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范经筵的政治性思考——以大礼议后期“汪佃事件”为中心

汪佃因经筵讲读被贬斥,进而累及整个翰林院,这便是"大礼议"后期标志性事件——"汪佃事件"。考察这一事件,并与其后顾鼎臣讲读与汪佃相同文本《尚书·洪范》受到褒奖进行对比,从中发现《洪范》在"大礼议"事件中扮演着权力交接的标志性作用。在皇位合法性得到巩固以后,世宗进而转向实际性的权力诉求,即希望通过标志性仪式的方式从武宗旧臣处获得真正权力。但武宗旧臣仍抱持固有观点,对世宗的诉求采取不加理睬甚至抵制的态度,最终促使世宗下决心对武宗旧臣进行清洗,并通过召回顾鼎臣等先朝旧臣重新讲读《尚书·洪范》经筵,来确认权力交接的合法性。可以说,"汪佃事件"的顺利解决,代表着"大礼议"过程中王朝新、旧权力交接的正式完成。杨廷和为首的武宗旧臣离开政治舞台,世宗通过选拔新臣和召回老臣的方式,正式建立了新王朝的权威。

蔡元定对河图洛书的区分——兼论蔡氏父子的范数之学

蔡元定主张"河十洛九"、"河先洛后",与刘牧的"河九洛十"、"河洛同出"说相反。蔡元定强调河图与洛书的区分,与朱熹的"虚中为易、实中为范"说企图融合河图、洛书也不同。其目的是加强十数图与《周易》八卦的关联,九数图与《洪范》九畴的关联,进而将《洪范》纳入易学系统。其子蔡沈的《洪范皇极》以《周易》为象学,对应河图,以《洪范》为数学,对应洛书,正是这一目的的体现。这一区分是对刘牧河图、洛书说的发展,蔡氏父子由此构建了其范数之学。

《全宋诗》之司马光、范纯仁、赵鼎臣、赵鼎诗重出考辨

《全宋诗》著录诗人九千余人,卷帙浩繁,出之众人,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重收诗现象。对此,学界已做了不少修订工作,如陈新等人编著的《全宋诗订补》、张如安的《〈全宋诗〉订补稿》。但司马光、范纯仁、赵鼎臣、赵鼎诸人名下还有不少诗歌与他人重出,很有必要对这些诗的归属加以一一考证。

清末新政前夕云南边疆军政高层冲突及影响

清末新政实施前夕,彼此相互牵制、职权又重合的云南提督冯子材与云贵总督崧蕃、云南巡抚丁振铎围绕云南军政权力分配发生了公开冲突,这既是甲午战后清朝中枢与地方权力结构失衡的表现,也从另一维度呈现了云南地方社会政治矛盾日益尖锐化的面相。这次冲突表现出的清廷中枢力量日益“弱化”、央地之间的复杂互动、云南地方军政高层的“歧异”、云南地方财政及军事的不足等内容,都将制约新政的正式政令及改革举措的实际运行效果。位处西南边疆关键地区的云南社会政治的这些复杂形态,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清末新政在西南边疆的实施必然面临各种难以预料的复杂、艰巨局面。深刻洞察这一复杂景象,才能对清末新政在西南边疆的具体实施有更全面、透彻的理解和认识。

从“范注”看《定势》篇的主旨和理论地位

《定势》篇的"势"范畴及主旨是"龙学"研究中的难点。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对《定势》篇主旨及理论地位作了深入探究,指出《定势》的主旨是"别体",是确立"循体成势"的原则,并首次指出《定势》与"论文叙笔"的紧密联系,从而不仅使《定势》篇与"论文叙笔"的作意明朗化,也指明了《定势》篇在《文心雕龙》中不同寻常的理论地位。

不可忽视的美学特征——乡土小说独特的“三画”、“四彩”

作为世界性母题的乡土小说,在中国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变化,在这一个世纪的历程中乡土小说演化出了不同的形态和主题,为文学史增添了绚丽的一笔。作为乡土小说美学特征的"三画、""四彩",在乡土小说的创作中无疑是展现乡土小说审美形态的重要手段。丁帆凭借自身敏锐的审美能力,抓住这一重要元素来评价乡土小说的发展历程和反思中国乡土小说的创作过程,为过去、现在及将来的乡土小说创作和评判提供了一条参考价值标准。

