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参与义赈的原因分析——以“丁戊奇荒”为例

"丁戊奇荒"时期正值中西文明交流、碰撞时期,绅士们参与义赈,这既与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关,也有受到西方文化思想影响的因素。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撞击中,绅士们往往表现出矛盾心态:在借鉴西方赈灾机制的同时又对外国人赈灾误解、猜疑甚至与其展开竞争。在此围绕"绅士"这个主体,以赈灾思想为主要线索,运用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等考察绅士赈灾的原因。

论“丁戊奇荒”期间青州府的灾情与救济

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对青州府造成严重影响。这场大旱灾持续时间长、破坏严重,引发一系列诸如粮贵物贱、卖妻鬻女、公序良俗遭到破坏,社会动荡不安、大量民众外逃和死亡,人口减少等社会问题。“丁戊奇荒”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吏治废弛、仓储空虚、战乱频繁、饮酒之风、人口增长造成的环境破坏等都加重了此次旱灾的破坏性。青州府在此次旱灾中采取的多样性的救灾措施,呈现出近代特点:首先是救灾主体多元化,实现从政府主导向政府、社会多方参与转变;其次是救灾方式多样化,实现从单一救灾向多样救灾转变,救灾手段愈加灵活,救灾经费来源更加多元;最后是救灾机制规范化,逐步设立专门的救灾机构,制定完善的救灾制度。

“丁戊奇荒”中的灾情信息传播与“洋赈”

1876—1879年间,在山西、山东等北方五省爆发"丁戊奇荒",在华西方人发起"洋赈"参与赈灾。受信息渠道所限,西方人掌握的来自沿海和内陆的受灾情报严重不对等,对中国灾情形成的"认知地图"与灾情实际分布不符:"洋赈"初期主要围绕灾情消息较多的山东展开,而未涉及受灾最重的山西。此时,《京报》将国际社会的触觉从中国沿海开放地区延伸至饥荒的中心区域,上海英文报纸刊出的《京报》译文极大增强了灾情信息的影响力,其他国家和地区媒体纷纷跟进,使灾情全貌逐步呈现在国际社会眼前,"洋赈"重点及方式策略也随之发生转变。不同地区、群体的人们在传播灾情信息过程中获得了话语权,表达了多元诉求。"洋赈"由一种单纯的民间行为上升到了国家民族利益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