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汉社会调查思想与实践研究

中国早期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注重实地社会调查。社会调查对于认识中国社会及其问题、提出社会改革方案,以及社会学学科的发展,都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聚焦于中国早期社会学家中注重实地调查的代表性人物——李景汉,展现他面对厚重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经济动荡,试图以社会调查这个“新工具”,为中国的社会改造和现代化“开路”的激情与决心,为社会调查本土化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分析李景汉对于调查技术背后的人文环境、调查与社会改造以及救国救民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对其工作的贡献、意义,以及在调查技术和伦理方面的某些局限性进行讨论。

从《鹿洲公案》看清初知县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有关古代县官,学界过去多从政治制度史的角度加以探讨。此文则试图从乡村社会史的角度出发,通过解读蓝鼎元的《鹿洲公案》,以雍正年间蓝鼎元任知县时审判过的案件为例,分析处在政治国家与民间社会交汇点上的知县,在鲜活的海疆乡村社会里所开展的社会控制实践、实际效果、局限性及其原因所在。

“定县再调查”与农村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郑杭生主持的"定县再调查"延续了李景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调查的学脉,也是我国社会学界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展以县域社会为单位的长时段追踪调查的重要尝试。该调查历时七年、参与人数众多,既包括乡村社会变迁的综合性调查,也包括对农村消费、借贷、交换、经济合作、基层政权、社会动员、家庭结构、卫生健康、职业分化、纠纷解决等各个领域的调查与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定县再调查"始终贯穿着明确的理论自觉意识,对于中国特色乡村发展道路、乡村研究的理论命题、乡村研究的方法,以及农村社会学学科建设都有着深刻的反思,对今天的农村社会学学科发展和乡村振兴实践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博士下乡与“乡村建设”——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北定县平教会实验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博士下乡",是民国时期知识界颇具影响的运动,对旧中国的乡村建设有重要促进作用。当时,很多博士由于受到爱民报国之心的驱使、乡村衰败现状的刺激和晏阳初人格魅力的感召,纷纷来到河北定县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他们深入田间地头,把科技知识运用于生产实践,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推行"四教三式",密切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促进农民素质的提高;设立县政研究院,将学术研究与县政建设结合起来,促进农村社会的进步。当然,由于战争的影响,"博士下乡"无奈地终止,但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红色旅游的联动开发模式——以安徽省黟县、定远县比较研究为例

近年,在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的共同驱动作用下,红色旅游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其经济、社会、文化的积极影响日益突出。针对红色旅游的功能、意义、特点、市场等特征,结合安徽省黟县和定远县的红色旅游规划实践进行类比研究,认为红色旅游的开发应采取联动开发模式,形成整体综合优势,实现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功能。联动开发主要包括形象联动、资源联动、产品联动、产业联动、区域联动、营销联动等方面,具有目标层、战略层、操作层等层次。

清初知县蓝鼎元与潮普地区海盗治理

蓝鼎元将广东潮普地区视作"海国"。在这一"海国"社会里,海盗有其形成的缘由所在,其特殊的社会构成、一定的社会基础,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们之所以为知县蓝鼎元镇压,在于所处历史时代及其施政理念。蓝鼎元在海盗治理方面颇有政绩,但在海盗认知方面却不乏狭隘性与局限性,从反面意义上讲,这对于我们成功地走向海洋战略管理的时代不无益处。

从“喀科运”到“定县实验”——中印两个另类教育个案对科学发展观的实践阐释

本文描述、分析了中印两个特殊的教育案例,试图证明非正规教育形式对乡村发展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以便丰富科学发展观的实践。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与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研究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是著名的定县调查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学研究的一部力作,在中国社会学调查方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定县社会调查,在目的上强调学术与实用并重、在方法上既重视借力传统社会关系更突出采用现代社会学调查手段、在资源整合上注重通盘筹划和全方位协同,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其调查思路和方法仍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以《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关照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生活,显然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然而,中国乡村建设依然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以定县调查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担当精神、学术品格推进中国乡村社会调查研究,为决策者推行工作时提供"参考之材料及可靠之根据"依然是当下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大使命。

民国时期留学生与乡村教育实验——以河北定县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生群体从事河北定县乡村教育实验的活动,是他们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乡村教育发展的一件大事,也是把中国农村融入现代化轨道的一次有益尝试。他们深入定县农村,开展社会调查,并以此为依据,采取多种策略与方式,富有成效地推进乡村教育实验,如推行以编写课本读物、创办平民学校为主要方式的识字运动,提高农民的识字率和文化素质;以创造中国式的现代戏剧的方式,丰富农民的文艺生活;以推行农业改良来提高农业生产率和促进生产发展;以实行导生制来解决农村教师缺乏问题,提高教学质量。他们从事定县乡村教育实验的成功经验,也为我国当下农村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加大农村教师培训力度,提高农村教师整体素质;重视农村成人教育,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注重社会调查与产学研结合,提升农村服务质量;引导大学生走进农村,服务农村经济发展,奉献社会,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20世纪以来合作社发展的纵向比较——以冀中定县为例