铭文补释两则

本文讨论了尹光方鼎的定名问题和繁簋的铭文释读。尹光方鼎,有学者定名为逦鼎、各鼎。本文认为该器应定名为尹光鼎,句中"唯格"是一种表示时态的句式,大意为,尹光参加宴飨的时候。繁簋,"繁伐于伯"中,"于"可能是连词。为节省刻写空间,满足铭文谋篇布局的需要,使铭文更显美观,将"于■伯"后置于谓语动词后,"■伯"使用重文符号表示,既作前句连词"于■"的宾语,又作后句主语。"繁伐于■伯",大意为,繁与■伯征伐。

白璧有微瑕——论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教材

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自2013年出版以来,颇受瞩目与好评。该书体例新颖、创新度高,但如果从作为高校中文专业本科生现当代文学课程教材的角度观察,该书还存在一些缺憾,具体表现为存在不适合纳入教材的学术争议性内容、一些观点有失偏颇、史实叙述方面存有硬伤、结构行文逻辑线索不够清晰、所论文体比例失衡。

回归革命:中国现代文学史再重写的必然方向

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推动文学史从革命史框架中走出来,文学史与革命史的分离对于文学史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当两者分道扬镳之后,又逐渐形成了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文学史观念走向了革命的反面,否定了革命的意义,把现代文学的成就错误地归功为反动政府的功绩,另一种照搬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标准,与社会现实脱节,舍弃了根本的内容层面,陷入单纯的形式主义。这两种倾向都偏离了重写文学史的本意,把文学史编写引入了歧途。重写文学史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认识到偏离革命的错误之后,要在更高层面向革命回归,回到现代历史语境中去,把握现代文学主流,客观评价革命文学思潮的历史地位,建构历史与美学双重标准下的新文学史框架。

从“鼎铛玉石”释义谈名词意动用法的界定问题——兼与胡安顺先生商榷

笔者认为胡安顺先生提出的"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分别指"宝鼎、美玉、金砖、珍珠四种宝物"的观点需要商榷。"鼎铛玉石"的语义,"视贵如贱"解释比较稳妥;其语法解释,当以"名词意动用法"最为合理、明了。当然,对名词的意动用法相应地需要重新作一个界定。

由一首赵藩诗引出的话题——龚鼎卒年质疑

龚鼎为保山名宦,其卒年却疑点甚多,现由赵藩的一首诗出发,结合相关史料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对保山地方历史文献研究有所禆益。

三種新發現清代山東方音韻圖述要

文章對《新訂韻略反切易知録》《反切捷要》和《韻學入門》的音系做了比較詳細的介紹,並對音系特點和性質做了重點分析,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書中音系到今音的發展演變情況。

丁日昌巡台时期的“开山抚番”政策——兼论闽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

"牡丹社"事件后,沈葆桢倡议"开山抚番",这项政策也成为台湾防务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丁日昌任福建巡抚后,积极推行沈葆桢的未竟之业,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方面入手,继续实施"开山抚番"。另外,他从台湾番民的利益出发,妥善处理番务,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维护了民族关系的稳定。闽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制确立后,他两次渡台,陈情时弊。然而,由于丁日昌自身的健康问题、辗转往来耗时费力、台湾兵饷受到掣肘、台事不得专办等因,这项制度不久即被取消。丁日昌成为首位执行该体制的福建巡抚,亦是最后一位。

莒太史申鼎铭之“樊仲”考

莒太史申鼎铭中讲述器主申出身的铭文作"■仲之孙",对其中的"■"学界有不同的释读意见。不过,这些意见从字形到文意皆存在问题,因而"■"的释读值得进一步研究。清华简、上博简中有一类"樊"字的特殊写法,据此可知"■"从邑樊(或燔)声,在铭文中读为"樊"。铭文之"樊仲"即周宣王时的辅弼大臣仲山甫。器主申为名臣樊仲的后代,时任莒国太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