擅文,一生著述甚丰,其作品经过历代学者整理,已渐趋完备,但仍有部分佚文未见学界涉及。晚清报刊《教会新报》和光绪《曹县志》中载有《重宴鹿鸣疏》《奏请采办洋铁洋木等物造船疏》《请奖办理军火粮饷人员疏》《奏朝鲜国人遭风遣送回国折》《朝鲜国人遭风覆舟遇救循例抚恤奏恳疏》《请为曹县城隍神敕加封号折》,共六道奏折,均为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丁宝桢全集》失收。今迻录于此,并略加考辨,以飨学林同好。

“私怨”还是“公愤”——王余照控案与晚清川盐官运改制再认识

“王余照控案”所呈现的真实历史面向十分复杂。丁宝桢参奏王余照“多罪”的证言出于自流井职员李春霖,而李春霖为李陶淑堂的掌舵人,是王余照家族在富荣盐场的重要竞争对手,二人私交不洽,甚至对簿公堂,其呈控王余照多罪的“事实”大有可疑。丁宝桢将矛头直指王余照“私德”不佳,却故意隐瞒曾任用王余照为“总绅”参与川盐官运改制的事实,有意将上控一案导向王余照对自己妄怀“私怨”的报复性回击。丁宝桢所隐晦不语的是,二人不睦的真因在于盐务本身,王余照对官运商销制度落地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弊病的上呈,成为二人分道扬镳的关键。因上控内容基本属实,故不能以王余照窃名上控而视其为诬告。

王闿运受聘尊经书院史事考

王闿运受聘出任尊经书院山长,是影响四川近代学术教育的一件大事。这件事表面上看似简单,常被史家所忽略。其实此事的背景经过,当事人的初衷打算,以及其中的变幻曲折,牵涉甚广、异常复杂。从具体微观的研究角度搜寻线索,探讨王闿运受聘尊经书院的历史真相,可补前史之阙。

清末丁宝桢四川盐政改革及启示

盐业作为支撑四川经济的重要产业,盐政的优劣直接关乎国计民生的大计。道光、咸丰以来,四川盐政废坏,岸区倒悬,私盐泛滥,税课亏损,积弊重重。作为封疆大吏、中兴名臣之一的丁宝桢,在1876年升任四川总督后,针对川省当时的盐政积弊,深入调查官场民情,在任其间,雷厉风行地在四川推行盐政改革,实行官运商销制度,成效显著,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创新求实精神,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

丁宝桢与四川机器局及其历史价值

丁宝桢创办四川机器局坚持不用外国人,依靠本国的技术力量,鼓励和支持技术创新,成绩卓著,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四川机器局是富有近代文明气派的新事物,它的建立在四川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有别于自然经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标志着四川近代工业的开端。四川机器局以其自身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有力地推动了四川近代工业的发展。四川机器局陆续将生产的大量军用物资用于国防建设,在加强我国西南边疆国防建设和抵御外辱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丁宝桢以执著追求中国近代化的爱国精神投身于办近代工业企业,他为促进四川近代工业的出现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开创四川近代工业的有功之臣,一位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

从“康藏有别”到“川康有别”——丁宝桢至赵尔丰督川时期对外国人进入康藏游历的应对与管理

对于外国人进入康藏游历,晚清中央、地方政府采取了大量相关的对策措施。总体而言,1875年前清廷的对策可概括为"入康不入藏",即有限度地允许或默许外国人进入康区活动,而对于入藏则加以严禁,一经发现,即刻押解出藏区;康藏地方各界亦对外国人谋求入藏持强烈抵制和反对态度。丁宝桢督川时期,利用康藏地方各界"阻洋"的普遍社会心理,采取"借藏阻洋"的策略,强调"康藏有别",力图使外国人难以进入藏区腹地。这一策略收到了一定效果,但也有多方面负面效应,加剧了康藏地区本就复杂的局势,造成"洋汉均阻"等问题的出现。赵尔丰调督川康后,实行"川康有别"的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对入康外国人的管理。外国人进入康藏游历以及晚清各界的上述做法,在近代中外关系史和康藏局势上产生了多重后果。

“纵橫计不就”:王闿运光绪四年“出山入川”发微

王闿运受聘主讲四川尊经书院,是他传奇人生中备受关注的一件大事。而翻检相关史料,发现王闿运光绪四年"出山入川",接受总督丁宝桢邀聘,初衷并非充任尊经书院山长,后来他勉强受聘,却不安于位,拟想"辞师居友,聊尽所长",再展其"纵横名士"的奇才大略,扶助丁宝桢、刘长佑在西南成就霸业,但"赞幕无功,诲人复倦",于光绪十二年倦归湖南,留下一段"纵横计不就"的豪情与悲苦。

作为战略家的丁宝桢

丁宝桢通籍后,戎马征战十四五年,不惟亲历战阵,更以战略眼光考察全局,摸清敌我态势,在战略指导下战术运用自如,绝少败绩;为固国疆,图维海防、边防,思虑缜密,设施周备,而且高瞻远瞩,谋深虑远,不愧是战略大家。

能工巧匠曾昭吉事略

历史研究向来重视对帝王将相的研究,比较忽略对能工巧匠、企业家的研究。其实,能工巧匠、企业家也都堪称社会精英。曾昭吉在没有机器设备的情况下,能仿造出机器、洋枪,后来又能创办四川机器局,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我们在重视研究帝王将相的同时,也应该对能工巧匠、企业家进行必要的研究。