合作社常被作为解决分散的小农经营困境的主要途径。从20世纪以来定县合作社实践来看,定县实验时期的合作社稳步推进,取得了一定成就。合作化运动初期合作社的发展基本是积极稳妥的,对农村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但随后"左"的错误蔓延打乱了合作社的正常发展路径。80年代中期以来,定县各种形式合作组织不断发展,但总体看很多合作组织更多带有公司性质,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

知县蓝鼎元历史品格的解读

在清初潮普地区社会治理实践中,双重性品格亦即实政实治之官与社会中介功能,矛盾性品格亦即理想与现实、保守与先进的矛盾,二者构成了知县蓝鼎元的历史品格,前者体现出了县官群体的一般性特征,后者则为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代、官府与民众等诸多矛盾作用下的必然。人物历史品格研究能够洞察到历史人物内在的共性与特性,不失为拓展清代政治人物研究的一种尝试。

晏阳初“定县试验”与新农村建设中教育与发展的互动聚合

晏阳初以改造中国乡村为重点,首倡"四大教育",并采取"三种方式"加以实施,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教育范畴,并成为社会改造的重要内容,为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和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周作人的定县之行

周作人以"人"作张本,吸引了一部分赏识"个性主义"的朋友和弟子,有意识地在自己所关心的社会问题上发出独特的声音,定县之行就是这样实践的结果。从历史上看,周作人定县的成行至少可在近和远的两个方面来考察。在身列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间,底层立场的德先生和实事求是的赛先生是很多知识分子据以自律和斗争的资源和利器,周作人也同样如此。思想、性格和处境的关系最终促使周作人选择了启蒙的精英立场,而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往民间去"(V Narod)的社会行动(救亡)方案。定县之行带给惯于书房的周作人以积极的影响,促进了周作人对于知识分子启蒙的再认识和调整。

对高昌国诸城“丁输木薪额”文书的研究——兼论高昌国早期的诸城分布

吐鲁番阿斯塔那48号墓出高昌王国多件诸城"丁输木薪额"文书,经考订作了完整的内容复原。通过排比研究,确定为章和初或以前王国对全国十二县征调丁输木薪额的文书。反映出在章和以前存在过一段十二县行政建制时期,它是麹嘉、麹光执政时在原八城基础上的扩大,也是向章和年间一都三郡十五县建制的过渡。十二县布满吐鲁番盆地各片绿洲中心地带,诸县丁输数也反映出各县居民的规模及差异。

抗战前的定县平民教育实验与当今的社区教育

抗战前十年晏阳初先生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省定县开展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平民教育实验,对我国当前县、镇、村的社区教育的发展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

在儒家民本思想及欧美新思潮影响下,20世纪20—30年代晏阳初率领同仁在河北定县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他们由社会调查出发找出农村社会的主要问题,提出“四大教育”、“三大方式”以及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在乡村平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变动及社会改良均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是中国现代史上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运动的重要流派,对当代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知县蓝鼎元入狱事件探微

清朝雍正年间,政绩卓著的知县蓝鼎元突然间被免职入狱,经过地方势力之间的反复较量,蓝案历经四年最终平反。蓝案的发生看似偶然却是一种必然,蓝鼎元社会治理的艰辛岁月与罢官入狱的政治悲剧,反映出了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展现出了清初国家"大一统"实践过程的艰难与挫折。

读刘敦桢先生未刊手稿《河北定县开元寺塔》有感：谨以此纪念刘敦桢先生110周年华诞

2006年初,数篇已经散佚70余年的论文原稿在中国文物研究所被发现。这些极其珍贵的手稿皆系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二位先生于1936年前后撰著,应是当年中国营造学社准备刊行的学术专辑《古建筑调查报告专刊·佛塔》的主要内容。今年9月19日。适值刘敦桢先生110周年华诞之纪念。作为最先亲睹刘敦桢先生七十年前未刊手稿的晚辈末学之一,本文即是笔者研读其中《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一文的读韦笔记,不揣浅陋,善昧为之,谨以此表达对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先贤前辈深切的怀念与无上的景仰。

抗战前的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及其对当代社区教育的启示

本文简要地分析了晏阳初先生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于抗战前十年间在河北省定县所开展的平民教育实验,总结了该项实验的基本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推动今后的县(含县级市、区)、镇(乡)、村的社区教育向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乡村公共空间的雏形与定县戏剧试验的创作衍变

20世纪30年代的定县戏剧试验是中国现代戏剧史的独特现象,研究者较多,但常常忽略它自成一格的生成过程,一些重要问题仍语焉不详:它究竟应被视作戏剧教育运动还是艺术革新先锋?作为戏剧大众化的典范,它又是如何理解和表现"大众"的?对此,考察定县戏剧试验在创作上的衍变极为必要,内容和形式的更迭、联系凸显了定县戏剧试验的重心,即构建一个群己相维的乡村公共空间,把演出空间和剧场观众的劣势转变为优势,在此过程中,"大众"不再是下层启蒙者发现的风景,而就是戏剧自身。