丁宝桢与“贵州兵乱”析论

咸丰年间贵州爆发大规模的叛乱。清政府因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对贵州兵乱无力应对,丁宝桢在1854-1859年间以在籍翰林院庶吉士的身份组织团练,参与了对贵州各地叛乱的平定和助剿,并因功受到清廷的褒奖升迁。在平定贵州兵乱过程中,丁宝桢逐渐形成了刚正清廉的优良品质和办政风格,成为其正式治军和步入仕途的开始。

王余照控案与清末川盐官运中的多重博弈

光绪初年,食盐官运商销改革在四川颇见成效。期间,灶户王余照上控一案中,光绪帝与户部、丁宝桢等川省官员及王余照等地方绅商的应对态度,以及事件最终走向都反映着各方势力的利益考量与角逐。中央与地方间的权、利相争使矛盾产生,各方不断通过权、利交换谋求利益的行为注定使改革的实际运作与条文章程之间交错影响,产生弹性空间,也为矛盾的调和提供可能——中央通过与督抚的权、利交换作出让步;督抚借调和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实现权力扩张,为施政争取了空间;地方借中央与督抚的博弈来争取生存、发展空间。由此,该案有助于我们管窥清末制度嬗递前期的历史面向。

丁宝桢为藏事致沈桂芬函

《致沈经笙[1]中堂》是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札[2],写于光绪五年(1879)的农历七月七日。是当时的署四川总督丁宝桢[3],写给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沈桂芬有关洋务和藏务的信札。从这封信所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之中,可以了解封建王朝与周边的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史鉴今,或许能对我们今天的少数民族政策提供有益的借鉴。

光绪丁戊年间阎敬铭、丁宝桢、曾国荃往来信函中的史料

发生在清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是中国近代史中最著名的大祲奇灾。本文通过当时稽查山西省赈务大臣阎敬铭以及山西巡抚曾国荃致丁宝桢的几封信函,为这段历史补充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丁宝桢墓位置考论

2019年6月济南市历城区祝舜路北侧洺悦佳园工地发现疑似丁宝桢墓的消息引发学术界和广大市民关注。本文根据已披露的部分档案、地方文献及碑刻资料、丁宝桢长子丁体常手绘墓地彩图的记载,济南市博物馆两位知名专家的看法,丁宝桢墓地附近老人的回忆资料,以及《辛甸居志》一书的相关记载,考证洺悦佳园工地发现的大墓就是丁宝桢墓。

以守为战——丁宝桢在山东时的海防战略

本文旨在结合薛氏兄弟致丁宝桢信札中的有关史料,介绍光绪初年中英外交争执这个背景下,丁宝桢在山东所实施的海防战略。

光绪初年丁宝桢督川与官场斗争

光绪初年,丁宝桢入主四川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打击了诸多既得利益者,招致川省臬司方浚颐等部分官绅的不满。对丁宝桢不满的官绅在朝中引援,以川籍京官吴镇为代表的言官极力弹劾丁宝桢,另一方面他们交结朝中掌权的南派人物,特别是入川的钦差大臣。川省官绅和朝中川籍言官以及入川的南派钦差,三方势力屡屡为难丁宝桢,为其改革带来了较大的阻力。然而,丁宝桢不畏参劾,适时反击。在好友阎敬铭的帮助下,阻挠丁宝桢改革的重要人物大多被参纠革职,这为丁宝桢督川改革营造了一个较好的官场环境。对这些官场斗争的考察有助于加深对丁宝桢的研究。

丁宝桢集外文四篇释证

晚清名臣丁宝桢传世的散文不多,今从光绪《郓城县志》、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光绪《新修菏泽县志》、民国《清镇县志稿》辑得丁宝桢《侯家林大王庙记》《新建尚志堂记》《新筑障东隄记》《省斋西行吟草叙》四篇逸文。通过与其他文献比勘,可考订逸文确为丁宝桢所作。今迻录于此,以备文献之征。

大运河之终

咸丰五年,黄河于兰阳铜瓦厢决囗,改道由山东入海。由此给山东人民带来无穷的灾害,尤其是大运河处于被冲废的危险,形势岌岌可危。面对黄河改道,清政府内部出现两种主张,争议持续了20年,最后终以无力回天而接受这一现实。围绕黄河穿运问题,清政府被折腾了40多年,虽然对运河进行了屡次挑浚、治理,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终不能抵御黄水日益严重的淤滞。在浩浩东去的大河面前,这一延续元明清700多年文明的京航大运河终于废止。随之,整个封建皇朝制度的殿堂亦即陷于坍塌之中。

丁宝桢洋务思想初探

丁宝桢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实践者之一,他的洋务思想内容比较丰富,富有特色。

从“固川保藏”到“筹边援藏”:晚清西南边防意识之形成——以丁宝桢督川十年(1876—1886)为例

"固川保藏"、"固川图藏"、"筹边援藏"是晚清经营西南边务的封疆大吏们逐步提出的西南边防战略。本文以丁宝桢十年督川治边为例,探讨晚清政府在海防、塞防俱紧背景下川藏经营思想的形成以及"固川保藏"、"筹边援藏"等边防策略的初步实施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